阮文达公督粤建学海堂，初拟于前明南园故址，略觉湫隘。又拟于城西文澜书院，以地少风景。又拟于河南海幢寺旁，亦嫌近市。久之，始定于粤秀山麓。堂中远眺，海门可见。堂阶南出，循西下行折而东，有石嶝迤南至于外垣。其中百竿一碧，三伏时不知暑也。堂后有启秀山房，居山之前，故名，今祠公栗主于其中。堂东石嶝陂陀，梅花夹道，西达于山房。其东最高处有亭曰‘至山’，堂名‘学海’，取何邵公语；亭名‘至山’，则取扬子云语也。堂南有室，为藏书处。堂之外门，西向与文澜阁外门相对。阁上碧瓦朱栏，与堂相辉映，《皇清经解》板藏于此。公之初命题也，第一课系［1］［1］《辛巳丛编》本“课”字后有“王伯厚”三字。
［2］《辛巳丛编》本“《日知录》”前有“顾亭林”三字。
［3］指钱大昕《十驾斋养新录》。
《困学纪闻》、《日知录》［2］、《养新录》［3］三跋。公在粤凡十八课，移节云南。乃选高才生吴应逵①、赵均②、吴兰修③、曾钊、林伯桐、张杓④、马福安⑤、熊景星⑥为学长，额定八人，分拟经史诗赋等题，分阅诸卷。有缺，七人公举肄业生充补，论者谓自有书院以来，其法莫善于此也。
番禺张磬泉学录杓，嘉庆戊辰恩科举人，以大挑选揭阳县教谕，改就国子监。学录秉性刚直，与人豪迈，自少喜为诗、古文词，兼工汉隶。娶邓孺人，不两月而卒，遂不续娶。新会富商卢观恒⑦尝与从兄争田，拔其髪。观恒死，子文锦以观恒尝置义田，立义学，有功桑梓，丐绅士呈请从祀乡贤，已奉俞旨矣。刘三山孝廉⑧稔知颠末，上书总督襄平蒋公⑨，力陈不可。总督以公事不当私谒，还其书，令具牒。孝廉述于陈仲卿⑩秀才，秀才韪之。于是，阖属绅士奔走相会者二百余人。嘉庆二十年夏四月，联名呈大府。巡抚董公、布政赵公护前欲寝其事，道府以下为承审官者，皆迎意多方诘难，怵以利害，众不为动。会总督被经历李棠讦于部，朝廷命大学士钱塘章公、侍郎长白熙公按之，因以乡贤案付使者考问。章相固赵藩之戚也，意存左袒。既黜观恒祀，仍以术相挠。方是时，三山孝廉、仲卿秀才羁守南海署者五月，对簿于公庭者十数番，艰苦备尝，旁观股栗。学录悉与之俱，词色严正，言词抗直。使者研鞫月余，终不能屈。卒使祀典昌明，庠序无玷，维持名教，其功不甚伟欤？学录尝应南雄观州牧之聘，主讲道南书院，一时负笈从游者至馆舍不能容。会阮文达公督粤廉，学录诲人严正，特聘以授公子经。观州牧款留再三，学录曰：“吾非喜奔走公卿之门者，惟阮公为当代通儒，士林硕望，应聘而归，吾学当益进也。”比至省城，授经衙斋。时公子已冠昏，且得恩荫，将为部郎矣。学录犹不废夏楚，其刚直如此。幕中宾客多研经之士，学录自以为经学未深，乃不分昼夜研读经疏，遂得目疾，后竟成瞽。
道光二十一年，英吉利寇广州城。时高平祁恭恪督粤，虚怀下士，共筹防剿。学录书凡六上，发愤指陈，激昂慷慨。读其书，犹可想见其人。学录既没，文灿思读遗书而不获。甲寅冬，访诸学录之子祖望，得学录遗稿二卷，遗书盈箧，旁行斜上，朱墨烂然。时粤东红巾贼起，连陷郡邑，羊城戒严，仍恐散佚，急为校录，编为《仪礼古今文考》一卷，《经史笔记》二卷，《增校尸子》三卷，《增校汉崔实四民月令》一卷，《文集》一卷，都为《张学录遗书》八卷。学录尚有《重订三家诗拾遗》若干卷，旧存其弟子梁玉臣处。闻学录校此书时，馆某公署中，时天寒甚，侍者皆重裘，学录独披襌衣，侍者以告，始爽然添衣，盖孤诣专精不觉其寒也。其说经也，但求其是而不为墨守，援据洽博，持论名通。
阎百诗《濳邱札记》“丧服翼注”云：“余既缘孟子而断曰‘母不厌子’，因遍检《仪礼》、《礼记》注疏，又得五言曰：‘祖不厌孙，舅不厌妇，姑不厌妇，夫不厌妾，女君不厌妾。’若此者亦可作经读。”学录谓：“君厌其妾，故君在，公子为其母练冠麻，麻衣縓缘，既葬除之。及君薨，然后进而服大功。《丧服记》传曰‘何以不在五服之中也？君之所不服，子亦不敢服也’，君之所不服者，指公子之母言也。子亦不敢服者，为君之尊厌之也。故‘大功’章传曰‘先君余尊之所厌，不得过大功也’。厌公子，即厌公子之母也。夫不厌妾之说，吾不敢凭。钱辛楣《答问》［1］［1］指钱大昕《潜研堂答问》。
［2］钱书原文作“其从义转者”。论古音转音‘有以义转者［2］，如躬之义为身，即读躬如身。《诗》无遏尔躬，与天为韵’。”
《易》“震不于其躬于其邻”，躬与邻韵。非谓真先之字尽可合于东钟也。学录则谓：“《诗》‘我躬不阅’，《表记》作‘我今不阅’，今、躬声相近，疑《诗》、《易》皆读躬如今音，与天邻为韵。”
《尔雅·释诂》“如，谋也”，邵氏《正义》云“如，通作茹”，《周颂·臣工》云“来谘来茹”，《邶风·柏舟》“不可以茹”，郑《笺》俱云“茹，度也”，度即为谋，故《释言》又云“茹，度也”。学录则谓：“《广雅·释言》‘如，均也’，《周礼·司稼》‘掌均万民之食’，郑注‘均，谓度其多少’，是如有谋义，似不必读为茹。”其他论说多类此。
学录又尝语梁玉臣曰：“天下有至宝之书，不可不读。”请之，则《经典释文》也。玉臣名国珍，番禺人，治《经典释文》，尤深于《毛诗》、《韩诗》之学。道光十二年，程春海侍郎典试来粤，素闻曾勉士学正深于经学，并读所著《诗毛郑异同辨》，喜其释《诗》《定之方中》以为“旦中”之说，欲罗致之以魁多士。［1］［1］清人管世铭作有“定之方中说”，载《韫山堂文集》卷一，可参考。次场以“六月食郁及薁，七月烹葵及菽，八月剥枣”命题，以觇其用郑《笺》课“男功”之说。三场以经书天文为第一策题，因问“定之方中”以觇学正之对。是岁，学正丁艰，未与试。比得玉臣次场卷，其诗经文破题第二语正用《笺》说，决其为学正之卷，而策中之说不合，故允售而稍抑之。玉臣入都，尝于苏市得惠定宇手写《周易述》注并疏稿本，曾三易稿，玉臣珍秘藏之。后玉臣成进士，为内阁中书舍人，久居京师，收罗经学之书，不下万卷，斐然有著述之意。秉性谦退，所作不轻示人。后以病殁中途，遗书莫知所在云。
新会县在广州西南，刘宋永初元年置新会郡，隋平陈，废为县，又改为冈州。赵宋祥兴初，帝昺立于冈州厓山，忠义昭千古之臣节。江门理学，为一代之儒宗。自明以来，怀景炎之君臣不绝于口，衍白沙之学派不乏其人。尚巳惟是，渐尚空疎，徒滋辨论，则其失也。近日喜以汉儒之训诂说经，不蹈空诬之习者，以文灿所知，得一人焉，曰陈逢伯子骥，余己酉同年友也，经义亟为座师道州何子贞先生所赏。一试春官，遂不复出。不荣于官，授徒自给。以惠定宇《周易述》所说《易》义多未尽善，欲别为李鼎祚《周易集解》义疏云。
咸丰甲寅之春，余以红巾将乱，避地于江门，偕君步至白沙，揖文恭之绘像，瞻楚云之旧台，兴怀时事，感慨系之。西蜀自汉文翁而后文学已开，舍人为《尔雅》之注。《经典释文·序录》“《尔雅》，犍为文学注三卷”，一云犍为郡文学卒史臣，舍人，汉武帝时待诏。钱竹汀云《广韵》有舍姓，盖其姓舍名人。孙诒谷曰：“钱说未必然也。李善《文选·羽猎赋》注引郭舍人《尔雅注》，是其人姓郭尔。《汉书·东方朔传》有幸倡郭舍人，正值汉武帝时，岂即其人耶！盖本犍为郡文学卒使而入为舍人也。名则不可考矣。”子云有《方言》之辑。至宋，而眉山苏氏子瞻《易传》不袭玄风，多切人事。《书传》于治乱兴亡，抉择明切。子由《诗传》以序为本，又以其时经传并废，特作《春秋集传》以矫之。以《左氏》为主，有不可通，乃取《公》、《谷》。下及啖、赵，此皆切实之学，不蹈虚诬，非荒经蔑古者所可同日语也。近日以《毛诗》、郑《笺》说《诗》者，以文灿所闻，得一人焉，曰王海楼大令劼。原名晖吉，一字云田，四川巴县人。嘉庆癸酉举于乡，出宰浙江金华、西安等县。因滥刑毙命，部议降调，不准捐复原官，降捐县丞，改发江西。因隄工出力保举，以知县升用，部驳不准。大令因在都察院呈控吏议不公，有“赏不及功，罚浮于罪”之语。经部奏请钦派大员查核，以所控不实议降四级调用。所著有《毛诗训纂》若干卷，语多精确。凌筱南云亦工诗，王兰汀大使尝见之。
武进张皋文编修之授经弟子，好学而不永年者有二人：曰金安甫［1］［1］张惠言《安甫遗学序》作“江安甫”，见《茗柯文三编》。，曰金朗甫。安甫名承之，徽州歙县人也。年十四，从编修学时文，读江慎修《乡党图考》，奋然请治经。受郑氏《礼记》，日夜诵习，旁及他郑氏书，先汉诸儒说，考校推究，往往通大义。时编修馆于歙之江邨，方次《虞氏义》。凡所著《虞氏易》九卷，《消息》二卷，《礼》二卷，《事》二卷，《候》一卷，《郑荀义》、《易纬略义》各三卷［1］［1］张惠言所撰书原名为：《周易虞氏义》、《周易虞氏消息》、《虞氏易礼》、《虞氏易事》、《虞氏易侯》、《周易郑荀义》。，皆安甫手写之，并受其义。每写一卷，辄讲解之。书成，安甫悉能指说，益为编修校其不合者数十事。时编修所居为橙阳山，门前有小池，夫渠盈焉。五六月间，每日将入，安甫与编修之甥董士锡年相若，相善，并受《易》，各手一册，坐池上解说，风从林际来，花叶之气掩冉振发至足乐云。后士锡归常州，学不能竟。安甫从编修至浙，又至京师，更受《仪礼》，读未竟，以嘉庆五年正月朔日病死，年十有八。安甫于世事无所嗜，独好治经；于世之人无所悦，独好编修；唯编修言是从。饮食起居，必编修依。暂去编修，皇皇无所。税其游京师也，编修不忍沮之，其父母亦不忍拂之。其治经唯好郑氏，疾非郑者如雠，尝写《后汉书郑康成传》而次其年谱，系之以文，悠然有千载之思。每欲著书，编修尝戒之。卒之后，编修检其录，有曰《周易爻义》，曰《仪礼名物》，皆无书。《郑氏诗谱》、《虞氏易变表》略已具，未就。编修取其《易》表，定为二篇，附于所著《消息》之后。而录其条于各书者次为一卷，序而录之，为《安甫遗学》三卷，庶以存其大凡云。金朗甫，亦歙人。编修治《易》，于《虞氏义》条理缜密，朗甫尽通之，为之补正旁通，年二十许卒。编修序录其遗书，与安甫所著书合刻之。
练童子伯颖，名恕，吾粤连平州人，拔贡名廷璜之长子也。生而聪慧拔萃，出宰吴中。童子七岁随任读书，十二岁诸经皆毕。性喜考证，自九岁知读《汉书》，寻及诸史。至十四岁并《通鉴》浏览略遍，于历朝官制地理尤穷究。每与人言，上下纵横，异同得失，虽老宿莫能当也，群以神童目之。读书遇有疑义，可以他书对求，而得之者辄签记之。长乐温伊初孝廉，拔贡同年友也。于童子极相期许，且告之曰：“以子之好史，学不二十年，即为万季野、钱竹汀不难矣。”童子亦自喜特甚。居无何，竟以咯血卒于上海县署，年仅十有八岁，时道光十八年五月七日也。所著已成者有《后汉公卿表》、《后汉书注刊误》、《西秦百官表》、《北周公卿表》、《五代地理考》、《明谥法考》、《杂文》十一首。童子卒后，拔贡编为《多识录》四卷，刊以行。未及成者尚有《春秋地理表》、《十六国百官表》，又杂考经史十余篇。拔贡尝语伊初曰：“此儿夙解，都非意计所及。方其窃读《汉书》，尚畏吾见也，每袖至僻处观之。至年十一二时，试举《史》《汉》中事询之，辄数无遗。又云汉丞相有有传者，有无传者，若陶青、刘舍仅见诸表者也。再以两汉官制诘之，皆历历析其增损，是时方为《后汉公卿表》未成也。吾尝读沈东甫《新旧唐书合钞》序中有曰：‘刘司徒者’，儿辄指为误。诘之曰：‘刘朐为司空，未为司徒。’检《五代史》本传，果然。有友人以韩陵石示之，谓系高欢破尔朱荣事。窃语吾曰：‘韩陵之战，乃破尔朱天光，非荣也。’其于《通鉴》地理尤熟，窃尝论信陵君与诸侯兵追秦至函谷关，以今地理言之，当从某某进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