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鲍里斯·帕斯捷尔纳克著
乌兰汗译
一
1917年7月，爱伦堡按勃留索夫的劝告，找到了我。于是我认识了这位聪明的作家，他是个气质与我完全相反的人，活动能力很强，性格开朗。
那时，政治流亡者、在外国遇到战争的人、被拘留在那里的人等开始像潮水般地从国外涌回来了。安德烈·别雷从瑞士回来了。爱伦堡也回来了。
爱伦堡对我谈起茨维塔耶娃，赞不绝口，他还把她的诗拿给我看。革命初期，在一次联合晚会上，我出席了属于其他表演者之列的她的朗诵会。军事共产主义时期，有一年冬天，我受人之托去看过她一趟，说了一些无关紧要的话，听了一些无关紧要的回话。那时我还理解不了茨维塔耶娃的作品。
那时，我的听觉已被充斥四周的遁辞饰语和要打破一切习惯用法的口号破坏了。所有正常地说出来的话我全都听不入耳。我常常忘记，除了人们强加在它们身上的那些花哨成分外，语言本身就可以含有一点内容和一点意思。
茨维塔耶娃的诗歌写得和谐悦耳、诗意清晰，并且只有优点而无缺陷，正是这些优点成了我接受时的障碍，妨碍我理解它们的实质。我在各方面所追求的并不是实质，而是不相干的尖锐性。
我长期低估茨维塔耶娃，如同按不同方法低估了其他许多人——巴格里茨基爱·巴格里茨基（1895—1934），俄罗斯诗人。、赫列勃尼科夫维·赫列勃尼科夫（1885—1922），俄罗斯诗人，未来主义者。、曼德尔施塔姆、古米廖夫。
我已经说过，在那些不善于有见识地表达思想、把拙口笨舌视为美德和不得已而标新立异的青年人当中，只有两个人，即阿谢耶夫和茨维塔耶娃，会像模像样地讲话，并会用标准的语言与风格写作。
突然，这两个人都放弃了自己的特长。阿谢耶夫被赫列勃尼科夫的榜样所迷惑。茨维塔耶娃则是内心世界发生了变化。不过，在她蜕变之前，我就被原先的、继承传统的茨维塔耶娃征服了。
二
她的诗必须精读。当我做到这一点之后，我就为展现在我面前的那种深不可测的纯洁和力量而发出了一声惊叹。周围从未有过类似的东西。我将紧缩议论。就算我说出来，我也不会觉得亏心的。除了安年斯基和勃洛克，以及有些限度的安德烈·别雷之外，早期的茨维塔耶娃就是所有其他象征主义者都想要当而又当不上的那种人物。在那里，在他们的文字创作在臆造的刻板模式和没有生命的古词语的领域里无力地挣扎的那些地方，茨维塔耶娃已一边轻松地翱翔于真正的创作的种种困难之上，一边以不可比拟的高超技巧闹着玩似的完成它的种种任务。
1922年春，当她已经在国外时，我在莫斯科买了她的一本小小诗集《里程标》。我一下子就被茨维塔耶娃的诗歌形式的抒情魅力征服了，这形式是呕心沥血地锤炼出来的，不是软绵绵的，而是极其简洁凝练的，不会在个别诗行上读不下去的，而会用自己的循环诗句的发展来不打断节奏地支配诗节的全部连贯性。
这些特点使我感到亲切，也许是因为我们受过相同的影响，也许是因为在性格形成方面有一致的动力，也许是因为家庭与音乐对我们起了同样的作用，还因为我们有相同的出发点、目的和爱好。
我往布拉格给茨维塔耶娃写了一封信，满篇是赞美之词，并因我竟如此之久地忽略她和如此之迟地了解她而感到惊讶。她给我回了信。我们开始通信，到了20年代中期书信来往尤为频繁，那时她的《手艺集》一书问世，莫斯科人也从书目中晓得了她的规模宏伟、内涵博大、新颖夺目、不同凡响的长诗《终结之诗》、《山之诗》和《捕鼠者》。我们成了朋友。
1935年夏天，我到巴黎出席反法西斯大会，当时的我不能自持，近一年的失眠症使我差不多要患上精神病了。我在那儿认识了茨维塔耶娃的儿子、女儿和丈夫，并像爱兄弟一般爱上了这个有魅力的、细心的和坚强的人。
茨维塔耶娃的家属坚决主张让她返回俄罗斯。一部分原因是他们都有思乡之情，并都对共产主义和苏维埃联盟抱有同情之心；另一部分原因是他们认为茨维塔耶娃在巴黎是不会有好日子过的，她在那里听不到读者的反应，会在空虚无聊的状态中闷死的。
茨维塔耶娃问我对此有何看法。在这个问题上我没有明确的意见。我不知道应当向她提些什么建议，非常害怕她和她那可爱的一家人将会在我国感到难以生存和失去安定。这一家人的总悲剧大大超过了我的担心。
三
在这篇导引式随笔的开头，在描写童年的那几页里，我提供了真实的场面和情景，记述了真实的事件，可是写到中间，我改为概述，开始局限于白描式地描写人物性格了。这样做是为了简洁。
要是我一件事接一件事和一个情况接一个情况地叙述志向和兴趣把我和茨维塔耶娃连在一起的全过程，我就会远远超出自己的规定的写作范围。我就该将这件事写成整整一部书，因为那时我们在一起经历了许多风雨沧桑，有喜事也有悲剧，它们总是出人意外地，又总是一次又一次地使双方都扩大了视野。
在这里，以及在其余的几章里，我将不谈个人的私事，而只讲一些极重要的共同性的东西。
茨维塔耶娃是一位怀有男性事业心的女人，办事果断，有战斗精神，性格桀骜不驯。她在生活和创作中都一往直前，贪婪地和几乎是凶猛地追求完整性和明确性，并在这一追求中走得很远，超越了众人。
除了已知的为数不多的作品外，她还写了大量的不为我国读者所知的作品，一些气势磅礴的鸿篇巨著，有的是用俄罗斯民间故事的风格写成的，有的是用众所周知的历史传说和神话的主题写成的。
它们的发表对祖国的诗歌来说将是一桩大喜事和一个大发现，并马上就会用这件迟到的一次性礼物使祖国的诗歌一下子变得丰富起来。
我认为，茨维塔耶娃将会得到最彻底的重新评价和最高的好评。
我们是朋友。我保存过她写给我的近一百封回信。尽管像我早已说过的那样，损失与遗失在我一生中曾占有一定的地位，但还是无法想到这些细心保存的珍贵书信总有一天会以某种方式丢失的。正是过分认真的保管工作毁掉了这些书信。
战争期间，我经常要去看望疏散到外地的家属。斯克里亚宾博物馆有一位工作人员对茨维塔耶娃崇拜得五体投地，她是我的好朋友，建议我把这些信连同我双亲的信和高尔基与罗曼·罗兰的几封信一起交给她保管。她把这些书信都锁在博物馆的保险柜里，却把茨维塔耶娃的信一直留在自己身边，因为她要手不释卷地保管它们，并且不相信防火保险柜的柜壁的牢度。
她全年住在郊外，每天晚上都随身带着一只装有这些书信的手提箱回自己家过夜，第二天早晨再带着它进城上班。那一年冬天，她下班回自己家的别墅时已经筋疲力尽了。离开车站后，走到半路上，在树林里，她忽然想起自己把那只装有书信的手提箱忘在电气火车车厢里了。茨维塔耶娃的信就这样离她而去，不见了。
题解：
鲍里斯·列昂尼多维奇·帕斯捷尔纳克（1890—1960），俄国诗人、作家，代表作有诗集《生活——我的姐妹》，自传体随笔《安全保护证》、《人与事》，小说《日瓦戈医生》，1958年获诺贝尔文学奖。帕斯捷尔纳克与茨维塔耶娃的关系因为他们二人加上里尔克的通信而蜚声全世界。他们的精神层面的遭遇以及现实层面的相遇都具有戏剧性。1922年6月的一天，茨维塔耶娃的诗集《里程标》辗转寄到了帕斯捷尔纳克手中。受到震撼的帕斯捷尔纳克，满怀兴奋、忘我的心情，好像突然发现了奇迹，他向“高贵的金光四射、举世无双的诗人！”致以骑士般的敬礼，仿佛想以这样的举动抵消深深的遗憾，他后悔前不久在莫斯科竟然忽视并错过了机会，与杰出的作品失之交臂。他后悔没有更早一点发现茨维塔耶娃的诗集，责怪自己“沉溺于小市民最可悲的习气：总觉得书籍想买就买，因而不愿意买书！！！”同一天他把自己的诗集《生活——我的姐妹》寄往柏林，并题词：“赠玛丽娜·茨维塔耶娃。鲍·帕斯捷尔纳克。22年6月14日。莫斯科”。帕斯捷尔纳克与茨维塔耶娃之间的友谊与爱情就这样开始了，二人热切的书信往来不断，连续多年。茨维塔耶娃6月27日收到这封信，既惊讶，又兴奋，过了两天，她写了一封回信。信中回忆了在莫斯科与帕斯捷尔纳克几次仓促的会面，还以大艺术家犀利的眼光分析了帕斯捷尔纳克的几首抒情诗。茨维塔耶娃收到帕斯捷尔纳克寄来的诗集，如同帕斯捷尔纳克看了《里程标》感到惊喜一样，她读了帕斯捷尔纳克的诗既惊奇又震撼，满怀兴奋地写了一篇评论《光雨》，盛赞帕斯捷尔纳克：“我想，这是出类拔萃的才华，蕴含的实质深刻而全面。可谓天赋奇才，水平罕见，真正的奇迹。”随后，她把《离别集》寄往莫斯科，扉页上写了题词：“给鲍里斯·帕斯捷尔纳克——期待会见！”在诗集的最后写了一首诗《对梦诉说》。他们二人的书信在1926年里尔克加入之后，旋律变得更加奇妙昂扬，情感的风暴一次次刮起，将交谈者拖入激情的深渊。三个人的声音彼此呼应。心心相印的爱情，纯洁、崇高与人性。他们三人惺惺相惜——飞翔在自己的天空。因为里尔克1927年的病逝，旋律又回归到以前。茨维塔耶娃期待中的与帕斯捷尔纳克的会面一直延宕到了1935年——帕斯捷尔纳克在巴黎联谊宫大厅参加了保卫文化反法西斯国际作家代表大会。然而，这是一次“难堪的会面”。对于茨维塔耶娃提出的问题——她是不是该回苏联，帕斯捷尔纳克小心翼翼，犹犹豫豫，不置可否，看上去有些胆怯的样子。茨维塔耶娃回国后陷入前所未有的困境，帕斯捷尔纳克也曾为她说过情，可收效甚微。茨维塔耶娃自戕后，帕斯捷尔纳克一度很内疚，这从他跟阿利娅的通信中能够得知。在自传性随笔中，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他只是写到了革命前，涉及到茨维塔耶娃的文字也不多，按帕斯捷尔纳克自己的说法，“继续写下去，过于艰巨。如果按顺序写，就得写革命时期的岁月、情况、人和命运。本书所收的这篇随笔算是比较集中谈论茨维塔耶娃的，本文节选了前三节。
（米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