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天啊！我的天啊！”他叫道，“你想想，你在冒什么样的危险！那些追逐你们的流氓看到马车上载的是女乘客，就可能向你们猛扑过来，抢劫你们，伤害你们，把你们杀死！你想想，这样一来，叫我怎么办，叫我和孩子们怎么办？确确实实，那是上帝为了我们的小天使——孩子们而在保佑你！唉，安尼娅，安尼娅！你那急性子会让你吃苦头的！”
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认为我的急性子，或者所谓冲劲儿，能够在一分钟之内作出决定、付诸行动而不考虑后果，是我的一大缺点，曾经在给我的信中几次提醒我。
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慢慢地平静下来，我们就在当晚启程，十分顺利地抵达彼得堡。
我之所以写这段插曲，为的是要举例说明，在过去的年代，即使作一次像到旧鲁萨去那样比较近的旅行，也会碰到困难和麻烦。
注释：
[1]不确。符谢沃洛德·索洛维约夫谈到这方面的文章发表于《历史导报》，1881年，3月号，页614。
[2]1874年4月，陀思妥耶夫斯基不再担任《公民周报》的编辑，但是实际上他在1873年年底已经只在名义上行使编辑的职权，关于这一点，他于1873年11月12日写信给М。Н。波戈金说：“……我编杂志，读文章，把它们改写，有时亲自写稿——这就是我的工作。至于其他的一切，即使我想干，——我也没法儿干。”（《陀思妥耶夫斯基书信集》，第4卷，页302）
[3]指长篇小说《少年》。
[4]此处所指的是《祖国纪事》，因为《现代人》已于1866年停刊。关于四十年代和涅克拉索夫的友谊，关于第一次“永志不忘”的会见，陀思妥耶夫斯基写在他1887年的《作家日记》中。（《陀思妥耶夫斯基文艺作品十三卷集》，第12卷，页29—32；还请参阅《同时代人回忆陀思妥耶夫斯基》，第1卷，页132—133中德·瓦·格里戈罗维奇的回忆）但是他们之间很快出现了隔阂，这主要与别林斯基和他周围的人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态度改变有关（关于这方面的情况，请参阅《同时代人回忆陀思妥耶夫斯基》第1卷中阿·雅·帕纳耶娃的回忆录）；但是，他们还没有断绝来往。在陀氏兄弟创办的《当代》杂志上刊登了涅克拉索夫的《庄稼汉的孩子们》和《普罗克洛之死》。在《当代》出版的初期，当它的“根基派”倾向表现得尚不明显的时候，不仅涅克拉索夫写了诙谐性的祝词《当代颂歌》，而且车尔尼雪夫斯基对这份新杂志也抱着欢迎的态度。后来，主要是由于该杂志情绪偏激、好斗的主要撰稿人尼·尼·斯特拉霍夫和阿·格里戈里耶夫的缘故，另一方面，随着像萨尔蒂科夫谢德林那样言词辛辣、毫不妥协的善辩者和讽刺作家的参加《现代人》，《当代》（后来是《时代》）与《现代人》之间的思想斗争就明显地加强了，而在杜勃罗留波夫逝世、车尔尼雪夫斯基被流放以后，则到达尖锐化的程度。这种情况自然不能不使涅克拉索夫和陀思妥耶夫斯基之间的关系随之趋于恶化；但是他们从来没有互相敌视过。甚至在1873年，当陀思妥耶夫斯基责备涅克拉索夫的作品“制服化”，讽刺长诗《俄罗斯女人》时，他还是没有掩盖自己对“我们之中一个最热情、忧郁和‘受苦’的诗人”的同情。（《陀思妥耶夫斯基文艺作品十三卷集》，第11卷，页23）安娜·格里戈利耶芙娜认为《祖国纪事》和《现代人》的传统具有继承性，断言《祖国纪事》的撰稿者尼·康·米哈伊洛夫斯基、亚·米·斯卡比切夫斯基、格·扎·叶利谢耶夫对陀思妥耶夫斯基怀有恶意，这种看法是片面的，缺乏具体的根据。其实，斯卡比切夫斯基和叶利谢耶夫除了有个别地方提到陀思妥耶夫斯基外，在《祖国纪事》上没有发表过论述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文章；而米哈伊洛夫斯基只写了一篇心平气和、客观公正的评论《群魔》的文章（《祖国纪事》，1873年，第2期）。关于《现代人》与《当代》和《时代》两杂志的论战，请参阅《对费·米·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回忆》，见《陀思妥耶夫斯基全集》，第1卷——《传记、书信和札记》，页275—276；С。博尔谢夫斯基，《谢德林和陀思妥耶夫斯基。他们的思想斗争史》，莫斯科，1956年；У。古拉利尼克，《六十年代文学—美学斗争中的陀思妥耶夫斯基》，收入论文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创作》，莫斯科，1959年。还请参阅М。吉恩《陀思妥耶夫斯基和涅克拉索夫》，《北方》，1971年，第11期，页103—123；第12期，页106—123。
[5]《陀思妥耶夫斯基书信集》，第3卷，页102。陀思妥耶夫斯基所说的“冷冰冰的隐喻”，大概是指绘饰柏林皇家博物馆前厅的考尔巴赫的画《匈奴之战》和《耶路撒冷的毁灭》。
[6]《陀思妥耶夫斯基书信集》，第3卷，页103。
[7]《陀思妥耶夫斯基书信集》，第3卷，页108、110。
[8]关于这件事，请参阅本书第七章第六节。
[9]参阅《陀思妥耶夫斯基书信集》，第3卷，页127。费·米·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安·格·陀思妥耶夫斯卡娅在这一时期往来的书信，请参阅《费·米·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安·格·陀思妥耶夫斯卡娅通信集》，页102—139。
[10]参阅《陀思妥耶夫斯基书信集》，第3卷，页114、131。
[11]与《当代》和《时代》两杂志进行论战的是涅克拉索夫编辑的《现代人》，因为涅克拉索夫在1868年才开始成为《祖国纪事》的编辑，而《时代》的最末一期出版于1865年。
[12]参阅本章“注释”4。安娜·格里戈利耶芙娜说，“在某种程度上还有普列谢耶夫”，这不是偶然的。显然，她知道阿·尼·普列谢耶夫和陀思妥耶夫斯基之间虽然在思想观点上有分歧（普列谢耶夫在1874年担任《祖国纪事》的秘书），但却保持着还在四十年代在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组里开始的完全友好的私人关系。关于这一点，请参阅Л。С。普斯季利尼克为《阿·尼·普列谢耶夫致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信件》所写的序言，收入《文学档案》，第6卷，莫斯科列宁格勒，1961年，页252—255。关于陀思妥耶夫斯基和阿·尼·普列谢耶夫的关系，还请参阅В。Л。科马罗维奇《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青年时代》，《往事》，1924年，第23期，页3—43。
[13]参阅《陀思妥耶夫斯基书信集》，第3卷，页45。
[14]《少年》刊载在谢德林和涅克拉索夫的激进刊物《祖国纪事》上这一事实驳斥了安娜·格里戈利耶芙娜的这种看法。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七十年代对《俄国导报》的政治方向和卡特科夫的政论工作表示赞同。但是，卡特科夫和陀思妥耶夫斯基之间的关系却往往处于紧张状态：随着《罪与罚》、《群魔》、《卡拉马佐夫兄弟》在《俄国导报》上发表，他们之间发生了严重的冲突。另一方面，与《祖国纪事》的倾向在思想意识上的原则性分歧并不妨碍陀思妥耶夫斯基对作为青年时代的朋友和大诗人的涅克拉索夫怀有深挚的同情。
[15]见第六章“注释”15。
[16]《陀思妥耶夫斯基书信集》，第3卷，页152。参阅本书页280。
[17]帕尔费尼（世俗名字为彼得·阿格耶夫），阿索斯山上的修士司祭，《回忆录》提到的、广泛流传的《修士帕尔费尼在俄罗斯、摩尔达维亚、土耳其和圣地漫游和旅行记》一书的作者。这部获得萨尔蒂科夫谢德林、安年科夫、屠格涅夫高度评价的作品，陀思妥耶夫斯基可能在塞米巴拉金斯克时就已经熟悉了。帕尔费尼对自己漫游东方的富有诗意、引人入胜的描写对陀思妥耶夫斯基产生巨大的影响。据斯特拉霍夫说（参阅《陀思妥耶夫斯基全集》，第1卷——《传记、书信和札记》，页298），陀思妥耶夫斯基1867年出国时所带的书籍中就有《修士帕尔费尼漫游记》一书。陀思妥耶夫斯基在选择长篇小说《少年》中马卡尔·伊万诺维奇的语汇时曾参考过这本书。陀思妥耶夫斯基在1879年8月7日（公历19日）给Н。Α。柳比莫夫的信中谈到长篇小说《卡拉马佐夫兄弟》第六卷中以《佐西马长老圣传》为题的那一章时写道：“这是热情洋溢、富有诗意的一章，其原型来自吉洪·扎顿斯基的某些训诫，而叙述的纯朴则借鉴帕尔费尼修士的《漫游记》。”（《陀思妥耶夫斯基书信集》，第4卷，页92）关于帕尔费尼的书对陀思妥耶夫斯基创作的影响，请参阅Р。Β。普列特尼奥夫的著作《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帕尔费尼修士》，《斯拉夫语言学》杂志，第14卷，第1至2期，1937年，页30—40，以及С。Β。别洛夫所写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私人所藏的一本书》，《图书爱好者丛刊》，第2期，莫斯科，1975年，页183—188。
[18]当局对陀思妥耶夫斯基逗留在旧鲁萨期间进行秘密监视的材料已经发表，见Α。З。扎沃龙科夫和С。Β。别洛夫《关于退伍上尉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的材料》，《俄国文学》，1963年，第4期。
[19]《陀思妥耶夫斯基书信集》，第3卷，页131。
[20]Β。С。涅恰耶娃查明，此处安·格·陀思妥耶夫斯卡娅的说法不确。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监视早在1875年夏撤销，陀思妥耶夫斯基本人到1880年才知道这一点。1880年春，通过“上层人物”，即在康斯坦丁·尼古拉耶维奇大公那儿供职的政论家Α。Α。基列耶夫，陀思妥耶夫斯基提出了要求撤销监视的申请书，此后他得到通知，对他的监视早已于1875年撤销。（参阅Β。С。涅恰耶娃《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秘密监视是何时被撤销的》，《俄国文学》，1964年，第2期）
[21]《陀思妥耶夫斯基书信集》，第3卷，页147。
[22]《陀思妥耶夫斯基书信集》，第3卷，页147。
[23]《陀思妥耶夫斯基书信集》，第3卷，页151—152。
[24]在1875年2月12日给安·格·陀思妥耶夫斯卡娅的信中，陀思妥耶夫斯基直接谈到他由于在涅克拉索夫的《祖国纪事》上发表《少年》而与阿·尼·迈科夫和尼·尼·斯特拉霍夫产生了分歧。（参阅《陀思妥耶夫斯基书信集》，第3卷，页155）早从四十年代后期，当陀思妥耶夫斯基还在许多方面与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组的成员们接近的时候起，阿波隆·尼古拉耶维奇·迈科夫就是他的知交。正是对迈科夫，陀思妥耶夫斯基吐露了当时最秘密的、关于准备政变的消息：他讲述了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组的成员斯佩什涅夫、莫尔德维诺夫、蒙别利、菲利波夫、格里戈里耶夫、米柳京和他的意图，——从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组中分离出来，“建立一个有秘密印刷厂的特殊团体[……]为的是在俄国进行变革”。（参阅《历史档案》，1956年，第3卷，页224—225；还可参阅阿·尼·迈科夫给帕·亚·维斯科瓦托夫教授的信，《陀思妥耶夫斯基。资料和研究汇编》，第1卷，页266—271）在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陀思妥耶夫斯基和迈科夫之间一直保持着友好关系，而且，正如Α。С。多利宁所正确地指出的，“当六十年代上半期快要结束、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信念开始蜕变、逐渐带上斯拉夫主义的色彩的时候，他在这条道路上必然会和迈科夫更加合拍，因为后者在早几年（五十年代末）也经历了同样的演变”。（《陀思妥耶夫斯基书信集》，第1卷，页519）到了七十年代后期，由于《少年》发表在《祖国纪事》上，陀思妥耶夫斯基和迈科夫之间的关系开始有些冷淡，特别是陀思妥耶夫斯基于1879年3月13日在教授和文学家们为祝贺屠格涅夫而举行的宴会上和“年轻一代中的某个人”进行了如下的问答以后：“为什么您只在《俄国导报》上发表作品？”——“因为那儿钱给得多，说得更确切些，是那儿可以先给钱。”就在当天，阿·尼·迈科夫给陀思妥耶夫斯基写了封信，提出抗议，在信中，他伤心地说道：“我还以为您，作为一个具有独立见解的人，一定会说，这是出于对卡特科夫的支持和对他的尊敬，甚至是由于在许多主要问题上与他观点一致。[……]可您却避而不谈。怎么？您在卡特科夫那儿发表作品是为了钱吗？”（《陀思妥耶夫斯基。资料和研究汇编》，第2卷，页364）然而，尽管两人之间的关系有点冷淡，但是迈科夫一直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创作天才评价很高。（参阅《阿·尼·迈科夫论及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未发表的信件》，出版者：И。Γ。扬波利斯基。——《陀思妥耶夫斯基。资料和研究集》，第4卷，页281）关于斯特拉霍夫，请参阅本书第十二章第二节《答斯特拉霍夫》以及第十二章“注释”20。
[25]《陀思妥耶夫斯基书信集》，第3卷，页180。请参阅《费·米·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安·格·陀思妥耶夫斯卡娅通信集》，页165—2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