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件事我没有说到，从得悉玛丽娜的噩耗开始，我就用铅笔放大我所得到的几张照片：一张二十五岁，戴着紫水晶项链，背景是半圆形嵌花板（有人说是圈椅，有人说是柜子），一张三十五岁，4月3日照的，穿着粗方格外衣，别着椭圆形的黑色胸针；最后一张四十六至四十七岁，头发已经斑白了，露着颈子，戴着磨制的串珠。
我画像是利用夜晚时间，打了格子，画得很准确。那天收到信后，我没有机会带着信离开办公室——上哪儿去读呢？我得在家里读。我做了我能够做的唯一的一件事。我跪在我的单人床上，背朝房间，脸朝我用铅笔放大的玛丽娜的巨幅画像（这是她二十五岁时的像，脸几乎和真人一般大），在四十九的年纪，流着泪，模糊地读着玛丽娜少女时代写给我的信。关于这封信（写于1910年）我从未听说过，不知道是封怎样的信，读到这封信后，经过三十九年，许多事情发生了，新的风暴中，命运把这封信的副本以及经过四年而得到的原件一齐从我手里夺走了。我只能根据记忆简要地援引这封信了。这封信的开头，我说不很准，但我好像记得不是“亲爱的阿霞”，而是“心爱的阿霞”！
玛丽娜写的，是说不能够继续生活下去，问题已经决定好了，向我告别，并且要求我分赠给她心爱的书籍和版画——附有一个清单和名单。名单上的人有德拉扎拉（利季娅·亚历山大罗夫娜·塔布列尔）、瓦利娅·格涅罗佐娃（随丈夫姓扎蓬博）和我们的大姊（玛丽娜和她争吵已经一年了。记得，赠给她的是从巴黎捎来的几幅版画），大概还有一些人，但我一时记不起来。我也记不得有没有我自己，最后指定赠给我什么。（也许，玛丽娜认为，除了指定的，一切东西当然都是赠给我的？）但是，我记得专门对我说的一段话：“任何时候，任何事情，都不要怜惜，不要计较，不要害怕，否则，你日后也会和我一样遭到折磨。”（我援引这段话也不是逐字逐句的，但其中确有不要怜惜、不要计较、不要害怕这三个动词。）接着，要求怀念她，在春日的傍晚唱我们喜爱的那些歌曲。在《冬天的童话》、我们对尼伦德尔产生初恋的那些日子，我们当时唱过一支纯朴的德国爱情小曲（《无论什么火，无论什么炭》）以及德国和法国的其他一些歌曲。“任何时候也不要害怕我，我任何时候也不会走近你。”“但愿绳子别断了！不然，吊不死，那就讨厌了，是不是？”这两段话，我是逐字逐句记着的。后文，第四页窄长的纸上（玛丽亚·伊万诺夫娜是一页对一页誊抄的，和原件一样）最后的几行中，有一段话，当我读着的时候，字迹变得越来越庞大了。我沉浸在这段话里，沉浸在逆涌的泪水里，沉浸在这段话的超人的慰藉里。幸福和悲伤在心中交织着，我再也看不见了，不知道有什么感情比这个更加强烈：“记着，只要和你在一起，我是时刻理解你的。”签字。这段话是玛丽娜给我的永久赠言，四十年了，我生活着，记着这些话。
我还要说说几张画像。其中以及所有画像中——我待在远东的那些岁月，根据一般的以及放大的照片，画了将近两百幅（有铅笔画和色粉画，都是放大的）——画得最费力的是玛丽娜头发斑白的一幅铅笔画像，尺寸为真人的三分之二。我用一个通宵把它画好，然后再三地进行加工，直到脸上的每一条细小的皱纹都富有表情，使眼角和嘴唇露出微笑：亲切的、痛苦的微笑，羞涩的、陶醉的微笑——也许，根本没有微笑？我画得眼睛都发蒙了。我总是不能够结束这幅画。脸部越来越生动了，越来越生动了，老是吸引着我的目光。我只好强迫自己走开，因为……是不是有点近乎魔力了？
我垂下双手站着，心里，无眠的夜给我一种明净的感触，也许，这是临近了的衰老发出的声音。从我的心底，从她的心底，响起了玛丽娜的声音：经过无眠的夜双手正在变得酸软，无论对手还是朋友都那样地冷淡，蓦地，整部歌剧每一个偶然的音响，在严寒中透露着佛罗伦萨的灵感……
夜尽的时候我险些和玛丽娜一起去了。
那些日子过后，我收到了第一封信——一封很短的信，不熟悉的笔迹，笔画端直，有点潦草、古怪，但又像是……信的开头是：“亲爱的阿霞！
这是穆尔在给您写信。我记得您……”（我想起了1927年从意大利，从高尔基那里去梅东的情景。他当时将近三岁……）
这是一声呼叫。我愉快地、热情地给穆尔写了回信。于是又来了第二封信。（他已经服兵役了？1944年2月1日他满了十九岁。）第一封信寄自莫斯科（第二封信寄自军队）。他当时已经进了文学学院，住在姑妈利利娅家，为了挣点钱，又在一家工厂做装潢美术员（这些，我是从利利娅那里知道的）。这封信比较长，写得很亲切，信纸幅面很大，大概有三页或者四页。但是，信中不可理解地、古怪地用本名和父名的第一个字母“M.U.”称呼他已经死去的母亲。这样重复了两次或者三次，既惹人注意又惹人不注意。没有一个字提到他所遭受的悲痛。对我亲切，对母亲不亲切，这种对照使我感到震惊。装出的姿态？为什么，对谁？这是在回答我怀念玛丽娜的、滴着血的信呀！
记不得是回答我哪一封信（我的记性不好了），穆尔写道：“阿霞，谢谢您的信。这是我所收到的信中唯一用真正的墨水写的。其他的信，都是用兑淡了的水写的。”他的下一封信是从军队寄来的，讲修理澡堂的事，对于这种非军事的事务颇有一些讽刺的幽默语言。记得这也许是第四封信，是我所收到的最后一封信，结尾是：“我厌倦了团部文书这种乏味的工作，我最近就要当一名机枪手或者自动步枪手，和补充连队一起出发。我的星辰高照，我相信我的命运。”
这些话，他也写给了他的姐姐阿利娅。以后就永远缄默了。
剩下来的最后的话。我要讲讲“叶拉布加”这个词。很久以前，当时我还没有（从廖扎的信中）得到关于玛丽娜和穆尔的最初消息，有一天，当食堂人很少的时候，我在那里听到（两个男人在交谈着什么）两个词儿：“叶拉布加城”。我注意到这个词的发音，觉得很有趣味，好像有一种古朴、轻柔、舒适的感觉。后来——忘记了……
这个词还有一次印入我的脑海。我得到一本关于少女骑手杜罗娃的精装书，里面叙述了她的一生，末尾说：到了老年，她住在叶拉布加城，在卡马河岸上，而且死在那里，葬在叶拉布加坟场。“也许和玛丽娜在一个坟场？”我当时想。
1947年我和侄女阿利娅见面的时候，我曾建议她去叶拉布加寻找玛丽娜的坟墓。
“首先，我要一个人待在妈妈的坟上，”阿利娅回答，“单个儿和她在一起。但是只要找到了，我答应带您去妈妈坟上。现在，你我都没有钱，我得找到工作。”
我只得同意。
生活又使这次旅行变得不可能了，——从1949年到1958年。这年我们又见面了。我已经六十四岁。阿利娅住在莫斯科，有工作，她和一个女友在塔鲁萨有一栋别墅。对于我反复提到的寻找玛丽娜坟墓的愿望，阿利娅给我的回答，还是和十一年来所说的话一字不差。我尊重她的心愿，再次顺从她。
又过了两年半。由于父亲创建的造型艺术博物馆的斡旋，我获准退休，并且一次领了两个月的退休金。
秋天，卡马河到了最后的通航季节。我决定不再等待了。阿利娅这时候在塔鲁萨病着。我已经六十七岁。
1960年10月，我终于实现了去叶拉布加的宿愿。
我的老友（从1922年起）索菲娅·伊萨科夫娜·卡甘同志和我一起去。
叶拉布加位于卡马河岸上。我们打听了路线，乘火车到了萨拉普尔，然后换乘轮船。
黄昏时候我到了叶拉布加。我们在船上遇到了一位警察勤务学员，他名叫伊万·Х。，得知我们旅行的目的，便把我们领到一家旅社，并且安排住在为出差人员准备的两间房间里。
夜。隔壁过道间住着一个女人，第二天早晨才知道她是女画家塔季扬娜·拉季莫娃。她得知我们为什么来的，很是激动。关于玛丽娜，她也曾经听说过。后来，在莫斯科，她给我们看一幅草图，画的是1941年玛丽娜住过的那条街道。铅灰色的天空，矮小的房屋，秋天的景色。
第二天早晨，旅社的人告诉我们：
“一个民警找你们。”
我们昨天的同船人伊万·X.穿着阅兵服，微笑着走进我们的房间。
他帮助我们寻找，想了很多办法，凡是能够进行回忆的人，他都去问过。
然而没有结果。
于是他又建议在报纸上登广告——看居民中有没有人记得玛丽娜的安埋情形，能否指示坟茔。
我们没有作家协会的授权，谢绝了这个建议，决定尽自己的力量来找。
我们出发前在莫斯科从诗人瓦季姆·西科尔斯基那里（通过电话）所了解的情况，原来并不准确。我们按照他的提示走过叶拉布加的各条街道，也没有找到任何与他的说明相像的地方。这是很自然的，因为已经过了十九年……后来得知，街道都改了名称。
凄凉的秋天。灰色的天空和灰色的卡马河统治着灰色的城市。我们绝望地想要找到玛丽娜住过的房子，到处瞎碰，遇到过路人，就问他们是否很久以前就住在这座城市，1941年，战争初期，是否住在这里，记不记得那里死了一个和作家基金会一起疏散来的女作家，知不知道她当时住在哪里。
回答都是否定的。但是命运帮了忙——我们所询问的女人中，有一个上了年纪的，她想了想，一边回忆，一边领着我们走。
我们来到一条老街20号（它现在叫沃罗希洛夫街；1941年是日丹诺夫街10号）。一栋小平房，一套住宅，和当时一样，住着布罗杰尔希科夫夫妇——又高又瘦、头发苍白的米哈伊尔·伊万诺维奇和他身材矮小、上了年纪的妻子阿纳斯塔西娅·伊万诺夫娜（和我同名）。从她那里我们得知，玛丽娜问过她的本名和父名，说：“阿纳斯塔西娅·伊万诺夫娜？我妹妹也叫阿纳斯塔西娅·伊万诺夫娜……”就是说，玛丽娜在临死前十天，最后一次叫了我。
玛丽娜以前的房东告诉我们：玛丽娜什么时候来到叶拉布加，他们不知道准确的日期。她来到他们家，大约是在临死前十到二十天。是她和另外几位作家一起走进来，还在门口，她隔着窗帘看见一间有两个窗户的单间，就说：“这间我要！”（就是说，她还有着生活的意志……）
她把床给了儿子，自己睡在沙发上。她寻找工作。想卖掉银餐具。乘轮船到过奇斯托波尔。从奇斯托波尔回来，心情不好。临死前两天，她和儿子有过一次激烈的争吵。说些什么——房东不明白，他们说的不是俄语。
那天，人们宣布为义务星期六。他（格奥尔吉还未成年，十六岁）代替四十八岁的母亲走了。女房东也走了。她丈夫准备去打渔。问玛丽娜：“玛丽娜·伊万诺夫娜，您看家？”
她答应了。
女房东第一个回家，过道间的门虽然没有上好门闩，都是锁着的。她到底还是把门打开了——门里边左一道右一道缠着细绳子。她走进去，看见了玛丽娜。她用一根结实的细绳吊在从侧面钉进横梁的钉子上，离地板不高。
院子里站满了人。一个过路人把她从绳套里取下来，放好，走了。
儿子回来，人们不让他进去。他问为什么？得知母亲自杀，他不想进屋——走开了。
房东没有参加送葬。儿子送葬了没有——他们不知道。人们给玛丽娜盖了一床被单，运到了陈尸所。在叶拉布加，陈尸所称为茔地。她在那里躺着，直到埋葬。
我了解到：儿子还在叶拉布加待了大约五天。他清理了什物，把粮食给了房东。拿了一袋糖。许多穿旧的和贴身的衣服——捆成一包，留下来让房东自己拿。
“我们很高兴——那时很困难，在打仗，什么也弄不到，而且还有一个婴儿，”女房东说，“可是我没有拿走包袱，还放在原来的地方，后来，来了格奥尔吉的两个什么熟人（儿子就是因为他们而和母亲吵架的），翻箱倒柜，当着我的面拿走了包袱。我没有勇气说这些东西是给我的。上帝保佑他们……她的死，我们很伤心……多少人和警察来来往往，——把我们弄得很疲劳……”
房东米哈伊尔·伊万诺维奇，高高个儿，容貌端庄，喜欢读书，向我们询问了玛丽娜，询问了她的家庭和她的诗。
玛丽娜死时，厨房，锅里有一条煎鱼：该是给穆尔煎的。
我没有收藏玛丽娜给穆尔信的副本，不准备不确实地加以援引，而只写出我所记得的。这封信的开头好像是：“亲爱的穆尔！原谅我（下面的话我不记得），我疯狂地爱着你，可是我是一个有着重病的人。往后会更糟。”
信不长。结尾的话是：“要是什么时候见到了谢廖扎和阿利娅，告诉他们说我爱他们直到最后一分钟。”
第二封是封长信，开头是：“亲爱的谢廖扎和阿利娅，原谅我给你们造成的痛苦……”
穆尔经过莫斯科到了塔什干，在塔什干将母亲的手札交给了他的姑妈利利娅·埃夫伦。
儿子！在穆尔出生之前，他很早就是她心中骄傲的幻想。比这还要早啊！我们的母亲用祖父、她所尊崇的父亲的名字亚历山大给儿子命名。可是，生下来的是玛丽娜。跟在玛丽娜后面的是我。疫病使她没有机会依靠儿子。我们的母亲死于三十七岁。经过一代人，玛丽娜重复了母亲的道路：女儿阿里阿德娜，接着又是女儿——伊琳娜。
曾经有过八年时间，其中四年玛丽娜不知道她丈夫是否活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