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昂尼德·雅科夫列维奇·沙皮罗的讲述，1927年生，曾在邻居别墅居住（从比利时归来）：“我当时十二岁。我在寻找朋友。偶然碰到两个比我大的伙伴。他们讲法语。我用法语同他们来往……他们仿佛不把我当成朋友。他们表现出比我强。过了不久，我听说，住在邻居的人被捕了。我去看了看——凉台上所有的门都敞着。毁灭的痕迹。地板上的一切乱七八糟。法文的书籍乱哄哄的。我拿了一本《十日谈》和一本伏尔泰的书。这不，这座别墅里一切全完了。我后来常常想到他们。科斯钦民警局的首长仿佛来过这里……我们的别墅还有一个守夜人，他也是管理员，叫阿列克谢·奥布霍夫，他的妻子柳博芙·特罗菲莫夫娜。我不知道住在别墅里的邻居、那两个男孩子的姓名。关于茨维塔耶娃我一无所知。”
大概玛丽娜·茨维塔耶娃当时一下子便明白了，宁静的生活的希望是没有的。对于家庭的所有的成员以及博尔舍沃房子里的居民来讲，毫无出路的处境是显而易见的。毁灭即将来临。恋爱中的阿利娅努力做出无所谓的样子。玛丽娜·伊万诺夫娜准备好了一切，正如她讲的那样，“在寻找钩子”，但是她在未成年的儿子面前还有一种责任。
在别墅里越来越紧张，越来越有爆炸危险。夜里汽车越来越常把成年人带走。
1939年8月27日清晨，第一个被捕的是阿利娅，阿里阿德娜·埃夫伦茨维塔耶娃。
1939年10月10日，在博尔舍沃第二个被逮捕的是谢尔盖·雅科夫列维奇·埃夫伦。
过了一个月，11月6日到7日深夜，在博尔舍沃逮捕了尼古拉·安德烈耶维奇·克列皮宁。
1939年11月6日到7日同一天夜里，在莫斯科皮亚特尼茨基大街12号楼4号住宅，在科学院院士纳索诺夫家里，逮捕了尼娜·尼古拉耶夫娜·克列皮宁娜——她带着女儿索发到母亲家来过十一月节。
同一天夜里，在莫斯科萨多沃特利乌姆法利大街7号楼30号住宅里，在著名的摄影记者罗德钦科亚·米·罗德钦科（1891—1956），苏联工业品艺术设计师，版画家，摄影艺术大师，戏剧和电影艺术家。和马雅可夫斯基的友人伊丽莎白·亚历山德罗夫娜·伊戈纳托维奇、“小妈妈伊琳娜”的母亲家里，逮捕了尼娜·尼古拉耶夫娜的长子阿廖沙——阿列克谢·瓦西里耶维奇·谢泽曼。伊琳娜等到天明，坐第一班电力列车去博尔舍沃紧急通知所发生的事。她记得那阴森森的秋天：狂风呼啸，雨雪纷飞。仿佛送葬的响声，迎接她的是吊环互相摇晃撞击的声响。走到台阶上来的正好是精神错乱的，——“像普希金的磨房主”，伊琳娜想到，——变得臃肿的、头发一绺绺灰色的玛丽娜·伊万诺夫娜，现在在这间房子里完全孤独地只剩下她一个人同穆尔了。她迅速地给伊琳娜画了十字，并且低声含糊地说：“上帝保佑你，孩子，快离开这里吧——夜里把所有的人都抓走了。”过了三天，她抛弃了一切，带着穆尔去了莫斯科，住在丈夫的姐姐伊丽莎白·雅科夫列夫娜·埃夫伦的小屋里。三月里她大着胆子去博尔舍沃，取些东西。在被破坏了的、非法占有的住宅里碰到了一口棺材。乐队伴奏，在为在她的房间里上吊的（！）民警局长（或者是克格勃？）卡卢金送葬。
这是非常危险的地方。
从巴黎回到俄罗斯以后，玛丽娜·伊万诺夫娜·茨维塔耶娃在博尔舍沃的最初的一百四十五天——在国家安全部的别墅里，在“松树林”中间，一下子，就这样结束了。通往各各他之路。离开博尔舍沃之后过了一年，她写信给苏联作家协会书记巴甫连科：“我想从头说起。
“1939年6月18日，一年多以前，我带着十四岁的儿子回到了苏联，入住博尔舍沃新生活村，两年前归来的我的家人所居住的一座别墅的半边。8月27日（今天是一周年）在这座别墅里我的女儿被逮捕，而10月10日我丈夫也被逮捕。剩下我和儿子孤苦伶仃的两个人，活了下来。我们用从花园里拾来的干树枝生火取暖。”
然后流落在偶然找到的房间里。
1941年10月，已经是在茨维塔耶娃在叶拉布加自杀以后，根据在档案馆工作的大学生德米特里·尤拉索夫在奥尔洛夫羁押解送犯人的监狱的调查，“集体枪杀了谢尔盖·雅科夫列维奇·埃夫伦、克列皮宁夫妇和埃米利娅·利陶埃尔”现在根据马埃利·费因别格和尤里·克留金的《谢尔盖·埃夫伦案件》（《首都》1992年第39期，页62）一文中所引用的资料已经明了：安·尼·克列皮宁娜、尼·亚·克列皮宁和埃·利陶埃尔审判完了以后，很快，于1941年7月在莫斯科被处决。而谢尔盖·埃夫伦则于1941年10月16日于莫斯科被处决…尤拉索夫报道以后，阿·瓦·谢泽曼向最高法院做了新的查询。唉，任什么也没弄清楚。1989年5月阿列克谢·瓦西里耶维奇决定去巴黎，在那里什么时候大家都在一起，他在那里猝然去世。
在就连外国媒体都报道的、没有互相交流便出现了的“谈话”的水平上，有一种意见说，在叶拉布加曾经向茨维塔耶娃提议与“机关”合作（根据侦查员基·亨金的回忆，根据儿子穆尔的令人费解的记载，根据音乐学家伊丽莎白·洛伊特转达的诗人尼·阿谢耶夫的话的转述，等等）。关于这一点，必须说明——也许还有什么人知道什么。
现在有根有据地检查这一点——是不可能的。但是假定这样想：茨维塔耶娃——情报员——荒谬。有谁需要她充当这个角色呢？但是可能是巧妙地企图使“犯罪的”家庭的最后一名成员“致死”。这种“拷问”和“枪杀”百发百中，而且有例在先的。据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俄罗斯联邦安全部的高官证实，在档案中保存一份文件，证实恰恰在玛丽娜·茨维塔耶娃自杀的前一天，一位肃反工作人员拜访了她。那位官员深信，无论是谈话事实本身，还是它的内容，都是有意识地想到的，以期伟大的女诗人采取唯一的决定——自杀。（《论据与事实》，1992年9月，第36期〈621〉）清楚了：少年儿子和母亲之间当时在叶拉布加不间断的激烈的讨论是有很多根据的。法西斯匪帮进攻了，情况变得更加严峻。对于人民的敌人的儿子来讲，每一步都是明显地变化无常的。任何一句话，犹如星火一样，都会引起火焰和爆炸。许多家庭都记得这双重的痛苦和考验。
从博尔舍沃“逃亡”以后，茨维塔耶娃总共才活了一年又十个月。儿子已经长大了，而且已经与其说属于母亲，毋宁说属于进入极其残酷的战争的国家。她逃避了的法西斯主义追上了她。总共才两个月希特勒的军队到达了莫斯科。丈夫不在，女儿不在，妹妹不在，忠实的朋友不在身边。儿子已经贴上了“人民的敌人的儿子”和“白卫军母亲”的（作家的某些领导就曾经这样谈论她）儿子的标签。母亲成了不是支柱——而是障碍。孤儿——更可靠一些。在叶拉布加生活的十一天之中有九天，母亲和儿子之间进行着不间断的和紧张的关于他们所遭遇的一切的对话。穆尔后来有根据地说：“她做得对。”系指母亲自缢。
阿纳斯塔西娅·伊万诺夫娜·茨维塔耶娃——诗人的妹妹——在劳动营和流放中度过了22年，她的儿子安德烈·鲍里索维奇——16年，诗人的女儿阿里阿德娜·谢尔盖耶夫娜——17年，诗人的儿子格奥尔吉——1944年夏阵亡。
这一切都是为了光明的未来。
花园
为了这座地狱，
为了这个梦魇，
我得到了一座花园，
陪伴我度过晚年。
陪伴我度过晚年，
度过不幸的晚年：
劳动岁月的晚年，
驼背岁月的晚年……
度过猪狗一般
岁月的晚年——
它是我的宝贝：
火热岁月的凉爽的花园……
为了逃亡者
我得到了一座花园：
它既没有心灵，
也没有一张脸！
既没有碎步的花园！
也没有眼睛的花园！
既没有笑声的花园！
也没有笛声的花园！
同样也没有耳朵，
我得到了一座花园：
既没有心灵！
也没有心肝！
告诉我：痛苦忍受够了吗——
那像我一样孤单的花园。
（但是在它周围生活，我也挺不起腰板儿！）
花园像我一样孤单。
给我这样的花园度过晚年……
——那座花园？而也许是那个世界？——
为了宽恕心灵！——
为了度过我的晚年！
玛·茨维塔耶娃
1934年10月1日
题解：
H.卡塔耶娃-雷特金娜（生卒年不详），莫斯科茨维塔耶娃纪念馆的创始人，后任该馆顾问。本文原载俄罗斯《文学评论》1990年第11期。略有删节。曾据此文摄制成电视片，导演О。科兹洛瓦，编剧H.卡塔耶娃-雷特金娜。
（苏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