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29日这一天，许多人问我，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将葬在哪儿？我记得，在涅克拉索夫安葬时，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曾表示，他喜欢新圣母修道院旁的公墓，我就决定把他葬在那儿。我请求我的姐夫帕·格·斯瓦特科夫斯基去墓地商定安葬事宜，而要我女儿莉利亚去选择墓穴的位置。我之所以派她与我姐夫同去新圣母墓地，主要是想让她乘此机会在城里走走，呼吸一下新鲜空气（我可怜的孩子们！在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落葬以前的三天内，他们坐在家中几个挤满人的房间里，参加全部祭祷仪式，我的女儿莉利亚把放在亡父胸口的花圈上的花朵摘下来，分赠给崇拜他的天才的人们留作纪念）。
在他们前去新圣母修遭院墓地的时候，《圣彼得堡新闻报》的编辑维·维·科马罗夫来了。他声称，他代表亚历山大涅夫斯基大修道院向我表示，愿意提供该修道院所属墓地上的任何一个地方作为我丈夫永久安息之处。维·维·科马罗夫说，“大修道院请你们无偿使用墓地，并且认为陀思妥耶夫斯基，一位热诚地捍卫东正教的作家能在该修道院内长眠，是它的光荣。”亚历山大涅夫斯基大修道院的提议给予我们很大的荣誉，如果放弃，就会感到衷心的遗憾。然而，可能帕·格·斯瓦特科夫斯基已经买下了新圣母修道院里的墓穴。我感到为难，不知道如何回答维·维·科马罗夫才好。幸而我姐夫回来说，该修道院的女院长认为提供我女儿选择的那个位置有困难；因此，买墓穴一事只能拖延到第二天。这样，我就感到安心了。由于亚历山大涅夫斯基大修道院可以让我们选择它所属的墓地上的任何一个位置，我就请求维·维·科马罗夫在齐赫文斯基墓地靠近卡拉姆津和茹科夫斯基的坟墓选择一个位置，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对上述两位的作品十分喜爱。在诗人茹科夫斯基的纪念碑旁边凑巧有个空位置，它就被选定为我念念不忘的丈夫的永久安息之处。
1月30日，皇室侍从长尼·萨·阿巴扎前来参加日间的祭祷，他转交给我财政部长的一封信，信上说：为了感谢我已故的丈夫对俄国文学所作的贡献，皇帝陛下指定每年给我和孩子们两千卢布的抚恤金。我热烈地感谢尼·萨·阿巴扎带来这么好的消息，马上就走向丈夫的书房，想告诉他这个好消息，让他知道，从今以后孩子们和我的生活有了保障，但是一走进安放他的遗体的书房，就想起他已经离开人世，我不禁伤心地哭泣起来。（顺便说说，自从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逝世后，这种我自己都不明白的健忘状态至少持续了两个月左右：有时我急匆匆地赶回家，生怕他在等我准备中饭，有时，我为他买了糖果，有时我听到某个消息，心想，应该立即把它告诉我丈夫。当然，过了一分钟，我就想起他已经溘然长逝，于是我心头就感到说不出的难受。）
应该说，每当我忆起我丈夫的遗体陈放在家里的那两天半时间，我就感到有点害怕。最使人苦恼的是，我们的住所每小时都有来访者：密集的人流从正门进来，另一股人流则从后门经过我们所有的房间，停留在书房里，有时候，那儿的空气是如此混浊，氧气是那么稀少，以致灵柩周围的长明灯和大蜡烛逐渐熄灭。我们家日夜都有人来访，有些人想在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的灵柩边守夜，另一些人则连续几小时在他旁边读《诗篇》。我记得，出殡的前夜，在灵柩边读《诗篇》的是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的天才的崇拜者，皇上的侍从武官尼古拉·费奥多罗维奇·海登伯爵尼古拉·费奥多罗维奇·海登伯爵，亚历山大二世的侍从武官，国务活动家和军事大臣Φ。Л。海登的儿子…
自然，这一切说明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的天才的崇拜者对他衷心的哀悼，说明他们对死者的深深的敬意，我只能对这些如此厚爱我丈夫的人们表示真挚的感激。但是在表示最衷心的感激的同时，我心里还感到有点遗憾，因为大家夺去了我的丈夫，在他周围虽然是些喜爱他的人们，但是我这个他最亲近的人却不能像他去世的第一夜那样单独跟他在一起，不能一次次地吻亲人的脸和手，把头紧贴在他的胸膛上。有旁人在场，我就不得不克制自己感情的流露，生怕无聊的记者第二天会用荒谬的表现形式来描写我的凄楚。我唯一可以无所顾忌地发泄自己悲哀的场所是我母亲在那儿暂住的小房间。当我实在忍不住的时候，我便跑到她那儿，锁上房门，扑倒在她床上，竭力想弄明白眼前发生的事。但是即使把自己锁在屋子里，我还是不得安宁；有人来敲门说，某个机关委派的代表们来了，想当面向我表示慰问。我走到外面，他们之中有人按照预先准备好的漂亮动听的发言词，谈到我那已故的丈夫在俄国文学中所起的作用，列举他宣扬的崇高思想，并且说，“他的逝世使俄国遭受的损失”有多么巨大！我默默地听着，表示衷心的谢意，跟大家握了手，就回到母亲那儿。可是过了些时候，又来了新的代表团，一定要见到我本人，当面向我表示慰问。于是我又走出去，从头至尾听完他们的发言，其中谈到我丈夫的作用，谈到他的逝世“使俄国失去了什么人”。三天内听了许许多多表示同情的话，我终于陷于绝望的境地，心里想：“天哪，他们把我折磨得好苦啊！‘俄国失去了什么人’，这与我有什么关系？在这种时刻，‘俄国’与我何干？想想吧，我失去了什么人？我失去了世界上最好的人，一个成为我生活中的欢乐、骄傲和幸福的人，他是我的太阳，我的上帝！在这种时候，请怜悯我，怜悯我本人，而不要向我谈论俄国的损失吧！”
当许多代表中有一个人想起，除了为俄国，也为我表示惋惜时，我是那么感动，以致抓住这个陌生人的手，吻了一下。
我完全相信，在那几天里，我的思绪混乱而失常。顺便提一下，这种精神状态由于我当时过着对健康极为不利的生活而加剧：接连五天（1月26日至31日），我没有离开过那几个窒闷的房间，只吃些白面包，喝点茶。好心的友人把我的孩子们带出去散步，在他们家吃饭，因为一批批的人从后门进来，厨娘无法做饭，大家只能吃干粮。
到了最后一天（1月30日），我开始发歇斯底里病：有一次发作的时候，出了件可能促使我死亡的事故：在一次祭祷之后，我喉头有痉挛的感觉，于是就请一个亲戚给我拿缬草酊一种镇静剂。——译者注来。站在客厅里我身旁的人们匆忙中把女仆叫来，说：“拿瓦列里安纳俄语“Вапериана”（缬草）的音译是“瓦列里安纳”。——译者注来，要瓦列里安纳，瓦列里安纳在哪里？”由于存在“瓦列里安”这个名字，我那病态的头脑里出现了一个可笑的想法：一个寡妇在哭，大家为了安慰她，正在招呼某个“瓦列里安”前来帮忙。这个荒谬的想法使我发狂似的哈哈大笑，像我周围的人那样叫喊着：“瓦列里安，瓦列里安！！”歇斯底里病开始大发作。碰巧女仆没找到缬草酊，于是大家就打发她到药房里去买，同时买些氨水低浓度的氨水可作药用，对呼吸和循环起反射性刺激，用于治疗昏厥。——译者注来，以备我昏厥时用。约莫过了十分钟，两种药都买来了，我则仍然哈哈大笑，全身颤抖，周围一群太太在照料我。其中一位太太，好心的索菲娅·维克托罗芙娜·阿韦尔基耶娃，是个性格果断的女人，往一只酒杯里倒了三十滴不知什么液体，不管我如何反抗，强迫我喝下去。但是我的舌头忽然产生了灼伤的感觉，我赶忙掏出手帕，把喝进去的东西全部吐了出来。原来索菲娅·维克托罗芙娜在匆忙中把两只药瓶搞混了，她给我喝的不是缬草酊，而是三十滴或者三十多滴氨水。一夜间，我嘴里的皮全部脱掉，差不多过了整整一星期才长好。后来有人告诉我，如果我当时把这液体吞下去，那么，我的食道和胃也同样会灼伤，这即使不会导致死亡，也会引起一场大病。
我忘记谈到，我丈夫逝世后的第二天，在许多前来探望我们的人中间，有著名画家伊·尼·克拉姆斯科伊。他自愿为死者画一张等身像，并且以卓越的才能完成了这项工作。在这张像上，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好像没有死，而是睡着了，面容开朗，几乎带着笑意，仿佛他已经发现了谁也不知道的彼岸世界的秘密。[11]
除了伊·尼·克拉姆斯科伊外，还有几位画家和摄影师给死者画像和照相，以供出版画册之用。现今著名雕塑家列奥波德·伯恩斯塔姆列奥波德·阿道福维奇·伯恩斯塔姆（1859—1939），人像雕塑家，曾塑造普希金、陀思妥耶夫斯基、萨尔蒂科夫谢德林、冈察洛夫和福楼拜的半身像。当时还默默无闻，他为我丈夫做了面部模塑，据此，以后才有可能制作与本人惊人地相似的半身像。[12]
星期六，1月31日，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的遗体从我们的住所被抬到亚历山大涅夫斯基大修道院。我不准备写送殡的队伍，已经有许多人对它作了描绘。[13]而且我也看不见整个队伍，因为我紧随在灵柩后面，只能看到近边的景象。根据旁观者的说法，这次送殡的队伍颇为壮观：长长的一串抬着花圈的行列，为数甚众的唱着悼歌的青年合唱队，抬得高过人群头顶的灵柩，跟在送殡队伍后面的成千上万的群众——这一切给人以深刻的印象。这个悼念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的葬礼的可贵之处在于它事先没有经过任何筹备。到后来，盛大的葬仪成为习俗，要举行并不费力；可是在那个时候，隆重的送殡行列（除了诗人涅克拉索夫那相比之下参加人数较少的葬礼外）还很少见，而且时间（两天）匆促，无法准备。还在出殡前夕，我弟弟为了要使我高兴，告诉我，有八个机关打算在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的灵柩前献花圈，可是到第二天早晨，已经放上了七十四个花圈，可能还要多一些。后来发现，所有的机关和团体都自发地订购花圈和选出代表。总之，派别完全不同的人们都在哀悼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共同感情中联合起来，衷心希望尽可能隆重地纪念他。
送殡行列在十一点钟从家里出发，只过了两小时就到达亚历山大涅夫斯基大修道院。我走在儿子和女儿旁边，哀伤的思绪始终萦绕在我的心间：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是那么热爱自己的孩子们，如今他不在了，叫我如何教育失怙的孩子们呢？今后我对亡夫肩负着多么重大的责任，我是否能名副其实地履行自己的义务呢？我在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的灵柩后面走着，心里发誓要为孩子们活着，立志竭尽全力，把余生用以为我难忘的丈夫增光，用以传播他那崇高的思想。如今，当我面临垂暮之年，扪心自问，可以说，我已竭尽全力，履行了我在为我永志不忘的丈夫送殡的沉痛时刻所许下的誓愿。
就在同一天（1月30日）晚上，在亚历山大涅夫斯基大修道院内，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的灵柩在那儿停放的皈一派教堂里，举行了隆重的彻夜祈祷。我和孩子们前往教堂参加彻夜祈祷。教堂里满是祈祷的人；青年人、各大学的学生、神学院和高等女校的学生特别多。他们之中的大多数人通宵待在教堂里，轮流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灵柩边读《诗篇》。后来有人告诉我一个特殊的情况：当看守来收拾教堂的时候，竟然没有发现一个烟头，这使修士们十分惊异；因为通常在举行这样长时间的祈祷仪式中，几乎总有人会悄悄地丢烟头。可是这一次，参祷者却出于对死者的尊敬，没有一个人想到要抽烟。
1881年2月1日，在亚历山大涅夫斯基大修道院的圣灵教堂内为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举行了安魂祈祷。这个教堂外观宏伟：死者的灵柩高踞于教堂中央，上面放着许多花圈。其余那些系着宽阔的丝带、丝带上印有银色或金色题词的花圈则用竿子高高地撑起，沿教堂的四壁竖立着，这赋予教堂以特有的美。
在举行弥撒的一天，我弟弟雇车把我的儿子和母亲送到涅夫斯基大修道院。尤·丹·扎谢茨卡娅（游击队员达维多夫之女），我丈夫的天才的热烈崇拜者，答应用自己的四轮轿式马车送我和我女儿到那儿。我们在十点钟出发。扎谢茨卡娅的轿式马车驶到离小修道院不到一百沙绳的地方，与一辆出租马车相遇，这辆马车里坐着某位上校，他向扎谢茨卡娅点头致意，后者向他招手。广场上人山人海，约有几千之众，马车不可能驶到大门口，只能在广场中央停下来。我和女儿下了车，向大门走去，扎谢茨卡娅则留在马车里等上校，说他会送她上教堂的。我们费力地从人群中挤过去，但有人拦住我们，要我们拿出入场券来。当然，我在哀伤和忙乱中根本就没有想到要带入场券，以为我们就是不带，人家也会放我们进去的。我告诉他们，我是“死者的遗孀，而那是他的女儿”。
“这儿已经有好多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遗孀走过去了，有的独个儿，有的带着孩子，”我听到这样的回答。
“可你们瞧，我全身穿着丧服啊。”
“那些妇女也戴着面纱啊。那么，请出示您的名片。”
自然，我连名片也没带。我试图坚持要他们把葬礼的主持人请来，说出了格里戈罗维奇、雷卡乔夫米哈伊尔·亚历山德罗维奇·雷卡乔夫（1840—1919），物理学博士，科学院院士，物理总观象台台长。、阿韦尔基耶夫的名字，但是他们回答说：“我们上哪儿去找呢，在这人山人海中间，难道能一下子找到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