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和托尔斯泰的谈话
我一生中只有一次有幸见到列·尼·托尔斯泰伯爵，并和他进行了交谈。由于我们的谈话只涉及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因而我认为可以把这次谈话写进我的《回忆录》里。
我和索菲娅·安德烈耶芙娜·托尔斯泰娅伯爵夫人相识于1885年，是在她有一次来到彼得堡的时候，在此以前，我还未曾见过她。她来到我家里，就出版问题征求我的意见。伯爵夫人告诉我，直到那时为止，她那著名的丈夫的作品一直由莫斯科的书商萨拉耶夫出版，后者付的版权费相当少（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大概是两万五千卢布）。她从她的熟人们那儿得知，我丈夫的作品由我顺利地出版，于是她就决定尝试由她本人出版列夫·尼古拉耶维奇的作品。她来向我打听，出版书籍是否特别费事，会有很多麻烦。伯爵夫人对我产生了异常良好的印象，我怀着由衷的喜悦之情，把我从事出版工作的全部“秘密”告诉她，同时拿出我分送各处的预约发售的书籍和广告的样本给她看，并且提醒她，要预防我出过的差错，等等。由于细节很多，我就不得不到伯爵夫人的妹妹塔·安·库兹明斯卡娅塔季扬娜·安德烈耶芙娜·库兹明斯卡娅（1846—1925），回忆录作者，索·安·托尔斯泰娅的妹妹，列·尼·托尔斯泰的好友。家去拜访她，同时，伯爵夫人也到我家来过两三次，为的是要弄清楚那些她感到模糊的问题。
使我极其高兴的是，我那些有关“出版工作”的意见对索菲娅·安德烈耶芙娜伯爵夫人有用：她的出版工作干得很出色，得到了很大的收益。从那时候起，二十多年来，伯爵夫人很成功地亲自出版列夫·尼古拉耶维奇伯爵的作品。
和伯爵夫人的屡次接触和会面使我们有可能相互了解，我们成了朋友，而且我相信，索菲娅·安德烈耶芙娜伯爵夫人是她的天才的丈夫的真正的天使和保护者。伯爵夫人来到彼得堡的时候总来看我，我去莫斯科的时候也必定顺便去找伯爵夫人，后来，我向她和她的一家提供机会从“陀思妥耶夫斯基纪念馆”的窗口观望已故的皇帝亚历山大三世的遗体运至阿尔汉格尔斯克大教堂的场面。
我去莫斯科大多是在春天（为了访问我的“纪念馆”），或者在秋天，从克里木回来之际；当我去拜访伯爵夫人的时候，从来也没有碰到过列夫·尼古拉耶维奇伯爵：他不是早春上亚斯纳亚·波利亚纳去，就是在那儿度过秋天。但有一次冬天，我傍晚到了伯爵夫人那儿，得知列夫·尼古拉耶维奇伯爵在莫斯科，但是他病了，谁也不接见。伯爵夫人跟我谈了一会儿，就去找她的丈夫，而我则留下来和她家里的人聊天。过了约莫十分钟，伯爵夫人回来了，告诉我她的丈夫知道我来到他家，一定要见我，要我到他那儿去。她预先提醒我，伯爵今天肝病发作，一整天感到很乏力；因此，她请求我不要跟他长谈。我和伯爵夫人顺着纯粹莫斯科式的过道从一所房子走向另一所房子，当我走在过道上的时候，甚至不十分乐意去他那儿。虽然我很想见见这位天才的作家，对他那些富有诗意的作品始终极其欣赏，但是又有点儿怕他；我预感到，我会给他不愉快的印象，而这是我决不愿意的。
我们走进一个大而低矮的房间，列夫·尼古拉耶维奇伯爵坐在那儿的一张沙发上，身上穿着人们在他的照片上可以看到的那种灰色上衣。他见到我的时候愉快地叫了起来，我的畏惧感也就随之立即消失了。
“这真令人惊讶，我们作家们的妻子多么像她们的丈夫啊！”
“难道我像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吗？”我欣喜地问。
“像极了！我想象中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妻子正像您那样！”
当然，在我丈夫和我之间，没有任何外表上的相似之处，托尔斯泰说我像我那亲爱的丈夫，这完全不是实情，但是却没有比他这句话更使我高兴的了。不知怎的，我觉得伯爵一下子就变得可亲了。
列夫·尼古拉耶维奇让我坐在他旁边的圈椅里，指了指他那上面放着一些枕形物（里面装有热的草灰或燕麦）的胸部，说他觉得不舒服，我们有一会儿都没有开口。
“我早就想来探望您，亲爱的列夫·尼古拉耶维奇，”我说，“衷心感谢您就我丈夫逝世一事写给斯特拉霍夫的那封动人的信，斯特拉霍夫把这封信给了我，我把它作为珍物保存着。”
“我所写的都是肺腑之言，”列夫·尼古拉耶维奇伯爵说，“我为了从未见到过您的丈夫而始终感到遗憾。”
“他也为此而深感遗憾！你们本来有机会相见——是在盐城听弗拉基米尔·索洛维约夫演讲的时候。我记得，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甚至责备斯特拉霍夫，为什么没有告诉他，您也在听讲。当时我丈夫说：‘我即使不能跟他讲话，就是瞧他一眼也好啊！’”
“真的吗？在那次演讲会上，您丈夫也在场？为什么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不告诉我？[1]我真感到遗憾！对我来说，陀思妥耶夫斯基是个珍贵的人“他（陀思妥耶夫斯基）逝世以后，我感到，他对我来说是个十分重要和珍贵的人。”（摘自瓦连京·斯佩兰斯基《回忆列·尼·托尔斯泰》，《言论报》，1915年，第307期，11月7日）——安·格·陀思妥耶夫斯卡娅注，也许还是唯一我能够向之讨教许多问题，而他能在许多方面给予我回答的人！”
伯爵夫人走进来了。我记得她事先对我的警告，就站起身来想走，但是伯爵阻止我说：“不，再待会儿。请告诉我，在您的心里，在您的回忆中，您的丈夫是怎样一个人？”
我被他谈到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时那种亲切的语调深深地感动了。
“我亲爱的丈夫，”我充满激情地说，“是人的典范！在他身上，最高度地表现了那些使人美好的道德上和精神上的优秀品质。他善良，宽容，仁慈，公正，无私，对人温和，富有同情心——谁也比不上他！可是他的坦率、刚直却给他招来了多少敌人！哪个人离开我丈夫的时候不曾得到过他的忠告、安慰或者某种形式的帮助？碰到他发病后身体不适或者工作紧张的当儿，他是严厉的；但是，如果他知道有人需要他帮助，那么，他的严厉就会刹那间变为仁慈。他流露了多少真挚的温情以补偿他的急躁和严厉。您知道，列夫·尼古拉耶维奇，没有比在日常生活中，在家庭里更能清楚地表现出一个人的性格了；那么，我要说，跟他共同生活了十四年，看到他的行为，我只能惊异和感动。有时候，我完全意识到他的行为不切实际，甚至对我们本身有害；但是我应该承认，我的丈夫在某种情况下所做的正是一个珍视高尚的品格、珍视公道的人应有的行为！”
“我也一直是这样想他的，”列夫·尼古拉耶维奇伯爵若有所思、满腔热情地说，“我始终觉得陀思妥耶夫斯基是个具有丰富的、真正的基督教徒感情的人。”瓦·斯佩兰斯基在其《回忆列·尼·托尔斯泰》一文中也是这样说的。（《言论报》，1915年，第307期，11月7日）——安·格·陀思妥耶夫斯卡娅注伯爵夫人又进来了，我站起身来，紧紧地握了握这位我所爱戴的作家向我伸出的手，带着我很少经受到的那种富有魅力的印象走了。[2]是啊，这是位善于征服人心的作家！
当我顺着空荡荡的莫斯科街道回家、重温刚才经受到的深刻印象时，我向自己发誓（我信守了这个誓言），以后再不去探望列夫·尼古拉耶维奇伯爵了，虽然好心的伯爵夫人屡次邀我去，甚至到亚斯纳亚·波利亚纳去做客。我担心，如果我下次看到他，适逢他身体不适、容易发火、缺乏意志力的时候，我会看到他成了另一个人；那么，我曾体验到的、我如此珍视的魅力就会烟消云散！为什么要使自己失去命运有时在我们的生活道路上赐给我们的精神瑰宝呢？
二给斯特拉霍夫的答复
目前，在我的《回忆录》接近尾声的时候，我不得不捍卫我所念念不忘的丈夫的英灵，反驳那个几十年来被我的丈夫、我以及我们全家视为挚友的人对他的无耻诽谤。我指的是登载在《现代世界》1913年10月号上的那封尼·尼·斯特拉霍夫给列·尼·托尔斯泰伯爵的信（1883年11月28日）。[3]
此年11月，我度夏以后回到彼得堡，碰到朋友和熟人时感到有点奇怪，他们之中几乎每个人都问我，是否读过斯特拉霍夫给托尔斯泰伯爵的信。我问，这封信登载在哪儿，他们回答我，是在某张报纸上看到的，究竟是什么报纸，那就不记得了。我没有去注意他们的这种健忘现象，对这一消息也不特别感兴趣，因为我丈夫一向把斯特拉霍夫说成是个杰出的作家，赞许他的活动，向他提供创作题材和主题；我想，除了好话以外，斯特拉霍夫还能写我丈夫什么呢？直到后来我才领悟到，我那些“健忘的”朋友和熟人们认为，我们那个虚伪的朋友的这封信会使我伤心透顶，而他们不愿意看到我这样。1914年夏，当我整理新闻机构为了充实莫斯科“费·米·陀思妥耶夫斯基纪念馆”而向我提供的无数剪报时，我才看到这封倒霉的信。
我把这封信摘引如下：
亲爱的列夫·尼古拉耶维奇，我此刻在给您写封简短而内容十分丰富的信；但是要充分阐明主题，那会使人感到不舒服，而且信写得很长。您现在大概已经收到《陀思妥耶夫斯基传记》[4]了吧。请您屈尊关注，谈谈您对这本书的看法。我想趁此机会向您吐露心曲。在我写《传记》的时候，我处于自我斗争之中，与心头升起的厌恶感作斗争，竭力想把这种恶劣的感觉压下去。请帮助我找寻摆脱它的出路。我不能认为陀思妥耶夫斯基是个高尚而幸福的人（实际上这两者是一致的）。他凶恶粗暴，妒贤嫉能，道德败坏，一生都处于激动不安之中，这使他显得卑微渺小，显得滑稽可笑；与此同时，他却又刻薄而且机灵。他跟卢梭卢梭（1712—1778），法国启蒙思想家，文学家和哲学家，在其自传《忏悔录》中讲述自己“本性善良”，但是社会环境使他受到不良的影响。——译者注一样，认为自己是最高尚和幸福的人。在写《传记》时，我十分清晰地忆起所有他的这些特点。有一次，在瑞士，他当着我的面十分专横地对待侍役，致使后者感到抱屈，对他说：“要知道，我也是人啊！”我记得，当时我是如何震惊，因为这话是针对一个人道的宣扬者说的，这表明自由的瑞士对人权的看法。
这样的事在他是经常发生的，因为他不能抑止自己的狂暴。我多次看到他那完全老娘儿们式的、出人意料的、不该有的乖张行为，并未作声；可是偶尔有两三次我对他说了些使他十分恼火的话。不过，在令人恼火方面，他当然总是胜过一般人；而最糟糕的是，他以此为乐，对自己所干的一切坏事从来也不感到后悔。他对肮脏的勾当心向往之，还为它们叫好。维斯科瓦托夫帕维尔·亚历山德罗维奇·维斯科瓦托夫（1842—1905），俄国文学教授，哲学博士。告诉我，他曾得意洋洋地说，他在澡堂里和一个由女家庭教师领到他跟前的小女孩……而且，请注意，在发泄兽欲时，他丝毫也没有感觉到兴味，感觉到女性的美和魅力。从他的小说中可以看出这一点。他和《地下室手记》中的主人公，《罪与罚》中的斯维德里盖洛夫，《群魔》中的斯塔夫罗金最为相似。卡特科夫不愿意发表作者描写斯塔夫罗金的一个情节[5]，可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却在这儿把它读给许多人听。
他虽然具有上述的天性，但又充满甜蜜的感伤心理，耽溺于高尚的人道的幻想，而这种幻想乃是他的倾向，他的文学基调和手段。其实，他所有的小说都是自我表白，这证明在一个人身上，高尚的情操可以和各种各样卑劣的心理并存。
我不能摆脱这样的思想，找不到调和的着眼点，这使我多么苦恼！难道我狠毒？嫉妒？对他怀有恶意？决不：我只是想哭，因为这原本可以是愉快的回忆，现在却只能叫我心头憋闷！
我想起了您的话：过分熟悉我们的人自然会不喜欢我们。但往往也会出现另一种情况。由于相知，认识了一个人的特点，后来就可能原谅他的一切。真诚善良的感情、亲切温暖的火花，甚至一分钟由衷的悔悟，可能补救一切。如果我忆起陀思妥耶夫斯基身上有类似的特点，我也会原谅他，为他而高兴。然而，一味把自己看作优秀人物，光是奢谈头脑和文学中的人道——天啊，这是多么令人厌恶！
这是个真正不幸的、邪恶的人，可是却把自己想象成幸运儿和英雄，单单钟爱自己。我了解自己，知道自己也可能引起别人的厌恶感，学会了理解和宽恕别人身上的这种感情；因此，我寻思，在对待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问题上，我也会找到出路。但是我找不到，怎么也找不到！
以上是我对我的《传记》的小小的注释；我本来可以把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这个方面也写出来，在我的脑际现出许多情景，要比我所描述的生动得多，我的叙述也会真实得多；但是，听凭这真相湮没，让我们像到处奉行的那样，拿生活中的表面现象来炫耀一番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