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些科学学科的名称在不同科学中是一致的：比如，“形态学”是生物学的一部分和语言学的一部分。在语言学中，“语音学”的术语用于双重的意义，这就导致了概念的混合：一方面，我们拥有固定的个体或者集体语言的“语音学”、“音位学”，或者不同语言的“比较语音学”，另一方面，我们拥有人类语音学，也就是实验语音学，工具性的，一般人类的语音学。一些大学甚至为此设立了特殊的教研室。
其实，后者是自然科学，与所谓的“实验心理学”一样。两者，无论是实验语言学，还是实验心理学都是直接研究只伴随着心理过程和语言思维过程再现的生理现象和一般自然界中的现象，而不是真正的心理和语言过程。
普通语音学、实验语音学包括：描写言语（发音的）器官；描写听觉（接受的）器官；描写作为语言思维心理过程工具基础的大脑中的器官；描写气流和在人类集体中实现交际的一般自然环境；在再现人们心理存在的、发生的现象，即社会—语言交际情形下，必需的，影响我们感觉的瞬间现象，成为研究生理语音学或者实验语音学材料。
当然，这一切作为投射，体现在心理领域。
所有科学，无一例外，都在使用表象和概念。世界之所以可以成为思维的材料，是因为它被改变为了表象和概念，是因为它被放到了思考者具有心理特性的大脑中。
我们区分：1）没有清晰体现的现象和印象的科学，首先就是人类智慧最完善的产物，即数学。与之同时存在的，还有逻辑学及认识论或者认识的科学。2）用于研究人类心理现象的反映科学。这第二个范畴的科学研究：我们想象的存在于我们之外的，也就是在自然界和我们身体之外的现象的心理基础。或者研究我们认为只存在于和产生于我们内心的现象，也就是广义的心理学，个体心理学、集体心理学和社会学等等。但是，如果不使用作用于感觉的手段，就不会有人与人之间的直接交际，那么心理学本身应当在每一步中都要注意物理和生理现象。
就像亚努斯一样，得到了活机体的双面性。一面面向外部世界，面向自然界，而另一面面向个人，人的心理（动物的）。这样的科学，就像生物学、人类学、心理学、社会学、民族学、语言学等，是处于自然科学和所谓人文科学，准确地说动物崇拜的科学之间的。在一些科学中，自然元素多一些，在另一些科学中，动物崇拜性元素多一些。
那些在语言学领域将我们与外部世界联系在一起的功能、过程和印象，都是暂时的，并且它们之所以成为自然科学的研究对象，就是因为它们成为了我们心灵中经常存在的表象，它们是严格意义的语言学研究对象。
“声响”、“音素”、“共振”这样的术语属于语言思维的瞬间再现，是自然科学术语。在以个体和集体—个体的人类心理为基础的语言思维领域，应当用另外一些术语代替它们。即：
音位是来自于自然界“音素”的心理代替物，是现实存在的和语言思维再现的语音单位。与此同时，还有音位的组成元素，即可以用分析性的思想区分，但却在语言思维中意识不到的元素。
动素是属于语言思维发音方面的术语。
声素是听觉领域、听觉感知领域中最简单的心理元素。
动声素是发音与听觉方面复杂的，双重表象的组合。
所以，在心理化的语言声学中，在心理化的语言光学中，在书写—视觉领域需要用像“字位”这样的术语代替“字母”这样的术语。因为“字母”这样的术语意味着与社会—语言生活有联系的，视觉印象世界中的字位及它们的元素再现。
我们在再现力学—音响和力学—视觉领域的语言思维时，确认了完全缺少连续存在和等同性的事实。相反，我们强调了无穷变化和多样性。所有赋予人类的心理发音—听觉和书写—视觉表象都起着等同性的作用。但是这些表象不是完全僵化、不动的：它们是运动的、振荡的、无数的特征交织在一起的。
在语言思维中，这些发音—听觉和书写—视觉表象之所以存在，就是因为它们是被形态化和被语义化的现象。
综上所述，我们应当区分两种不同的科学：1）自然科学，语音学（音位学）中与力学（动力学）、物理学（声学、光学）有联系的生理语音学。2）心理语音学作为“人文”科学与心理学和社会学有联系。当然，二者之间没有障碍，一个领域能够过渡到另一个领域。作为语言学一个部分的心理语音学，只研究作为发音—听觉表象存在的现象。
应当将实验研究生理语音学或者自然语音学归类到心理语音学或与固定集体—个体、部落、民族的语言思维有联系的语音学中。这样，通过进行物理性研究和实验，或者应当在语言思维中发现残余的语义化现象，或者发现区分语言思维中的元素和发音—听觉的语义化的未来特征。
别利奇在斯拉夫土语中确定的语义化就是残余性的例证。两个j之间的历史区别，也就是继续原始雅利安语的i和历史上产生于原始斯拉夫语的di（dj）中的j之间的区别。
从依赖于后面的元音、颚化音和非颚化音组合的舌根音k、g、x的区分，过渡到独立的、不依赖于音素组合的区分：k，g，x，和k，g，x≥cˇ，，sˇ。
应当像区分语音学和心理语音学、音素和音位一样，避免混淆字母和音素、字位和音位。在字母的视觉印象和音素的音响印象之间没有直接联系，只有书写—视觉表象与发音—听觉表象、字位与音位的联系。相反也是如此。
我们强调：a）字母与音素、字位与音位及其组成部分的双重混合。b）发音—听觉现象与它们稳定的心理反应的双重混合。比如，在波兰语言思维中，与字位y发生联想的音位和与字位i发生联想的音位之间没有任何心理区别。
我们还有唯一的一个Im，可以取代两个虚假的音位y和i。
所有心理语音学和心理书写表象由于存在于语言思维中，所以处在了语义化和形态化的状态。在语义化和形态化范围之外，它们可以产生音响或者视觉印象，但却不属于语言思维。
在形态分类方面，独立音位或者与语段，也就是作为句子形态成分的词语融合在一起，比如波兰语中的o、a、u、im。或者成为词语中的词素，比如voda、s＇ana、bika、gada中的a，stou、ojcu、pisuje中的u，s＇ano、z·ono中的o，pole、stole、ńes＇e、vodim、meзim、ńic＇im、stojim、volim中的im，licˇba、s＇ejba中的b，trudn、licˇn、dan中的n，bit、dart、bit中的t。或者作为主要的语义化和形态化部分成为词素的组成部分。比如，波兰语中的mog∥mag、nos＇i∥nasˇ、voli∥val中的o∥a。
应当区分与韵律相关词语的纯发音—听觉结构，形态结构。
语义化和形态化在部落语言历史中保持着音位区分。
在集体语言思维历史中，在发音—听觉区别形态化的情形下，我们在不同时代拥有不同的目标。比如，过去与现在相比，波兰语言变格的不同结尾和词干最后辅音之间联系的基础还是有所不同的：stole/królu，murˇe/kurˇu，pańe/końe...s＇c＇ańe，rce/pustimńi，meзi，s＇iji。以前舌面音和非舌面音的区别是主要的表象，而如今在变格中心理语音上变化的辅音和不变化辅音之间的区别成为了主要表象。
只是一些发音—听觉区别被形态化，在不同的语言中是不同的。比如，不同语调，不同长度（长和短，数量，时间，重音），颚化音和非颚化音，口腔打开的程度（o∥u，a∥，e∥ei），形成的位置（∥），浊音和清音……所有的区别，无一例外，都被语义化：to∥po，kot∥pot，do∥no，tom∥dom，kos∥ks，sam∥tam，car∥cˇar。
与语义区别有关的，还有同音异义词的形态划分：dam0/dam。
在部落语言历史中，音位对发音—听觉变化的敏感性不同取决于形态化的程度。比如：
在弱势形态化的m时，是-m≥-n，而在强势形态化的m时，则是m≥m。
t≥（-t）弱势形态化（选择性的t），但在强势形态化时，则是-t≥-t。
在确定音位中个体的心理元素和集体的社会元素之间的关系时，我们在一些系列音位中拥有占据优势的可变化表象、生理发音表象（t，s，x），而在另一些系列音位中，我们拥有占据优势的集体的社会元素，语言交际时的中介元素，声学、听觉元素（含有鼻音共振表象的音位，l，r，元音）。
毫无例外地发挥作用的所谓的“语音规律”，接受渐进的纯生理性固定方向的运动，认为一些语音特征向另一些语音特征（n1n2n3n4……nn）的逐渐性“过渡”观点经不住语言生活现实的检验，是与语言的心理—社会性相抵触的。假如一个庞大的全人类的、全世界的大脑取代众多空间和时间的人类大脑，假如一种统一的全人类、全世界的语言取代众多活的个体语言，那么可能就有这些规律的存在。无论对于自然—科学语音学，还是对于历史心理语音学而言，这些假设都是不存在的。只能在承认众多的个体性、集体性、社会生活、个体之间语言思维的交流，在承认适用于语言生活的社会学时，“语音规律”才有可能存在。
在再现音位及其组合时，我们区分作为生理—力学的，暂时的、过渡性的适应性（приспосабливание），和心理语音学领域的心理习性（比如，在与鼻辅音组合时，元音变窄的习性）。
心理语音学的区别和等同性影响到形态类型的系统。比如，在斯洛文尼亚语域的博辛斯季—博萨伏土语中，在l和v融合为统一的w时，产生gwawagwalegwali、mrtwmrtli的变格形式，从而取代了gavagavegavegavi、mrtvmrtvi。试比较：波兰语中的kaka“kakao”/v kaka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