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天下之事，为之太过，必有反响；而学术尤甚。有汉儒之考据，则必有晋人之清谈；有唐人之注疏，则必有宋人之空疏；有宋人之空疏，则必有清人之征实。在一学派独盛之时，亦必有一二人极力反对，以为异时一变其学之先导。墨学亦何能外是。是故墨学自孟子辞而辟之之后，晦暗二千余岁；虽唐之昌黎，一倡其学，以孔墨同视，而世亦莫之应。以至清乾嘉之间，汉学盛行，注经者已次第臻于极盛；故学者又别开生面，以治子书；而墨子始为人所注意。然犹多不敢显称墨子，以违孟子。唯汪中独以墨之诬孔，犹孟之诬墨为说。则已受孟学极盛之反响矣。至于清末，文网已弛，言论自由，学者遂一反而诋孔孟，尊墨子；梁启超箸书且称为大圣人；学者向风慕义，而墨子之学遂如日之中天矣。于是有二人焉，遂箸书以力诋今之治《墨子》者。柳诒徵作《读墨微言》。
其略云：“今人多好讲墨学，以墨学为中国第一反对儒家之人；又其说多近于耶教，扬之可以迎合世人好奇惊新之心理，而又易得昌明古学之名。故讲国学者莫不右墨而左孔，且痛诋孟子距墨之非。然世界自有公理，非凭少数人舞文弄墨，便可颠倒古今之是非也。墨子之道，本自不能通行。自战国以来，墨学久绝者，初非举数千年若干万亿人，皆为孟子所愚，实由墨子之说，拂天性而悖人情，自有以致之耳。”
其论取证甚详，不能具录。墨子《兼爱·下篇》言别士兼士之分，柳氏驳之，以谓兼之与别，岂止两端；见人饥寒，衣之食之，不若吾身吾亲可也；未必不若吾身，不若吾亲，即是饥即不食，寒即不衣。《兼爱·下篇》，有先爱利人之亲然后人爱利吾亲之说，柳氏斥之，以谓墨子之意，专为交易起见；人人以市道相交，必至真诚尽泯。皆为精绝之论。柳氏外有孙德谦作《释墨经说辩义》。其略云：“吾于诸子，字句之间，谨守多闻阙疑之义；不欲曲为之解，以失其真。墨子之书，其中最难通者，莫如《备城门》以下，与《经》上及大小《取》六篇。《备城门》诸篇，论兵家守城之法，为墨子非攻之说见诸实用者，而可以私意穿凿之乎？如以私意穿凿，将贻害无穷矣。《经》上、《经》下、《经说》上下、《大取》、《小取》，此六篇者，其中‘’‘’等字，他书不经见；又其所言之义，亦多有索解不得者；故如墨子之《经》吾一以阙疑归之。”
“凡吾之所谓阙疑者，以考据家之治诸子，往往求之训诂而其道几穷，不曰衍文，则曰脱文；再不然，则曰传钞之误。语云：‘君子于其所不知，盖阙如也。’则无有为此者矣。其所以不能阙疑者，乃将以便其轻改古书耳。夫古尽而可以任我轻改，则读古人书，亦太易矣。”
“观于今日，其释《墨经》也，以‘一少于二而加于五’谓论算学；以‘平同高也，中同长也’，谓之论形学；以‘景之大小说在地缶远近’谓之论光学；以‘力形之所以奋也’谓之论力学。自注：此外尚有心理学等不备举。如其说，未尝不持之有故，言之成理。然形光诸学，近世乃闻；墨子远在战国，岂已预知之乎？夫天下事虚理可以推测；学问之道，后人所为者，必谓前人早言及之；墨子虽自成一家，亦未必创造此种学说也。”
此皆与今之治墨者，以痛切之讥评者也。夫古书固不可以轻改；然谓古书决不可以改一字，则是谓古书之传，必无脱衍，必无传钞之误，亦岂尽然乎？今人箸文刊书，自经手校，尚不免于讹脱而不自知者；况传世久远之书，而谓其一无讹捝，可乎？墨子之学，固不能预知今世之科学，然焉知墨子之必不见及此，而为古今不谋而同者乎？孙氏之说，亦不可以不辩也。
余幸生俞孙诒让。诸贤之后，得与近世治墨者同时；又性好考证之学，读书每有疑难，辄好博览群言，以求其是；不得，则自为取证，不敢妄逞肊说。诸子之中，于墨书揅诵尤久，时作时辍，近乃略有所成；其关于讨论墨学者则此十篇之论，是也。其关于考证者，则有《墨子刊误刊误》，及定本《墨子闲诂补正》。《补正》成书数十万言，并附以近人论墨名箸，名曰《墨学讨论集》。自今以前，为墨子之学者，自一言一字之训诂以至宏篇巨制之讨论，其大略均见于此矣。书成，锡山唐蔚芝先生许为孙氏之功臣，侯官陈石遗先生许为孙氏之畏友，奖掖后进，既感且愧。卷帙浩繁，刊行有待。谨将序例略录于下，以俟博雅君子教正焉。
定本《墨子闲诂补正·自序》。
自孟子辟墨氏为无父，而世儒遂交非墨子，同目为禽兽，不得与于人之列，遑问其学之得失哉？然自近人表彰之后，《墨子》且为天下大圣人，孔子尚不敢望，则又相与尸祝神明之不暇矣。是二者何其反邪？其皆是邪？其皆非邪？曰：皆是也，皆非也。曰：何也？曰：皆一偏之见也。夫各就一偏之见以立论，则安得不各有其是，各有其非者哉？吾尝以为墨氏之书，其言兼爱，亦本于欲人爱利其亲，故爱利人之亲。《兼爱·下篇》姑尝本原孝子之为亲度者，吾不识孝子之为亲度者，亦欲人爱利其亲与？意欲人之恶贼其亲与？以说观之即欲人爱利其亲也。
然即吾恶先从事即得此，若我先从事乎爱利人之亲，然后人报我以爱利吾亲乎？意我先从事乎恶人之亲，然后人报我以爱利吾亲乎？即必先从事乎爱利人之亲，然后人报我以爱利吾亲也。然则之交孝子昔果不得已乎，毋先从事爱利人之亲者与？其《经篇》亦曰：“孝利亲也。”其贵孝如此，岂无父者比哉？曰：然则孟子之说非与？曰：是何言也？吾之所言，墨子之心也，情也。孟子之所言，墨子之学也，势也。墨子之心，未尝不孝其亲；墨子之情，未尝不爱其亲；然而以墨子之学，求遂墨子之孝，则其势必不可得；既必不可得，则其势必将有不能孝，或舍其亲而不顾者矣。奚以明其然邪？今设有人于此，月得百金。有教之者，曰：尔亲当与之半，尔兄弟当五之一，尔妻若子亦当五之一，其余十之一以济穷乏，则从之者必甚易。是何也？其势可为也。今墨子则不然，教之曰：爱人之身若爱其身，爱人父兄若其父兄，爱人妻子若其妻子。说本《兼爱·上篇》。夫所谓人者何邪？非所谓天下之人者邪？然则虽累千万，犹不能给；区区百金，岂能有济乎？是故愿者从其说，则均分其金而其亲之所得将不及秋豪之末；其狡者为之，则不特不能视人之亲若视其亲，乃反而视己之亲若人之亲矣。
是从墨子之说，将不至冻饿其亲不止矣。然则欲爱涂之人如爱其亲者，墨子之心与情也；其卒也则反而视其亲如涂之人焉，则又墨子之学之必至之势也；虽不谓之过不可得也。此墨子之兼爱无差等，所以为世疵病；而儒者之学本于亲亲之杀，所以易行而鲜敝也。岂非然哉？且夫墨子之兼爱无差等，则不能不重实利；重利之过，则亲死不足悲；《公孟篇》公孟子曰：“三年之丧，学吾子之慕父母。”子墨子曰：“夫婴儿子之知独慕父母而已，父母不可得也，然号而不止，此其故何也。即愚之至也，然则儒者之知，岂有贤于婴儿子哉？而不能不力疾从事，唯利之是务。故其究也，则利之所在，将重于其亲，死者既不足悲，生者又安足事？是其势又不至于无父不止也。孟子之辟，又岂足谓之过乎？且夫，爱从何生？非生于其身之最亲切者邪？天下之亲切也，孰有过于父母者乎？以最亲切之父母，尚以实利故，亦有不暇悲，不暇事，况于兄弟乎？况于朋友乎？况于涂之人乎？是墨子之学，其究也不特不能兼爱，且将无一焉可爱，而唯爱其身而已。此又其势之必然者也。曰：然则墨子之学，不亦可废乎？曰：是又不然，庄生有言：“墨子天下之好也，将求之不得也，虽枯槁不舍也，才士也夫”，是可谓知墨子之心者矣。夫孟子盖惧墨子之末流，其势将为天下祸，故不得不辞而辟之。若夫，原墨子之心，则所谓“国家昏乱，则语之尚贤尚同；国家贫，则语之节用节葬；国家喜音沈湎，则语之非乐非命；国家淫辟无礼，则语之尊天事鬼；国家务夺侵陵，则语之兼爱非攻”《鲁问篇》语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