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天生是个热爱劳动的人。我觉得，他即使手头有钱，根本不愁吃穿，他也不会让自己闲着，而总是会孜孜不倦地寻找文学创作的题材。
1881年初，长期使我们苦恼的债务已经偿清，甚至在《俄国导报》编辑部，还存有我们所挣的钱（近五千卢布）。看来，没有立即动手工作的迫切需要，但是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不想休息。他决定重新着手出版《作家日记》，因为在最近几年动荡不安的日子里，他的头脑里积累了许多使他忧虑的有关俄国政治情况的想法，而他只能在自己的杂志上把这些想法披露出来。此外，1880年出版的仅有的一期《作家日记》获得了轰动一时的成功，这给了我们希望：重新出版的杂志也将拥有大量的读者，而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十分重视将自己的想法公之于众。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预定在两年内继续出版《作家日记》，然后打算写《卡拉马佐夫兄弟》的续篇，在续篇里，原先的主人公们差不多都出场，但时间已经是在二十年之后，几乎是在当代，这时候，他们已经干了许多事，有了许多生活经历。根据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的叙述和札记来看，他所拟定的未来的长篇小说的布局很有意思，但遗憾的是，这部长篇未能完成。[1]
《作家日记》的征订广告获得了成效，到1月20号左右，我们有了将近……此处原稿遗漏。——原书编者注家订户。
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始终保持一个良好的习惯，在订户们的要求没有得到满足以前，他从不把他们的订阅费当作自己的钱；因此，他以自己的名义在国家银行开了个户头，我把订户交来的钱款交银行记入存折。由于这个情况，我就有可能立即把订费还给订户们。
1月份的上半个月，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觉得身体很好，常常访问朋友们，甚至同意参加预定于下月初在苏·安·托尔斯泰娅伯爵夫人家举行的家庭戏剧演出。届时，大家准备从阿·康·托尔斯泰的历史剧三部曲中挑选两三场演出，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自愿担任《伊凡雷帝之死》中苦行僧的角色。
他已经有三个月没有发癫痫病，他那精神饱满、兴致勃勃的神情给予我们希望：这个冬天会平平安安地过去。从1月中旬起，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着手编《作家日记》1月号，他想在这一期上就全俄缙绅会议发表自己的想法和希望。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十分担心这篇文章的题目可能使它得不到书报检查机关的批准。[2]刚上任的书报检查委员会主席尼古拉·萨维奇·阿巴扎尼古拉·萨维奇·阿巴扎（1837—1901），参政员和国务委员，1880至1881年为出版事务总管理局局长。从苏·安·托尔斯泰娅伯爵夫人那儿得知他的心事，就请伯爵夫人转告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叫他不用担心，因为他的文章将由主席本人检查。到了1月25日，文章已经写好，送往印刷所付排，只需最后校对校样，送书报检查机关审查，然后付印，以便在本月的最末一天将这一期的《作家日记》出版。
1月25日是星期天，我们家有许多客人。奥·费·米勒教授来到，请我丈夫于1月29日普希金的忌辰在为资助大学生而举行的文学晚会上朗诵。由于不知道那篇关于全俄缙绅会议的文章命运如何，是否得另写一篇文章来替代它，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起初不答应参加这个晚会，但后来同意了。所有我们的客人都看到，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身体很好，心情愉快，没有一点儿征兆，预示在几个钟点以后竟会出事。
1月26日，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照常于下午一点钟起床，我走进书房时，他告诉我，他在夜里发生了一件小事：他的钢笔杆掉到了地板上，然后滚到书架下面（而他非常喜爱这个笔杆，因为除了书写以外，还可用它填装纸嘴的烟卷）；为了取笔杆，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把书架移开。显然，书架很重，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不得不使劲，这样一来，他的肺动脉突然破裂，血流向喉咙，但是由于吐血不多，我丈夫对此并不介意，甚至不想在夜里惊扰我。我内心惊恐万分，没有向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说什么，就差我们家的童仆彼得去找经常给我丈夫看病的雅·波·布列特采尔医生，请他立即来。不巧他已去出诊，要到五点钟以后才能来。
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十分平静，和孩子们谈笑，着手阅读《新时报》。三点钟左右，有一位先生来看我们，此人挺善良，我丈夫对他很有好感，但他有个缺点——老是喜欢热烈地争论；他们谈到将要出版的《作家日记》中的一篇文章；这位先生开始表明某种观点，为昨夜吐血的事有点担忧的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反驳他，两人便热烈地争论起来。我试图阻止他们，但是无济于事，虽然我两次对客人说，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身体不好，长时间高声说话对他有害。最后，将近五点钟，客人走了，我们准备吃饭，突然间，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在沙发上坐了下来，沉默了三四分钟，蓦地，我看到丈夫的下巴被血染红，血形成一股细流顺着他的胡子流下来。[3]我喊叫起来，孩子们和女仆应声而来。可是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却并没有惊慌失措，相反，他开始劝说我和开始哭泣的孩子们安心；他引孩子们到写字台跟前，把刚寄来的那一期《蜻蜓》周刊拿给他们看，其中有一幅漫画，描写两个钓鱼的人卷进网里，掉入了水中。[4]他甚至把这首诗读给孩子们听，读得那么高兴，孩子们就安静了下来。这样平静地过了一小时左右，我再次派人去请的医生终于来了。当医生开始检查和叩击病人的胸部的时候，他又开始吐血，这一次吐得那么厉害，他终于昏了过去。在他恢复知觉以后，他对我说的第一句话是：“安尼娅，求你赶快去请神甫来，我要忏悔，领圣餐！”
医生为了安慰病人，向他保证说，没有特殊的危险性；但我还是满足了他的愿望。我们住在弗拉基米尔教堂附近，过了半小时，梅戈尔斯基神甫叶夫格拉夫·伊万诺维奇·梅戈尔斯基（1839—？），彼得堡的弗拉基米尔教堂的神甫，后升为大司祭，喀山大教堂的堂长，曾写有宗教和道德方面的著作。就已经来到了我们家。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平静而和善地迎接神甫，作了长时间的忏悔，并且领了圣餐。神甫走了，我和孩子们便走到书房里，祝贺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受了圣礼，接着，他为我和孩子们祝福，要孩子们和睦相处，彼此相爱；要他们爱我，保护我。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把孩子们打发走以后，便向我表达感激之情。他说，我给了他幸福，如果他有什么地方使我伤心的话，请求我原谅。我半死不活地站着，无力说出一句话来回答他。医生走进来，把病人安置在沙发上，嘱咐他一点儿不能动，也不能说话，同时要我立即派人去请两位医生来，一位是布列特采尔医生的朋友A．A．普费费尔，另一位是我丈夫有时向之讨教的德·伊·科什拉科夫教授。科什拉科夫从布列特采尔医生的便条中获悉病人的情况严重，就立即来到我家。这一次医生没有检查病人，免得惊动他。由于病人出血不很多（三次共两杯左右），科什拉科夫认为有可能形成“栓子”，那就有复原的希望。看来，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睡得挺平静，布列特采尔医生在他床边待了一整夜。我也到快天亮的时候才睡着。
1月27日一整天平安地过去了：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没有再吐血，他显得挺平静，心情愉快，还吩咐孩子们上他那儿去，甚至低声和他们交谈。白天他开始为《作家日记》担心，苏沃林印刷厂的拼版工人带着最后的清样来到我们家。为了能让两印张纸容得下全部材料，必须删去七行字。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开始不安起来，我便提出在前面几页中削减几行，丈夫同意了。虽然我让拼版工人等了半小时，但我把两处修改的地方读给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听之后，事情就妥善解决了。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从拼版工人那儿得知这一期的条样曾送尼·萨·阿巴扎审查并已获通过，他就放心多了。
这时候，关于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病重的消息传遍了全市，从下午两点到夜晚，时时传来门铃声，到头来，不得不把铃系住：熟悉和不熟悉的人都来打听病情，送慰问信或电报。医生禁止任何人去看病人，我只能花两三分钟时间接见友好，把病情告诉他们。大家的关怀和同情使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感到十分温暖，他低声询问我，甚至向我口述了几句话，作为对一封慰问信的答复。科什拉科夫教授来了，发现病人的情况有了很大的好转，便安慰我们说，病人有希望在一个星期后起床，两个星期以后复原。他嘱咐病人尽可能多睡觉；因此，我们家的人很早就上床了。由于我前一夜是坐在圈椅里度过的，未曾入眠，因此，这天晚上家里人就在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躺着的长沙发旁边为我放了个床垫，在上面铺了被褥，便于他随时叫我。我上一夜彻夜未眠，白天又终日提心吊胆，这时候感到疲惫已极，很快就睡着了。夜里我起来了几次，借着小灯的光，看到我亲爱的丈夫睡得挺平静。我早上七点左右醒来，看到他正朝我这边望。
“嗳，你感觉怎么样，我亲爱的？”我向他俯下身去，问道。
“你知道，安尼娅，”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低声说道，“我已经三四个钟头没有睡着，左思右想，到现在才清楚地意识到，我今天就要死了。”
“我亲爱的，你怎么会有这样的想法？”我惊慌不安地说，“要知道，你的病有了好转，不再吐血，显然‘栓子’已经形成，正像科什拉科夫所说的那样。看在上帝面上，不要多疑，免得折磨自己，你还要活下去，我向你保证！”
“不，我知道，我今天一定会死的。点上蜡烛，安尼娅，把《福音书》指《圣经·新约》的前四篇。——译者注拿给我！”
这本《福音书》是十二月党人的妻子（普·叶·安年科娃、她的女儿奥莉加·伊万诺芙娜、Н。Д。穆拉维约娃阿波斯托尔[5]、冯维津娜）在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去托博尔斯克服苦役时送给他的。她们求得狱吏的同意，与来到那儿的政治犯会面，跟他们待了一个小时，“祝他们走上新路，给他们画十字，分送每个人一本《福音书》，——这是在狱中唯一准许看的书”。《故人》，《作家日记》，1873年。——安·格·陀思妥耶夫斯卡娅注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在整整四年服苦役期间始终把这本书带在身边。[6]后来它总是放在我丈夫书桌上显眼的地方，当他想到什么事、心存疑惑时，他就随手翻开《福音书》，阅读他首先看到的那一页左侧的文字。此刻，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也想按照《福音书》来检查一下他的疑惑是否有根据。他亲自翻开圣书，要我读给他听。
《福音书》打开在《马太福音》第三章第十四节上：“约翰想要拦住他，说，我当受你的浸，你反倒上我这里来吗？耶稣回答说，不要拦住我；上一世纪出版的《福音书》中“不要拦住我”这几个字在最新的版本中改为“暂且许我”，修改后的整个句子为：“约翰想要拦住他，说，我当受你的浸，你反倒上我这里来吗？耶稣回答说，你暂且许我；因为我们理当这样尽诸般的义。”
在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逝世那一天，《福音书》向他展示的这几句话对我们的生活具有深远的意义。我的丈夫可能会复原，再活一个时期，但是他也活不长久：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崇拜沙皇——农民的解放者，毫无疑问，3月1日的暴行[7]会使他震惊；刚刚愈合的动脉会重新破裂，他就此离开人世。当然，即使在混乱的时候，他的逝世也会产生很大的影响，但是不会产生像当时那样巨大的影响；因为在前一种情况下，整个社会都会全神贯注地思索着此次暴行以及随着这悲剧性的时刻而出现的国家生活中复杂化的情况。在1881年1月，当一切都显得平静的时候，我丈夫的逝世乃是一次“社会性事件”：社会各界人士、政治观点极不相同的人们都为之哀悼。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出殡和落葬的非凡隆重的场面使他在那些本来对俄国文学不感兴趣的人们中间赢得了大量的读者和崇拜者；由此，我丈夫的崇高思想就得到更为广泛的传播，得到了与他的天才相称的应有的评价。
慈爱的沙皇—解放者逝世以后，皇上的恩泽有可能不再施及我家，但是我丈夫的宿愿却由于皇上的宏恩而获得了实现：我们的孩子受到了教育，以后得以成为对沙皇和祖国有用的仆人。——安·格·陀思妥耶夫斯卡娅注因为我们理当这样尽诸般的义。”
“你听见没有，——‘不要拦住我’，那就是说，我要死了。”我丈夫说着，合上了书。
我的眼泪不禁夺眶而出。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开始安慰我，对我说一些亲切、温柔的话，为了我在我们俩的共同生活中给予他的幸福而感谢我。他把孩子们托付给我，说他相信我，希望我永远爱他们，卫护他们。随后，他对我说了经过十四年的共同生活以后，做丈夫的很少会对妻子说的话：“记住，安尼娅，我永远热烈地爱你，从不背叛你，连思想上也没有背叛过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