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曰：“争城以战，杀人盈城；争地以战，杀人盈野：”则春秋之末，战国之世，其战祸之剧，杀人之众可知。此岂非与墨子兼爱之说最相反者乎？故墨子于此最为痛恶，视同盗贼。《天志·下篇》云：“今知氏，大国之君，柱按：知通之氏通时详拙著《闲诂补正》。宽然者曰：吾处大国而不攻小国，吾何以为大哉？是以差论蚤牙之士，孙云：蚤非攻并非爪。比列其车舟之卒，以攻伐无罪之国，入其沟境，刈其禾稼，斩其树木，残其城郭，以御其沟池，焚烧其祖庙，攘杀其牺；民之格者则劲拔之，不格者则系操而归；丈夫以为仆圉胥靡，妇人以为舂酋。则夫好攻伐之君，不知此为不仁义，以告四邻诸侯，曰：吾攻国覆军杀将若干人矣。其邻国之君亦不知此为不仁义也，有具其皮币，发其处，孙诒让云处当作徒遽，国语、吴语云：徒遽来告。韦注云：徒步也，遽传车也。使人飨贺焉。则夫好攻伐之君，有重不知此为不仁不义也，有书之竹帛，藏之府库。为人后子者，必且欲顺其先君之行，曰：何不发吾府库，视吾先君之法美，必不曰文武为政者若此矣。曰：吾攻国覆军杀将若干人矣。则夫好攻伐之君，不知此为不仁不义也。其邻国之君，不知此为不仁不义也。是以攻伐世世而不已者。此吾所谓大物则不知也。
所谓小物则知之者何？若今有人于此，入人之场园，取人之桃李瓜姜者，上得且罚之，众闻则非之。是何也？曰：不与其劳，获其实，已非其有所取之故，而况有踰于人之墙垣，抯格人之子女者乎？与人之府库，俞云：乃穴字之误。窃人之金玉蚤絫者乎？王念孙云：蚤众当为布，盖缲之偕字。与踰人之栏牢，窃人之牛马者乎？而况有杀一不辜人乎？今王公大人之为政也，自杀一不辜人者，踰人之墙垣，抯格人之子女与人之府库者，窃人之金石蚤絫者，与踰人之栏牢窃人之牛马者，与入人之场园窃人之桃李瓜姜者，今王公大人之加罚此也，虽古之尧舜禹汤文武之为政亦无以异此矣。今天下之诸侯，将犹皆侵凌攻伐兼并，此为杀一不辜人者数千万矣？此为踰人之墙垣，格人之子女者，与人府库，窃人金玉蚤絫者，数千万矣；踰人之栏牢，窃人之牛马者，与入人之场园，窃人之桃李瓜姜者，数千万矣；而自曰义也。故子墨子曰：是蕡我者顾千里云：我当为义。柱按：蕡读为分。则岂有异是蕡黑白甘苦之辩者哉！今有人于此，少而示之黑谓之黑，多示之黑谓白；必曰：吾目乱不知黑白之别。今有人于此，能少尝之甘谓甘，多尝谓苦，必曰：吾曰乱不知其甘苦之味。今王公大人之为政也，或杀人，其国家禁之；此蚤越戴望云：三字有脱误。有能多杀其邻国之人，因以为文义。王云：文当有大。此岂有异蕡黑白甘苦之别者哉？”
此文摹写好攻伐者之心理，可谓毕肖。战胜之功，为攻伐者最荣誉之事，而墨子乃以入人场园，窃人桃李，踰人墙垣，抯格人子女，人府库，窃人金玉等比之；明其罪恶尚当千万倍于此；谓痛切之至矣。语曰：“窃者诛，窃国者侯；侯之门，仁义存。”墨子其有见于此者邪？
虽然，墨子非攻之说，善则善矣，其竟可以实行否邪？周室既衰，封建制度，流弊已著。强兼弱，众并寡，已成为战国之风尚。墨子孟子之徒，虽日为罢兵之运动，其奈当时之军阀何？故卒之亦绝不能收效，而攻战日甚。于是韩非之徒出，受墨子尚同之影响，以为非中央集权，不可以言治；非实行武力竞争，不足以谋生存。故韩非《显学篇》云：“敌国之君王，虽说吾义，吾弗入贡而臣；关内之侯，虽非吾行，吾必使执禽而朝。是故力多则人朝，力寡朝于人。故明君务力。夫严家无悍虏，而慈母有败子：吾以此知威势之可以禁暴，而德厚之不足以止乱也。夫圣人之治国，不恃人之为吾善也，而用其不得为非也。恃人之为吾善也，境内不什数；用人不得为非，一国可使齐。”
《五蠹篇》云：“上古竞于道德。中世逐于智谋。当今争于气力。”
此韩非中央集权，武力竞争之说也。至李斯而加甚。遂专从事于武力统一，夷灭诸侯，以收中央集权之效。是墨子消极之政策，未能行；而积极之政策，乃大行于秦，以成秦汉以后之一大变局也。
至于节用之主义，实本兼爱而生。盖必其人能节用而后有牺牲之精神以兼爱人也。然墨子之节用论，却未尝明言此，其持论大抵为君上而说。《辞过篇》云：“古之民，未知为衣服时，衣皮带菱，冬则不轻而温，夏则不轻而清；圣王以为不中人之情，故作诲妇人治丝麻捆布绢以为民衣；为衣服之法，冬则练帛之中足以为轻且煖，夏则绤之中，足以为轻且清，谨此则止。故圣人之为衣服，适身体，和肌肤而足矣；非荣耳目而观愚民也。当是之时，坚车良马，不知贵也；刻镂文采，不知喜也；何则？其所道之然。故民衣食之财，家足以待旱水凶饥者何也？得其所以自养之情而不感于外也。是以其民俭而易治，其君用财节而易赡也。府库实满，足以待不然。兵革不顿，士民不劳，足以征不服。故霸王之业可行于天下矣。当今之主，其为衣服则与此异矣；冬则轻煖，夏则轻清，皆已具矣；必厚作敛于百姓，暴夺民衣食之财以为锦绣文采靡曼之衣，铸金以为，珠玉以为珮，女工作文采，男工作刻镂，以为身服；此非云益煖之情也，单财劳力，毕归之于无用也。以此观之，其为衣服非为身体，皆为观好。是以其民淫僻而难治，其君奢侈而难谏也。夫以奢侈之君，御好淫僻之民，欲国无乱，不可得也。君实欲天下之治，而恶其乱，当为衣服不可不节。”
其余论宫室饮食舟车等，大意均略同。文多今不备录。《节用》上中二篇，所陈亦大氐不外乎此。墨子以奢侈为致乱之源，节用为救乱之本，可谓切中之极。盖俭则有余，有余则能相让。奢则不足，不足则必出于争，此大夫所以相乱家，诸侯所以相攻国也。乌能兼爱乎？
虽然，墨子之节用，其于一切服用。皆取其便适，而绝不为荣观，其说果可以行否乎？曰：必不能。是何也？曰：凡有生之物，莫不有求美之性。盖宇宙之生物，原于太阳之力。而太阳者，天下之至美者也。故植物之花叶，禽兽之羽毛，莫不各力呈其美。而人类则自利用衣服以后，除须发之外，皆已丧失其天然之美，故必以人力之美继之；此自然之势也。是故或为宫室服用之美，或为言语文字之美，所美不同，而为美则一也。今墨子必以为用而已，凡为荣观者，皆务去之，则是拂逆生物之性者也，其可行乎？吾尝以谓人类之进化，惟赖其有求善求美之性；有求善求美之性，故有艺术，而一切士农工商之业均日进而不已；此泰古之质朴，所以进而为今日之文明也。若墨子之说，殆不容人间有美术之观念；姑勿论其事必不能行，藉令能之，则虽谓今之世犹泰古之世，可也。
然则谓墨子之说，乃大谬特谬可乎？曰：是又不可。墨子谓：“古者节俭，故民得其所养之情，而不感于外”；此语实能道出为治有提倡节用之必要。盖在上者不奢侈，则用于民者少而民用足；不示民以奢侈，则民不逐于奢侈，而用易于足；则民何为而不易治？反是，若在上者务为奢侈，则必多取于民，而民困于赋敛，而用不足矣；又示民以奢侈，则民争相傲效，而用亦益感其不足。如是，则小之必如孟子所谓上下交征利而国危，大之则必酿成今日之阶级战争矣。《老子》第七十五章云：“民之饥，以其上食税之多，是以饥？民之难治，以其上之有为，是以难治；民之轻死，以其上求生之厚，是以轻死。”
老子所谓求生之厚，谓在上者生活程度之高也。在上之生活程度既高，则食税安得不多乎？且在上者之生活既高，在下者又安得不相随而高乎？既相随而高，而在上者又复多取之，使不得达其谋生之道，又安得天下之不乱乎？吾尝谓今世科学之发明，即本于人类求善求美之性质而来；然继长增高，结果实不免于奢侈。盖机械发明，工厂发达，经济集中，富者累千万，而奢侈相高，于是贫者之生计日感穷蹙。是前有奢侈之诱其心，后有饥寒以促其变；机械之观念既日深，而恩情之观念逐日薄；呜呼！此世界阶级之大战所由起欤？墨子云：“以奢侈之君，遇好淫僻之民，欲国无乱，不可得也。”其有见于此乎？嗟乎！科学者，完成世界阶级之工具者也，而其结果乃酿成世界阶级之大战争，为阶级革命之起因，盖导民于奢侈之过也；是岂科学家所及料者哉？科学者本于人类求善求美之性而已，而结果乃为人类战争之原。《老子》第二章云：“天下皆知美之为美，斯恶矣；皆知善之为善，斯不善矣。”
斯言岂不信乎？然则去美善则拂性而无进步，求美善则奢侈而起战争。孔子曰：“奢则不逊，俭则固。”此中庸之道，所以要欤？又曰：“礼与其奢也宁俭。”必不得乎中庸，则居奢侈之世，提倡墨子之节用，亦息争之道欤？
要而论之，墨子之政治，除尚同为干涉主义，为积极主义外；其余盖偏归于消极主义，即如兼爱，固以积极矣；然究而论之，人人能自爱，更何待乎人之爱己？则兼爱者，亦徒就人之不能自爱者言耳，谓非近于消极，不可得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