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我这方面来说，我可以证明，虽然我丈夫对其作品中主人公们的卑劣行径有时描写得过分真实，但他一生始终与“淫乱好色”沾不上边。显然，一个大作家，靠了他的天才，要描写主人公所犯的罪行，并不需要亲自犯罪；要不然，那就得承认，既然陀思妥耶夫斯基能够淋漓尽致地描绘拉斯柯尔尼科夫如何谋杀两个妇女，那么，他一定亲自杀害过什么人。
我怀着深挚的感激之情忆起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对我的关切，他怎样保护我，不让我阅读淫秽的小说。当我由于年轻，把我从别人那儿听到的一个猥亵的故事告诉他的时候，他十分冒火。我丈夫在谈话中总是极其稳重，决不说下流肮脏的话。对于这一点，记得他的人大概都会同意。
读了斯特拉霍夫的诽谤信，我决定提出抗议。但是该怎样抗议呢？反驳这封信的时机已经错过：信是1913年10月发表的，而我几乎过了一年才知道。何况，登载在报纸上的反驳文章又能起什么作用呢？它隐没在当前的新闻中间，被人遗忘，而且，是否有许多人读它呢？我和那些熟悉我亡夫的朋友们商量，他们的意见有分歧。有些人说，对这些卑鄙的诽谤应该予以蔑视，它们只配受到如此的回报。他们又说，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对俄国和全世界文学的影响是那么巨大，诽谤并不能损害他的崇高声誉。他们还指出，这封信的发表甚至在当前的文学界没有引起任何议论，因为绝大多数作家对这些诽谤是清楚的，对诽谤者也是了解的。另外一些人则持相反的看法，认为我必须提出抗议，记住下述的谚语：“Calomniez，calomniez，il en reste toujours quelque chose！”法语：诽谤吧，诽谤吧，肯定会留下什么痕迹的！——译者注他们说，我把自己的一生献给我的丈夫，终身为他服务，可是有人诽谤他，我却无法反驳，这种情况可能会引起别人的推测，认为在诽谤中有着某种真实的成分。我不置一词，仿佛是对诽谤的默认。
许多人被斯特拉霍夫的信所激怒，但是他们觉得单由我来驳斥是不够的；他们认为，那些对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抱有好感的人应该写抗议书来驳斥斯特拉霍夫对他的诽谤。有些人承担了写抗议书和收集签名的工作，另外一些人则想个别写信来表达自己的愤慨。我的许多朋友发表意见说，为了驳斥诽谤，应该在抗议书中附上各杂志在不同时期刊载的、把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作为一个非凡善良和富有同情心的人加以描绘的文章（回忆录）。我遵照朋友们的意见，把我的抗议书和文章都合并在我的回忆录中。
我和许多人谈起这封恶毒的、给我的晚年蒙上阴影的信时，询问他们的看法：斯特拉霍夫写这封信的动机是什么？大多数人认为这是文学界常见的“jalousie de métier”法语：同行之间的嫉妒。——译者注。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大概由于坦率，还可能由于说话生硬而得罪了斯特拉霍夫（后者自己也谈到这一点），于是斯特拉霍夫便产生了报复的意图，即使对方已经不在人世，对他报复一下也好。斯特拉霍夫不敢在报刊上公开说出自己的看法；因为他知道，招致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许许多多保护者来反对自己，和人们争吵，这不符合他的性格。有个熟悉斯特拉霍夫的人对我谈了这样的看法：斯特拉霍夫想用这封信给陀思妥耶夫斯基“抹黑，贬低”他在托尔斯泰眼中的地位。当我对这种推测表示怀疑的时候，我的对话者发表了对斯特拉霍夫富有独创性的见解：“斯特拉霍夫实际上是怎样一个人呢？这是那种古时很多、现代已经消逝的‘贵族食客’的典型。请回忆一下吧，他逗留在托尔斯泰家、费特阿法纳西·阿法纳西耶维奇·费特（1820—1892），俄国诗人。家和丹尼列夫斯基家，一住就是几个月，而在冬天，则按规定的日子在朋友们家里吃饭，一家家地传播流言蜚语。作为作家和哲学家，很少有人对他感兴趣，但他却是个到处受欢迎的客人；因为他认为自己是托尔斯泰的朋友，总能谈一些有关托尔斯泰的新消息。他非常重视这种交情，而且，他自视甚高，还可能认为自己是托尔斯泰的支柱呢。当托尔斯泰得悉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噩耗后，把死者称作自己的‘支柱’，对两人未曾会面一事感到衷心的遗憾[19]时，真不知斯特拉霍夫气恼成什么样子。托尔斯泰可能常常赞扬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才能，屡次谈到这一点，这使斯特拉霍夫感到不快；为了制止这种赞扬，他便决心对陀思妥耶夫斯基进行一系列的诽谤，使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光辉形象在托尔斯泰的心目中黯然失色。也可能，由于陀思妥耶夫斯基曾经得罪过斯特拉霍夫，后者萌生了报复的念头，要想在后代人面前给陀思妥耶夫斯基抹黑。他明白，他那位天才的朋友具有多么强大的吸引力，因此他能预计到托尔斯泰与人来往的信件日后将会出版，即使是在许多年之后，他的恶毒目的终将达到。”
我不尽同意我的交谈者上述独特的意见，我要用斯特拉霍夫信中的话来结束我生活中这件沉痛的事：“在一个人身上，高尚的情操可以和各式各样卑劣的心理并存。”[……][20]
三回忆录的作者们
在我一生悠长的岁月中，“回忆录的作者们”，那就是说，那些熟悉或者仿佛熟悉我的亡夫、撰写有关他的回忆录的人们，给我带来了许多苦恼。每次当我从某杂志上看到某人所写的关于我丈夫的回忆录时，我的心总会由于忧郁的预感而发紧，我思忖：不知又出现了什么夸张、杜撰的新花样，什么流言蜚语，而我这种想法往往没有错。即使那些认真的回忆录的作者们，对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真正的性格和行动也未必了解，对他的道德品质的评价也不尽正确，对这一点，我也没有估计错误。当然，我所说的只是有关私人交往方面的回忆。这不涉及对文学活动的评价；相反，有些评论与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本人对自己作品的看法和评价相接近。
使我始终感到惊奇的是那些回忆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的文章所共有的、几乎成为公式的基调：所有回忆录的作者们仿佛事前约好似的（大概根据他的作品），都把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写成一个阴郁沉闷、难以相处、容不得不同意见、总是和大家争论、要使对方气恼的人；此外，又特别高傲，十分“自大”。只有少数人——韦·米库利奇参阅韦·米库利奇《与名人会晤》。——安·格·陀思妥耶夫斯卡娅注[21]、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在莫斯科的亲戚们以及那位记得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住在莫斯科附近一所别墅里的情况的Н。Н．方福赫特先生参阅Η。Η。方福赫特《费·米·陀思妥耶夫斯基生平》，《历史导报》，1901年，第12期。——安·格·陀思妥耶夫斯卡娅注——认为自己可以谈出另一种完全不同的印象，而正是这些印象符合客观实际。
有多少次我听到或读到这样的说法：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带着阴郁的神情走进客厅，默默地跟别人握手，不对任何人说句问候的话，坐在圈椅里，一语不发，这就立即给大伙儿带来一股寒气，而在他来之前，客厅里却充满着欢乐、热闹的气氛。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高傲地”坐在那里，整整半个钟点，有时半个钟点还不止，一直不开尊口，或者偶尔对别人的问题或者致意回答一两句话，临了，他终于“屈尊俯就”，开始跟普通人说起话来，但通常不是跟大伙儿聊天，而是挑选某个他认为顺从他的人或者他的崇拜者，与之悄悄地谈，偶尔向其他在场者突然说出一句蔑视或贬低某人的话，这句话马上被那些正在交谈的人抓住，加以评论，然后作为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褊狭和自大的新的例子，添枝加叶地在文学界传播。
事实上，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在社交界的行动可以十分简单地解释清楚：自从他回国以后，说得更确切一点，自从1872年起，他的呼吸道得了炎症，也就是说，害了肺气肿。虽然他曾去过埃姆斯治疗，但病情却逐年加剧，他的肺越来越不能畅快地吸进他所需要的空气，甚至坐在家里的时候，他间或也会喘不上气，剧烈地咳嗽起来，好像他的胸部经受不住这样的紧张状态，眼看就会出现灾难似的。事实果真如此：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由于肺部出血而死。
因此，可以想象，当我可怜的丈夫在严寒的天气，或者，更糟糕的是，在潮湿天，乘车赶路之后，登上三楼（信贷公司、贵族俱乐部的大厅），有时候，登上五楼（例如，他喜欢去做客的波隆斯基家）之际，他会有什么样的感受。在他登楼的时候，每走上一个梯级，就得停下来喘气，有时对我说：“慢些走，让我歇一下，气喘不过来，我好像鼻子上蒙着一块折成四层的羊毛头巾在呼吸。”我当然走得慢，我们登上三层或四层楼得花二十分钟光景，等到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走进友人家的时候已经疲惫不堪，几乎喘不上气来了。如果看门人没有在下面打铃，通报又有客人来了，我们能慢慢地上楼，那就算幸运了。但是客人们差不多是在同一时间到的，熟人们往往赶过我们，预先告知主人们，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马上就要来到；而这时候，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却坐在梯台的椅子上，要过半个钟点才到。“哦，莫非‘奥林匹斯山神’高不可攀，要人家恭候那么长时间？”那些对他抱反感的人这样想，同时说出了口。得到通知的主人们，有时候，加上他的崇拜者们，走到前室来迎他，纷纷向他问候致意，帮他脱去皮大衣、皮帽、围巾（而过多的、快速的动作使病人的胸部十分难受），等到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走进客厅，他已经精疲力竭，连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了，只是想稍稍歇歇气，让自己清醒过来。
他在交际场合之所以显得阴沉，其原因就在于此。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的大多数友人知道他不单单害着癫痫病；但是，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从来不为自己的健康向人诉苦，而总是表现得精神饱满，任何时候也不拒绝参加为支持慈善团体而举行的朗诵会，不拒绝别人对他进行有关公务和其他方面的访问；因此，认识他的人在那致命的结局来临之前，多半不把他胸部的疾病当作一回事，而有些人，由于人类固有的弱点，就以那些与我丈夫高尚的个性格格不入的品质来解释他的阴郁和沉默。
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常常在友人家里（苏·安·托尔斯泰娅伯爵夫人家、施塔肯施奈德家、波隆斯基家、盖杰布罗夫家等）参加家庭晚会，想在工作之余得到休息，跟人聊聊，排解愁闷，因此（完全不是由于傲慢或者“高不可攀”），他爱和那些他喜欢的人悄悄地交谈，有时（特别是发病后）甚至很不愿意结识新朋友。《符谢沃洛德·索洛维约夫回忆费·米·陀思妥耶夫斯基》，1881年，由阿·苏沃林出版。——安·格·陀思妥耶夫斯卡娅注[22]
我可以证明，与上述某些人的说法相反，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跟大家在一起时，特别不喜欢夸夸其谈，张口与人争论或者故意刁难和嘲笑某人。
我记得，伊·伊·扬茹尔伊万·伊万诺维奇·扬茹尔（1846—1914），经济学家，莫斯科大学教授。1895年起为科学院院士。的《回忆录》伊·伊·扬茹尔，《一八六四至一九〇九年的经历和见闻回忆录》，第2卷，圣彼得堡，1911年。——原书编者注[23]使我吃惊，同时感到不快和难受。他在《回忆录》中提到，有一次，在盖杰布罗夫家的星期日聚会上他遇到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的情况。扬茹尔描述了在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谈到科学及其代表人物时仿佛激起在场者气愤的整个情景。读了这段描写以后，使人（不止我一个人）产生这样的印象，仿佛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对那些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怀着妒意（因为他只读完工程学校），一有机会就想惹恼和侮辱学术界的随便哪位代表人物。其实，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非常珍视真正的教育，他在那些才智卓越的教授中间有着相交多年、真诚相待的朋友，他总是愉快地，兴致勃勃地和他们会面和交谈。例如，他与弗·伊·拉曼斯基、瓦·瓦·格里戈里耶夫（东方学家）、尼·彼·瓦格纳、阿·费·康尼、亚·米·布特列罗夫亚历山大·米哈伊洛维奇·布特列罗夫（1828—1886），化学家和社会活动家。之间的关系就是这样的；而那些平庸的学者却并没有以自己的学术或评论活动起过有益的作用，对这些人他当然不尊重，而且，他也似乎有权这样做。
我知道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喜欢与人个别交谈的习惯（许多回忆录的作者都谈到这一点）米库利奇、符·索洛维约夫、德沃朗。——安·格·陀思妥耶夫斯卡娅注格里戈里·亚历山德罗维奇·德沃朗（1847—1916），新闻记者，民族志学者，旅行家。[24]；我觉得奇怪，伊·伊·扬茹尔怎么能听到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与女主人的轻声（我丈夫的声音低沉）谈话，而且明白，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此举是针对他的，其目的在于侮辱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