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帝创造的她就是这样的，她看到的和接受的自己也是这样的。她摈弃日常的现实生活，而且非常真诚地承认：“我不喜欢如是的生活——对于我来说，它开始有意义，也就是说只有在艺术中才具有意义和重量。如果把我送到彼岸，送到天堂去但却禁止写作，我会拒绝彼岸和天堂。物品我自然是不需要的。”她的经常性的自我肯定（某些人认为这是缺乏谦虚），她的骄傲以及她谈到自己的贫穷、屈辱和日常生活的困难时所流露的那种使人难堪的坦率，同样不合许多人的心意。事实上，这是诗人在对自己的与众不同方面，在对来自上帝——来自天生——来自命运的才能方面的坚定的信心。她经常反复说，如果一位美人儿摆出一副姿态，仿佛她对自己的姿色并不怀疑，那么她不是愚蠢就是虚伪地卖弄风骚。意识到自己的力量，是对的，而不是罪过。她常对我说，她经常发现，普希金和歌德意识到他们自己的力量——以及由于这种意识带来的欢乐。她不是要标新立异，她是有独创性的，从而吓跑了那些有时隐藏在伪古典主义面具后面的蠢材、伪君子和清教徒式的谦谦君子。他们认为对于大诗人具有典型性的自我中心主义是自命不凡，是盛气凌人。而且，玛·伊自己常常给那些错误的意见提供口实：有时候她压根儿就没有看见周围的人，于是他们便把她的专心致志当作蔑视，恰恰是同那些千方百计给予她帮助的人们在一起时她可能表现得冷漠、不公正、严酷。但是不应当忘记她那劳役一般的生活条件，她对命运的没完没了的抱怨——洗碗做饭、清扫、洗衣服每个人都能做，可她还会写诗——但是由于做饭、洗碗、清扫房间，由于所有这些必须从事的劳动，她不可能全力以赴来写诗，她说自己是一个勤杂女工，没有人使她摆脱开这些杂活儿，就连墨水都不得不兑水释稀，因为没有钱新买一瓶儿，而且只能在深夜或者清晨，由于没有写字台而坐在餐桌后面进行创作。她不善于生活，但是她却诚实地、顽强地挑起了自己的重担，这是出于对丈夫、子女、家庭的高度的责任感。她憎恨日常生活和一切劳役，琐碎的操劳使她没办法从事写作，她在没有必要的事情上，在使她精疲力竭的事情上浪费了时间和精力，她预示到她永远也不可能排除干扰而自由地进行创作。
1929年在默登有一次我问她，什么时候能够把关于贡恰罗娃的手稿交给《俄罗斯意志》。她耸了耸肩膀回答说：“如果能挤出时间来，过两个星期。”然后沉默了片刻，带着冷笑和痛楚补充说：“就说波德莱尔吧，他是一位诗人，他是一个信天翁，可是我是什么信天翁呢，不过是一只被拔掉羽毛的快冻死的小鸟儿，更确切说，是彼岸的一个精灵，偶然来到了这个陌生的、可怕的土地上。”这些话我当时便记了下来，永远也不会忘记。她说自己是一个“小小的栋梁”，选择了一小块儿地，为了肯定自己的真理，或者是一个“长着翅膀的，但却没有手的人”，因为她能够飞翔，却不善于做杂活儿。
浪漫主义者的一般的负担是现实与理想之间的脱节，他们在这里呼吸困难，只有在高处，在蓝天，才能痛快地呼吸，——可是玛·伊除了这种一般负担以外，还要增加一层经常贫困、沉重的体力劳动、受屈辱、受损害以及孤独的重负。她是一个三重流放犯，因为在侨民当中她是外人——作为一个人，她是一个难处的人，不善于处理普通的人际关系；作为一个浪漫主义者，她为在人世间过着俘虏般的生活而忧伤；作为一个诗人，她完成着自己的使命。茨维塔耶娃是经常感受到她的这种悲剧的，直到最后一刻，自杀才使她得到了解脱。
但是除了生就的浪漫主义以外，玛·伊还属于作为文学流派的浪漫主义。她的宗师主要是上个世纪20年代德国的浪漫主义作家，她阅读的是他们的原文作品，她非常熟悉，而且脱口而出——她的记忆力非常之强。她在同我交谈中经常引用一些她所喜爱的作家，如霍夫曼埃·霍夫曼（1776—1822），德国浪漫主义作家。、荷尔德林荷尔德林（1770—1843），德国诗人。、沙米索沙米索（1781—1838），德国作家。以及狂飙突进狂飙突进是德国18世纪70年代兴起的文学运动。时代的诗人们的作品。她非常喜欢海涅和克莱斯特克莱斯特（1777—1811），德国戏剧家、小说家。，而在法国作家当中她喜欢戈蒂埃戈蒂埃（1811—1872），法国诗人。，雨果的某些长诗，梅里美的中篇小说和斯丹达尔的长篇小说。有一个时期，她对阿兰傅尼埃阿兰傅尼埃（1886—1914），法国小说家。的《大个儿莫纳》十分着迷。
玛·伊对于作家和作品的某些见解使许多人感到吃惊。例如，她明显地既不喜欢托尔斯泰，也不喜欢陀思妥耶夫斯基，她与他们是格格不入的。她带着一种嘲笑的口吻说，如果到一个荒岛上去，她不会随身携带他们的长篇小说，而是要带上列斯科夫列斯科夫（1831—1895），俄国作家。的《大堂神父》和阿克萨科夫阿克萨科夫（1791—1859），俄国作家。的《家庭纪事》。她崇拜普希金，而莱蒙托夫有点儿使她讨厌，他的那种恶魔主义和拜伦主义不合她的心意。在我们的一次较长时间的文学交谈中，我徒然地对她说明，莱蒙托夫不是模仿拜伦，而是在他身上发现了自己本人，他把青年时代的装腔作势当作生活的真实，我受到他的诗歌的力量和音乐的鼓舞，我甚至把她自己的不间断移行（跨行跨行即一个句子断为两行，中间没有停顿。）——分行的、分节的和分音节的——同莱蒙托夫的作过比较，——她却避而不答。她突然开始惊诧，我们19世纪没有一位女诗人，卡罗利娜·卡尔洛夫娜·扬什（她就是这样称呼她的）除外，她在三十年之中是以巴甫洛娃巴甫洛娃（1807—1893），俄国女诗人，本姓亚尼什，父亲是德国人，莫斯科大学教授，她本人嫁给了俄国作家尼·巴甫洛夫。出现的，她的俄罗斯人的姓氏便是由此而来的。玛·伊坚定地补充说，卡罗利娜出生在雅罗斯拉夫尔，却死在故乡德累斯顿。在她之后，在我们的世纪初期，出现了一种什么运动——“自由思想派”风格，好像是洛赫维茨卡娅洛赫维茨卡娅（1869—1905），俄国女诗人。的风格——她毫不留情地援引了几句：“晚霞染成金黄色的田野/消逝在玫瑰色的远方，/黄昏的哀愁编就了/我那难以形容的梦想。”而然后突然是阿赫马托娃。玛·伊曾经受到她的鼓舞，写过诗献给她。据说，阿赫马托娃对茨维塔耶娃的诗歌持谨慎态度——不过，这是完全自然的。
玛·伊认为布宁是一个现实主义小说家——也就是说否定他的真实的心灵的本质。她对列米佐夫列米佐夫（1877—1957），俄国作家。很推崇，她说他的创作是哨兵的功绩，他为俄罗斯做出的贡献比所有的合在一起的流亡政治家都要大。
玛·伊喜欢某些作品，是因为她从这些书里发现了自己——时而充满了欢乐，如同在西格里德·温塞特西格里德·温塞特（1882—1949），挪威女作家。的纪事小说《克丽丝汀——拉芙朗的女儿》中描写的那样——她常常翻阅这本书——时而充满了痛苦，如果比方说话题谈到卡捷琳娜·马尔梅拉多娃以及她的贫穷、痛苦、被夺去的孩子以及用不上的法国话的时候。仿佛我问过她，除了她偏爱的浪漫主义作家以外，她评价作品时有没有尺度。她想了想，然后说，她重视高度甚于深度，精神要腾飞，诗歌乃是飘然上升。
玛·伊有许多纯表面的浪漫主义特征：青年时代她把自己看作是玛丽娜·姆尼舍克玛·姆尼舍克（约1588—约1614），女冒险家，波兰大封建主的女儿，伪德米特里一世和伪德米特里二世之妻。，醉心于暴动者——拉辛和普加乔夫的外貌，喜欢扮演一个以美色引诱男人的女人，并曾给一个迷恋她的少年写信——“亲爱的同龄人，/您的心依然没有死，/可是我却喜欢话语，/还喜欢镶嵌宝石的戒指。”引自短诗“白天已经夕阳西下……”（1915）。她一生都戴着吉卜赛式样的指环、手镯和项链，她对格里戈里耶夫阿·格里戈里耶夫（1822—1864），俄国文学批评家、诗人。的《吉卜赛族的匈牙利女子》写得那样俗气表示遗憾，并且加一句说：“不是他的过错。”我想，就连她的俄罗斯民间文学的尝试也是完完全全符合浪漫主义的愿望和人民性的。
她对爱国主义，尤其是民族主义是完全持否定态度的，对装模作样的“俄罗斯主义”也不能忍受。她认为反映日常生活的作家应当生活在俄罗斯，但是“抒情诗人、史诗诗人以及就其创作的本质来讲具有远见卓识的童话作家，最好是从远处来看俄罗斯”引自茨维塔耶娃回答《走自己的路》杂志的调查表，布拉格，1925年8—10月…这是她在我保存的一张从小学生笔记本上撕下来的纸上写的——这张纸是从下列有趣的肯定开始的（她常常重复这种肯定）：“祖国不是领土的标志，而是颠扑不破的记忆和血液。只有那些把俄罗斯看作身外之物的人，才会害怕不居住在俄罗斯，忘记俄罗斯。心里装着她的人，只有同生命一起才会失掉它。”这种信念为她的侨民生活作了辩护，而且非常忠实地表达了她的感情和思想。尽管她接受的是欧洲的教育，坚定地表白热爱德意志——贝多芬和歌德的祖国，并且完全排斥民族的、肤色的和宗教的差异，她在一切方面——举止、言谈、精神面貌方面却是一个十足的俄罗斯女性，一个莫斯科女人。难怪她把那么多的诗献给了莫斯科（“莫斯科，巨大的、/流浪者的收容院”引自组诗《莫斯科吟》之八（1916）。）。
无论是关于茨维塔耶娃创作的民间文学，还是关于她对祖国的感情（她的卓越的诗“乡愁啊！这早就已经/被戳穿的纠缠不清的事情！/对我来说全然一样——/在哪儿都是孤苦伶仃……”引自短诗“乡愁啊！这早就已经……”（1934）。）有许多是值得争论的（正如关于她以古希腊题材写的诗剧和长诗一样），但是这些作品在情绪上和文学上与浪漫主义的联系却是毋庸置疑的。同时，正如同她没有恶魔主义一样，她既没有这一流派的许多代表人物所习以为常的宗教主义倾向，也没有神秘主义倾向。在《小伙子》《小伙子》这篇童话长诗，早在莫斯科时，茨维塔耶娃便已动手写作，直到1922年12月在布拉格才最后完成。里，少女对吸血鬼的爱不带丝毫恶魔主义的性质。我在1924年曾经向E.A.利亚茨基指出这一点，说服他由他所领导的火焰科学出版社出版这部长诗。这家出版社原则上是不出版诗歌的，但是由于我的坚持，为《小伙子》开了禁例，因此它于同年在布拉格得以面世。
有趣的是，玛·伊的作品中没有任何宗教情绪。这位乡村神甫的孙女无论对于宗教还是仪式都漠然处之，关于上帝的神学问题和见解她丝毫不感兴趣，而如果谈到死、生命的意义、永恒、神圣和最高的公正，她会感到乏味，并且改变话题，或者援引蒙田蒙田（1533—1592），法国哲学家和散文作家。反对神学、经院哲学和教条主义。的学说。她不喜欢我开她的玩笑，暗示她内心里是同意这句有名的诗的——“诗歌是大地的神圣的理想的上帝”。
她同样缺乏浪漫主义者所表露的历史感。豪放、气魄吸引着她，不管它们出现在哪里——在过去还是在现在，她懂得，即便是从古代的席位上也能够达到某种内部的真实，但是她补充说：“为了心灵，而不是为了精神”，并且坚持认为这种重大的区别。她的一切都是在当时，在现在，她不理解事件的运动，她距现代比较远，她从不阅读报纸，她把自己的创作解释成是“反抗世纪、重量、时间、分数的阴谋”引自组诗《树木》之八（1923），引文不太准确，应为“这是反抗世纪——重量、总数、时间、分数的阴谋”…她一面扪心自问，艺术靠什么前进，一面重复她的一位同代人的话：“靠力量，靠热情，靠酷爱。”历史对它却没有威力。
还有一个特点，玛·伊的所有的朋友都了解。她称自己是“迷惘的事业的维护者”，并且坚持说，诗人总是应当与被战胜者在一起。她把真理的领袖与堂吉诃德等同起来（“战马——瘸腿，/宝剑——生锈。/披风——破旧，身躯——笔挺”引自短诗《首领归来》（1921）。）。她对白军运动溃败以后的饱食终日和沾沾自喜——和浪漫主义的遗产以及它的反资产阶级性，对庸庸碌碌、平淡无味和故意显示的美德的揭露，——无怪乎玛·伊所喜爱的作家——从霍夫曼和海涅到斯丹达尔和福楼拜都对这些报以嘲笑。至于俄罗斯文学我就不想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