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房子是用我的名义，而不是用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的名义租下的，”我沉着地回答，“家具是赊购来的，分期付款，在款子全部付清以前，仍属家具商所有，因此不能查抄，”说着，我把房屋租用证、和家具商订立的契约抄本拿给他看，作为证明。
“至于您用债户拘留所来威胁我们，”我接着说，“那我预先告诉您，要是果真发生了这种事，我就会央求我的丈夫在那儿待到抵偿期满。债务人待在债户拘留所里，以此来抵偿所欠的债。欠一千两百卢布需在那儿待上九至十四个月。——安·格·陀思妥耶夫斯卡娅注我自己将移居到附近，和孩子们一起去探望他，帮助他工作。如果这样，您就一个子儿也拿不到，而且还得付‘伙食费’。债权人必须为被他送进债户拘留所的债务人付关押费。——安·格·陀思妥耶夫斯卡娅注老实对您说，您将会因自己的顽固而受到惩罚！”
京特尔施泰因开始抱怨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忘恩负义，不愿意偿还这笔他耐着性子等待很久的款子。
“不，您应当感谢我丈夫才对，”我气冲冲地说，“他为那笔借款把期票给了您妻子，可是说不定这笔债早就还清了。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这样做纯粹由于宽宏大量，出自怜悯心。您的妻子哭着说，您逼得她没法儿活了。如果您胆敢把您的威胁付诸行动，那我就要把这件事的全部经过情况写出来，送到《祖国之子》上去发表，让大家瞧瞧，‘正直的’德国人能够干出什么样的事来！”
我非常激动，顾不得考虑措辞。我这次发火倒起了作用。德国人胆怯了，问我到底有什么要求。
“就是我丈夫昨天提出的那个要求。”
“那好，您给钱吧！”
我要求他出一个字据，将我们的协议详细写下来，因为我怕京特尔施泰因以后变卦，又要来折磨我们。我怀着胜利者的心情回到家里，知道这样一来，我亲爱的丈夫就可以过一个时期平静的生活了。
三
我们与债权人之间的斗争还要进行十年之久，几乎一直到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去世。在叙述这一斗争之前，我想说明一下这些使我们极端苦恼的债务的由来。
在这些债务中，只有很少一部分，大约两三千卢布吧，是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本人借的，其中大部分是米哈伊尔·米哈伊洛维奇办烟草厂和《当代》杂志欠下的债。[7]在米哈伊尔·米哈伊洛维奇猝然去世以后（他一共只病了三天），他那一向过惯优裕甚至阔绰生活的家庭（妻子和四个孩子）就落到了生活无着的境地。当时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丧偶鳏居，又没有孩子，他认为自己有义务偿还哥哥的债和接济他的一家。如果他具有谨慎细心、善于处理实际问题的性格，那么，他可能会实现自己崇高的意愿。可惜他过分相信别人的“诚实”和“高尚”。后来我听到一些亲眼目睹的人告诉我，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是怎样签发期票的，我又从一些过去的信件中得知许多事情的细节；我对他那天真的、不切实际的做法感到惊讶。什么人都可以从他那儿拿到期票，只要这个人想拿到钱，不感到良心有愧。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在哥哥死前对杂志的银钱往来并不过问，因而不了解其中的情况。当米哈伊尔·米哈伊洛维奇弃世以后，我丈夫不得不负责出版《时代》杂志的时候，他也就得负责偿还出版《当代》杂志时在印刷、纸张、装订等方面尚未付清的欠款。而且，除了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所知道的《当代》杂志的同人外，还有一些人来找他，大部分他完全不认识，这些人硬说，已故的米哈伊尔·米哈伊洛维奇欠了他们的债。几乎没有人拿出证据来，而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相信别人是诚实的，对证据一事连问也没问起。他（据人家告诉我）照例对提出请求的人说：“此刻我根本没有钱，不过，要是您愿意，我可以给您期票。只是请求您别要求我立即付现款。将来条件许可，我会付清的。”
那些人拿了期票，答应等待；但是，当然，他们并不履行诺言，而是立即要求付款。我来举一件确凿的事为例，这是我在检查单据时发现的。
一个没什么才能的作家X曾在《当代》杂志上发表过作品，他来找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要求付给他一个中篇的两百五十卢布稿费，这个中篇还是米哈伊尔·米哈伊洛维奇生前在《当代》上刊载的。我丈夫照例没有钱，他表示愿意给期票。X热烈地道谢，答应等到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的情况好转以后再要现款，并请求给无定期的期票，这样就没有必要在期票到期时请司法机关发给拒付证书。可是过了两个星期，他却拿了这张期票要求付钱，并且打算提出查抄财产，这使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惊讶不置。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去找X，请他说明原因。那人很狼狈，开始为自己辩解，说什么女房东威胁他，要把他从住处赶出去，他走投无路，只好把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的期票交给她，但得到她的允诺，过一个时期索取现钱。他答应再跟她谈一谈，说服她，等等。不言而喻，这次交涉毫无结果，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只得以很高的利息借了钱偿清这笔债务。
过了八九年，我为了某件事查看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的文稿，发现《当代》编辑部的一个记事本。当我看到其中有一张是作家X在拿到米哈伊尔·米哈伊洛维奇付给他上述中篇的稿酬后所写的收据时，我是何等惊奇和气愤！我把这张收据拿给丈夫看，听到他如下的回答：“我可没想到X会欺骗我！一个人走投无路时会干出什么样的事来啊！”
据我看，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担负的很大一部分债务属于这一类，共约两万卢布[8]，加上累计的利息，到我们回国时，债务总计达两万五千卢布。我们不得不在十三年内逐步偿还。直到我丈夫逝世前一年，债务才全部还清，我们才得以自由地呼吸，不用怕人家会以提醒、解释、查抄和拍卖财产等威胁来折磨我们了。
为了偿付这些虚构的债务，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只得拼命工作而不能让他自己和我们全家过上富裕、舒适的生活，甚至放弃我们最必不可少的需求。如果我们不用经常为偿付债务而烦恼，那么，我们这十四年的夫妇生活就能过得幸福、满足、平静得多了。
要是他没有负债，能够从容地进行创作，在交稿以前仔细推敲、琢磨，那么，我丈夫的作品在艺术上就会更加完美。在文学界和舆论界，常常有人把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和另一些有才能的作家的作品相比，并且责备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长篇小说写得太复杂、紊乱，情节堆砌，而另一些作家的作品则经过反复的修改、加工，例如，屠格涅夫的作品几乎是精雕细刻出来的。但是很少有人想到把某些作家的生活和工作环境跟我丈夫的生活和工作环境进行对比。他们所有的人（托尔斯泰、屠格涅夫、冈察洛夫）几乎都身体健康，生活富裕，完全有条件对自己的作品加以斟酌和琢磨；而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呢，害着两种重病，又有大家庭的拖累，而且债台高筑，要为明天的生活犯愁，为每日必需的吃穿担心。在这样的环境下，还有什么条件修饰自己的作品呢？在他生命的最后十四年里，有很多次出现这样的情况：一部作品已经有两三章在杂志上发表，第四章在印刷所排版，第五章寄给了《俄国导报》，而其余各章刚刚构思好，还没有动笔写。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读了自己的长篇小说某一已经发表的章节后，往往会突然清楚地看出其中的错误，意识到这破坏了小说的主旨，心里十分痛苦。
“如果能够退回，”他有时说，“能够把它修改一下，那就好了！我现在明白障碍在哪里，明白我的长篇小说为什么写得不成功。这个错误可能把我的‘主题思想’给毁了。”
一个艺术家清楚地看到他的错误在哪里，但没有可能改正，这是真正的悲哀，艺术家的悲哀。确实，不幸的是他从来没有这样的条件：他需要钱维持一家的生活，需要钱还债，因而不顾身体有病，往往发病以后第二天就继续工作，匆匆忙忙，几乎没有检查原稿，只求如期寄出，可以尽快拿到稿费。在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一生所写的作品中，除了他最早的中篇《穷人》外，没有一部作品不写得仓促、匆忙，他没法对长篇小说的结构进行周密的规划，详尽地考虑其中的全部细节。命运没有赐给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这样巨大的幸福，而这却是他衷心的宿愿，可叹的是这一宿愿并未实现。
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所负担的这些债务使他在经济方面也受到损失：当时，富裕的作家们（屠格涅夫、托尔斯泰、冈察洛夫）知道他们的长篇小说将会被各杂志抢着刊登，因而他们可以拿到一印张五百卢布的稿费；[9]可是穷困的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却得把自己的作品主动提供给各杂志，而主动提供作品的人总是吃亏的，同样这几家杂志给他的稿费就少得多。比如，他的长篇小说《罪与罚》、《白痴》、《群魔》的稿费是每印张一百五十卢布，长篇小说《少年》则为二百五十卢布，直到他最后的一部长篇小说《卡拉马佐夫兄弟》，他才拿到每印张三百卢布。
当我想到别人的债务，我一生中从未看到过的那个人的债务如何损害我个人的生活，我就不由得悲从中来，何况，这又是我丈夫受了那些昧心之徒的欺骗、给他们签发期票而形成的虚构的债务。经常性的思虑使我的生活蒙上了阴影，我得考虑在什么日子、上哪儿去取多少钱，拿什么抵押品去借贷多少款子，怎样做才能使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不知道有债主上门来过或者有什么东西抵押出去了。我的青春就在这样的思虑中逝去，健康受到损害，神经也变得有点儿反常了。
如果我丈夫的朋友中间有几位善良的人，愿意在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所不熟悉的发行杂志的业务中给他一些指导，那么，我们遭到的灾难也许可以消除一半；想到这一点，我就更加觉得难受。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认作好朋友的那些人明知他简直像小孩子那样不会处理实际事务，过分轻信而又羸弱多病，却让他单独去处理米哈伊尔·米哈伊洛维奇死后留下的全部债务，我对他们这样做始终感到不可理解，感到寒心。难道他们不能帮助他把所有的债务审核一下，要求每笔债都拿出证据来？我坚信，要是人家知道这些索债的要求不会由轻信的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单枪匹马去对付，那么，许多人就不可能提出这种要求了。唉，在我丈夫的朋友们和崇拜者们中间，竟没有一个好心人愿意牺牲自己的时间，给予他真正的帮助。他们所有的人都怜悯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同情他，但这一切都是“空话，空话，空话”。
有人说，这大概是因为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的朋友们都是诗人、小说家，他们一点儿也不了解实际生活。对此，我可以回答：所有这些人对他们自己的事务却能够处理得非常妥帖。又有人会反驳说，可能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喜欢独立行动，不容许旁人来指点他。但是这种反驳是不合乎事实的。他很乐意把自己所有的事务都告诉我，仔细听取我的意见并且照此办理；当然，他起初是不可能把我看成一个精明老练的人的。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对朋友们的帮助也会同样信任，要是他们向他提出，愿助一臂之力的话。想到这样的朋友和这样的友谊，我为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感到委屈和痛心。
四
回到俄国以后最初一个时期，我指望卖掉那所指定给我做陪嫁的房子，以偿还部分债款。我急切地等候我那前去参加儿子婚礼的母亲从德累斯顿回来，同时等待我的姐姐从罗马回来，母亲不在时，由她掌管我们所有的房产。她答应春天回国，向我们移交全部账目。但是她在春天染上了伤寒症，于1872年5月1日在罗马病故。在她去世以后，我们才知道她早就把管理全部事务的委托书交给了她的丈夫，而后者由于常常和妻子一起离开彼得堡，就转托他的一个熟人代管。那位先生在三四年中享用房子的进款，却并不认为有必要向公家缴税。这几所房子由于欠缴巨额的税款，被指定当众拍卖。我们没有条件支付这些欠缴的税款，使房子免予拍卖；但我们希望买主能出好价钱，而我的母亲拿到钱以后会给我一笔款子，代替那所她指定给我作为陪嫁的房子。可惜我的希望落空了。代管我们房子的那位先生与一些虚设的人物订立了假合同，仿佛他把这几所房子租给了他们，为期十年，预先拿到了全部租金。他的这一勾当直到房子被拍卖时才被发现，这样一来，自然没有人愿意买我们的房子了。于是，那个坏蛋付掉税，就买到了房子，那就是说，他花几千卢布拿到了三所房子、两间侧屋和一大块地。到头来，我母亲、弟弟和我就一无所获了。当然，我们可以起诉，可是我们没有钱进行诉讼。而且，我们要是起诉，就得追究我姐夫在法律上的责任。这样，我们便会和他闹翻，从而失去与那些没娘的孩子们见面的可能性，而我们是热爱他们的。我想改变我们可悲的境遇的唯一希望落空了，我心里真是苦不堪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