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得有一天，利利娅·尤里耶夫娜·布里克给叶连娜·叶菲莫夫娜打电话，说基尔萨诺夫很想见到茨维塔耶娃，因此，她请叶连娜·叶菲莫夫娜既邀请茨维塔耶娃又邀请基尔萨诺夫来到自己家里做客。叶连娜·叶菲莫夫娜这样做了。基尔萨诺夫带着妻子来了，一双眼睛盯着茨维塔耶娃。可惜的是谁也没有记下茨维塔耶娃本人的谈话。我只好抱怨：“天才少，而埃克尔曼埃克尔曼（1792—1854），歌德的私人秘书，著有《和歌德的谈话……》。更少。”
有一天，茨维塔耶娃本人在给我的一封信中写道：“亲爱的！
人们夸奖我，颂扬我，但是，任何事物都不会满足我的自尊心，所有的一切只能满足我的心（因为后者是我所有的，而前者是我所无的）。给我打电话吧，邀请我吧，上我这儿来吧。”
是的，对外界认可极感兴趣的平庸之辈的那种自尊心，在永远珍视自己天才的茨维塔耶娃是不存在的。但是她的心，对于向她泻来的赞美的流、感戴的流、爱的流，不可能没有回响。对于我们来说，茨维塔耶娃在晚年的某个时候感到自己生活在这种感戴的爱的“生动的河床”之中，可以看作一种实在是微不足道的慰藉。
但是——唉！这种崇敬的光荣实在太空洞了，根本无助于改善物质状况。记得有一个讽刺，是玛丽娜·伊万诺夫娜对我说的，讲的是一个著名诗人。人们请他在作家协会替她说说情。“我到作家协会替她说情？”诗人怀着“高贵的”自暴自弃，情绪激昂地高声嚷起来，“倒是玛丽娜·茨维塔耶娃可以向文艺界替我说情！”
其实，茨维塔耶娃的境况越来越糟。开始让她翻译瓦扎·普沙韦拉，后来只翻译二流的白俄罗斯诗人和犹太诗人。
茨维塔耶娃想要出版自己的诗集没有获得成功；出版社的内部批评家把它定为废品。
战后，40年代末期，这个诗集的一份印稿落到我手上。在封页的里面，叶连娜·叶菲莫夫娜记下了茨维塔耶娃的一句话：“能够把这样的诗鉴定为形式主义的人，简直没有良心。
这话，我是从未来的角度说的。
玛·茨”
大约五年前在戈利齐诺，一个当时在奇斯托波尔逗留的女人，向我谈到她在玛丽娜去世前不久和她相见的情形。玛丽娜在寻找着把从巴黎带来的毛线卖给谁。
“我欠一百卢布，我得马上偿还。谁来买我的？这是很好的毛线……”——“也许能值一千卢布，”我看了毛线，说，“但是我不知道您该去找谁……”——“不，哪怕一百卢布就行，我得拿它还账……”我给她讲了当时最为殷实的一户人家，便分手了。
为了达到预想的目的，玛丽娜做什么，怎么做，一切都经过周密的考虑。从她的行动中，可以看出她的专心、果敢和机警。需要损害人家的住宅吗？也许住宅里是有钩子的，但她看到过道有一枚结实的钉子，而且钉帽很宽，她没有拿粗绳——粗绳是有的，而是拿了一根很结实的细绳。为了不让人们从过道间向储藏室以及从储藏室向院子透过玻璃看见吊起来的身体，她用布把玻璃遮起来了（“否则吊不彻底——徒然出丑，不是吗？”——摘自她1910年给我的信……）
她用绳子把门拴在墙壁上的什么东西上面，虽然有门闩，但为什么要损坏穷房东的门闩呢——战时，什么东西都难弄到。等到人们从外边解开一大堆拴得很紧的绳子——死神已经做完了自己的事情。
她没有错。她什么也没有疏忽。准备工作很全面，很合乎人情，也许，她的行动还充满着灵感——她只是在做最紧要的事情。
一切——可能争论。大家一定会争论这个问题。
我知道，与我持不同意见的人们，将根据自己的看法对我在这里讲述的真实情况加以歪曲，进行错误的解释。这些人不理解玛丽娜……
穆尔离开叶拉布加以后到了塔什干。穆尔在塔什干是挨着饿的：他给姐姐的每一封信都高喊着饥饿。但是他在那里读完了九年级和十年级，成绩优异，而且是第一名（他用俄语写文章写得好极了）。
1978年在科克捷别尔，曾经在塔什干与穆尔结识的诗人瓦连京·别列斯托夫向我讲述了穆尔那几年的情形。我请他写下来。下面是他的回忆录：“1943年初在塔什干，安娜·安得烈耶夫娜·阿赫马托娃介绍我认识了穆尔（格奥尔吉）·埃夫伦。我记得，她在监护着穆尔，而且努力做得不现形迹，她希望穆尔有一些同龄朋友，特别是从事写作的同龄朋友。
穆尔在什么地方耽搁了（他好像是住在卡尔·马克思广场附近的一个院子里，开初，阿赫马托娃也在那里住过的），那天晚上，我在阿赫马托娃那里待了很久。看来，安娜·安得烈耶夫娜等待穆尔已经不是第一次了。她为他担心，老是望着院子。有一天，她看见院子里一位姑娘，等待穆尔已经几个小时了，这一点使她很不高兴。如果他自己不爱这位姑娘，那么他，一个少年，又怎么需要她来爱他呢？这位姑娘，当然是可以理解的：穆尔很漂亮。
他向我读了自己的一些日记。他的那种整洁好像不是俄国式的，他的手稿跟书似的编着页码，留有页边，而且，我记得没有一处涂改。日记里有我所喜欢的关于阿赫马托娃的记载，有对于胜利后欧洲未来的议论（穆尔指望和平时期也能够保持同盟国之间的友谊）。里面记载着他所遇到的名人的谈话。这些，对于他将来的工作应当是很有用处的。他在同时写作两部长篇小说，一部——取材于法国生活，另一部——取材于俄国生活。穆尔憧憬着把自己的一生献给这么一项事业：在俄国宣传（这是他的用语）法国文化，在法国宣传俄国文化。穆尔竭力客观地描绘与他自己不同的、别人的生活面貌。描绘得很精确，相当详细，而且不带抒情色彩。
从书里，从笔记本里，我还记得那小房间里的陈设。
我们在谈话中根本没有触及我们自己的命运。他有时引用他母亲的诗，也和引用其他诗人的诗一样。我没有和他谈过她。
有一次，一位朋友不知道用什么方法弄到一辆汽车来度星期日，我们一群人乘汽车到春天的草原去采盛开的郁金香。记得，在那里我们第一次听到而且后来自己也唱起来一支以苏尔科夫苏尔科夫（1899—），苏联诗人，社会活动家，诗集有《短颂歌》等。等的歌词谱成的著名歌曲《窑词》：“火苗在小小的火炉里跳动”。
我和穆尔根本没有交谈过彼此的日常生活，但是，他那朴素的小房间，他那没有补丁的衣裳，他那食堂餐票，——那食堂，可以遇到不少名人，他们拿着饭盒打汤打菜，菜往往是以各种方式做出来的饲料甜菜：这一切说明有人为茨维塔耶娃的儿子帮了忙。
穆尔有一种独立不羁的精神以及他那个年龄所固有的自我肯定的毅力。
瓦连宋·别列斯托夫
1978年10月1日”
穆尔到莫斯科后，住在姑妈利利娅·埃夫伦家，进了文学学院夜读部，为了挣钱，又当了一家工厂的装潢美术员。当时他十七岁半。波尔图加洛夫保存着穆尔创作的一个剧本，是一个创新型的剧本。
1944年2月1日他满了十九岁，而且应征入伍。他的信到1944年夏天止。以后，他便缄默了。后来，他的姐姐阿利娅和我都向国防人民委员部询问过。回信称：伤员名册、阵亡名册、失踪名册都没有格·谢·埃夫伦的名字。
直到1975年，《涅曼》杂志第8期登出了C.B.格里巴诺夫中校的文章。这位中校曾经为格奥尔吉·埃夫伦的事情做过大量的工作。文章标题是“茨维塔耶娃的一行诗”，还有，《祖国》杂志（1975年第3期）登出了C.维肯季诺夫（格里巴诺夫的笔名）的文章，并且有照片——十九岁的穆尔一张痛苦的脸。他在长大，看来，在重新理解母亲的死。他在回想着母亲……
C.B.格里巴诺夫中校是一位随军记者，是茨维塔耶娃作品的爱好者，他查阅了从那些岁月起保存下来的全部卷宗，阅读了大量文件，在军事档案馆坐了好几个月，找到了许多在战斗中认识穆尔的人。他们的回答：“战斗中——他很勇敢。”
他的最后一次战斗是在1944年7月7日——关于这次战斗，他在前一天写信告诉了他的姐姐阿利娅：“明天——投入战斗。”以后，再也没有他的消息了。这次战斗，在树林里追击法西斯匪徒，他受了重伤，并且“撤退到医疗队”。那里，附近有一座不知名的士兵的坟墓。那次战斗，还有别人受了致命伤吗？这个士兵会永远不知名吗，还是将在那里树起谢尔盖·埃夫伦和玛丽娜·茨维塔耶娃的儿子——格奥尔吉的名字？时间会告诉我们。
1975年，我收到了斯塔尼斯拉夫·格里巴诺夫的信。
这封信里，斯·格里巴诺夫告诉我，和谢尔盖·埃夫伦应是谢尔盖耶维奇·埃夫伦（即穆尔），疑是作者笔误。一起参加那次战斗的雅科夫·哈贾伊诺夫中尉的儿子曾经告诉他：“……我最近到了乡村德鲁伊卡和维德扎赫，437步话团曾于1944年7月初在那里进行战斗……8月17、18、19日三天，我们在布拉斯拉夫市，并且在兵役局找到了葬者的名单和写着全部资料的父亲的整套卡片。人们告诉我，在维德扎赫纪念碑上将刻上母亲的姓名……”
斯·格里巴诺夫进行这一困难重重的寻访，所得的数十件证明和书信都由穆尔的姐姐阿利娅交给了苏联中央国家文艺档案馆。斯·格里巴诺夫将自己关于格奥尔吉·埃夫伦的资料转给了维帖布斯克市兵役局，开始是转给州兵役局，后来是转给布拉斯拉夫区兵役局。又过了三年。人们从布拉斯拉夫来信，说埋葬格奥尔吉·埃夫伦的地点已经肯定。同时，还收到了区兵役局的证明，日期是1978年2月13日，上面写着：“尊敬的斯·格里巴诺夫同志，按照您的要求寄来纪念碑的几张照片，这里埋葬着包括格·埃夫伦在内的苏联军人。其他军人的姓名我们不清楚。”
不久，我也收到一张照片：德鲁伊卡村附近，光秃的树枝，下着雪，一座坟上立着一座方尖纪念碑，铭文是：埃夫伦格奥尔吉·谢尔盖耶维奇1944年7月牺牲。
和他葬在一起的是谁？也许，我们也会弄清楚这些名字的……
……一双眼睛总是不能够离开照片上的石碑。直到现在我才相信他死了……
我访问叶拉布加以后，过了十年，鞑靼共和国作家协会在叶拉布加坟场——在1960年我所认定的地点，给玛丽娜建了一座巨大的花岗岩纪念碑，铭文是：“在坟场的这块地方安葬着玛丽娜·伊万诺夫娜·茨维塔耶娃……”（接下去是诞生和死亡日期）。可惜，鞑靼共和国作家协会没有复述这个铭文的第一行。因为将来也许能够确定玛丽娜坟墓的准确位置——靠近坟场右墙。
然而，向着诗人象征性的纪念碑，人们早就在山岗上踏出了一条小径，他们走在高高的坟场，走向岗岩上的铭文：“玛丽娜·茨维塔耶娃”。
我八十八岁了，今年秋天玛丽娜将满九十岁。
题解：
阿纳斯塔西娅·茨维塔耶娃（1894—1993），昵称阿霞，玛丽娜·茨维塔耶娃的妹妹，哲学家。阿霞与姐姐关系十分要好，但青春时期有时也免不了争风吃醋这类常见之事。在安娜·萨基扬茨所著《玛丽娜·茨维塔耶娃：生活与创作》一书中有相关介绍。著有回忆录一卷，虽不是专门回忆姐姐，但姐姐在其中占据了相当多的篇幅，在众多关于茨维塔耶娃的回忆资料里，这本有其独特的地位。回忆录只是讲述到了1922年。正是在这一年，茨维塔耶娃为寻找丈夫，离开了俄罗斯。此后，姐妹俩长期分离，在茨维塔耶娃有生之年，也就见过寥寥几次。这本回忆录第三部分《我们的青春》及附录《关于玛丽娜的最后的话》曾被陈耀球先生译成中文（《自杀的女诗人》，漓江出版社，1991年），本文即是那篇附录，讲述了自己寻找姐姐坟墓的种种努力，征引了多位与茨维塔耶娃有过直接接触者的回忆，且结合自己的观感，这些资料对于理解茨维塔耶娃之死相当重要。萨基扬茨在传记的附录部分收有自己写给阿霞的一封信，指出了回忆录中一些细节方面的不实之处，并给予了客观的分析。在茨维塔耶娃关系最密切的亲人中，只有阿霞一人长寿，活到了一个新的时代。
（米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