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从威斯巴登回来的时候精神饱满，情绪稳定，他立即着手续写长篇小说《群魔》，因为他预料到：迁回俄国，在新的地方安顿下来，为家里即将发生的大事作准备——这一切不允许他有很多时间埋头写作。我丈夫的思想转向展现在我们面前的新生活，他开始预测他怎样和老朋友和亲戚们会面，在他看来，他们在四年内可能有很大变化；他意识到自己的某些观点和看法也有了改变。
1871年6月底，我们收到了《俄国导报》编辑部寄来的长篇小说的稿酬，我们连一天也不耽搁，就着手结束我们在德累斯顿的事务（更确切点说，赎回东西，偿清债务），收拾行李。动身前两天，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把我叫去，交给我几包厚厚的、上面写满字的大开本稿纸，要我烧掉。虽然我和他先前曾经谈到过这一点，可我很舍不得这些原稿，要求丈夫允许我把它们随身带走。然而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提醒我，他在俄国边境上无疑会遭到搜查，这些文稿肯定要被搜走，它们就此会丢失得无影无踪，就像1849年他被捕时他所有的文稿都丢失一样。可以预料，在检查这些文稿前，我们可能会被扣留在韦尔日博洛夫，而这对于我们面临的那件大事来说是危险的。尽管我觉得放弃这些原稿十分可惜，但是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的理由无可辩驳，我只得屈服。我们点燃壁炉，烧掉了文稿。这样，长篇小说《白痴》和《永久的丈夫》的原稿就毁掉了。我特别感到可惜的是失去长篇小说《群魔》的一部分原稿，它们是部具有倾向性的作品的初稿。我只保存了有关上述长篇小说的笔记，把它们交给了我母亲[81]，她打算在深秋时节返回俄国。她不同意带一整箱原稿，因为那么多稿子会引起怀疑，从而被没收。
最后，7月5日，我们终于从德累斯顿到达柏林，然后在那儿转乘火车启程前往俄国。
带着我们那个才一岁零十个月、活泼好动的柳鲍奇卡，旅途上麻烦的事儿可真多。我们走的时候没有带保姆，又因为我怀孕，一路上（六十八个钟点）都由我丈夫照料她：领她到月台上散步，给她拿来牛奶和食物，跟她一起玩游戏，——总之，他像个最能干的保姆那样忙这忙那，以此大大减轻我在长途旅行中的负担。
事情就像我们所预料的那样：在边境上，我们所有的手提箱和旅行袋都被翻遍，文稿和一捆书则被搁在一边。大家都已经走出检查大厅，只剩下我们三个人，加上一小撮聚集在桌子边检查挑出来的书籍和薄薄的一包稿纸的官吏还留在那儿。我们开始忐忑不安，担心我们会赶不上驶往彼得堡的火车，这时候，我们的柳鲍奇卡解救了我们，——那可怜的孩子饿了，便高声叫喊起来：“妈妈，我要吃面包，”她的声音是那么响，弄得官吏们很快厌烦起来，就决定放我们走，他们什么话也没说，把书籍和稿纸还给了我们。
我们还得在车厢里折腾一昼夜，但是想到我们此刻行走在俄国的土地上，我们周围都是自己人，俄国人，我们就感到莫大的安慰，忘记了旅途上的一切艰难。我和丈夫觉得欢乐和幸福，彼此询问着：我们果真到达俄国了吗？我们的宿愿终于实现了，这简直不可思议。
八一八七一年。我们生活在国外的时期结束
我们生活在国外的时期结束了，如今，可以说，我是怀着对命运的感激之情回忆它的。固然，在我们自愿流放的四年多时间里，我们经受了严重的考验：我们的大女儿夭折，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患病，我们在经济上经常拮据，工作没有保障，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迷上了害人的轮盘赌，热望回国而不可得；但是这些考验却对我们有益，我们变得更加亲密，彼此更加了解和珍视，两个人的命运牢固地联系在一起，因而我们的夫妇生活十分美满。
就我个人来说，对那几年的回忆就像一幅鲜艳、瑰丽的画卷。我们曾在许多迷人的城市和地方（德累斯顿、巴登巴登、日内瓦、米兰、佛罗伦萨、威尼斯、布拉格）居住和访问过，在我着魔的双眼前展现了整个我至今不知道的世界；我参观了大教堂、博物馆、绘画陈列馆，我那年轻人的求知欲得到了满足，特别是当我和心爱的人一起参观的时候，我跟他的每一次谈话都使我发现艺术中或生活中的新东西。
所有这些我们参观之处，对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来说，都不是新地方；但他具有高度的艺术鉴赏力，他怀着真诚的喜悦参观了德累斯顿和佛罗伦萨的美术陈列馆，接连几小时仔细观看圣马可大教堂和威尼斯的宫殿。
确实，我们在国外除了偶然和短暂的聚会以外，根本就没有交往密切的朋友。开头两年，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甚至还为这种与社会完全隔绝的处境而高兴；他哥哥米哈伊尔的去世，在他遭受的挫折和灾难中挣扎，文学界人士给他制造的许多麻烦——这种种搞得他精疲力竭。此外，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发觉，对于喜欢思考的人来说，过一个时期孤独的生活，远离当前总是令人激动不安的事件，潜心于思维和想象，有时候是十分有益的。后来，回到京城，重新投入纷纭变化的生活以后，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曾不止一次地忆起，他在国外有充裕的时间考虑自己的创作计划或者读一本想读的书，而且可以从从容容，完全沉浸在使他欣喜和感动的印象之中，那时候可真好。
除了外在的美好印象外，国外的生活还给予我们巨大的欢乐：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一直想要孩子，孩子是家庭的基础，他们的出世充实和照亮了我们的生活，如今我怀着对命运的感激之情说：“感谢我住在国外、几乎只和这个具有惊人的崇高品质的人单独相处的那些美好岁月！”
以上概述了我们逗留在国外那四年多的情况，写到这里，我要顺便谈谈这么长久的孤独生活对我们的内心所产生的作用。虽然我们经历了无数的忧虑，手头经常缺钱，有时候寂寞得慌；但是这么长期的孤独生活却对我丈夫始终保持的基督教的思想感情的表现和发展起了良好的影响。所有在他回国以后碰到他的朋友和熟人都对我说，他们简直认不出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来了，他的性格变得那么好，他对人的态度温和、亲切、宽厚得多了。他一贯表现的那种执拗和急躁的脾气消失了。我下面摘引尼·尼·斯特拉霍夫的回忆录中的一段话：“我完全相信，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在国外逗留的那四年多是他生活中最好的时光，也就是，这个时期的生活使他获得了主要是深刻和纯洁的思想感情。他工作紧张，常常受穷，但幸福的家庭生活给他带来安宁和欢乐。他几乎一直过着离群索居的生活，也就是说，他完全没有什么重大的缘由，足以使他放弃那条发展自己的思想和深刻的精神活动的正当途径。生儿育女，为他们担忧、操心，夫妇间患难与共、相濡以沫，甚至第一个孩子的夭折——这一切都是纯洁的、有时是崇高的感受。毫无疑问，正是在国外，处在这样的环境下，经过这样长久而平静的思考之后，他一直保持的基督徒的精神有了非同寻常的发展。当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从国外回来的时候，所有的熟人都十分清楚地发现了这一极重要的变化。他开始把谈话经常引到宗教的题目上去。不仅如此，他对人的态度也有了改变，变得更加柔和，有时候到了十分温顺的境地。甚至他的面貌也带有这种情绪的痕迹，唇边露出温柔的笑意……他显然怀着美好的、基督徒的感情，这种感情越来越清晰地表现在他的作品中。他从国外回来的情况就是这样。”《传记和书信》，页294。——安·格·陀思妥耶夫斯卡娅注后来，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也怀着感激之情回想我们在国外的生活。
亲友们发觉我也有很大的改变：从一个胆怯、腼腆的姑娘变成一个性格坚毅，不怕与生活的艰难，更确切地说，与债务进行斗争的女人，此项债务在即将回到彼得堡时达到了两万五千卢布。可我依旧兴致勃勃，乐观愉快；不过，这种心情只在家里，在亲友们中间表现出来。当着外人的面，特别是跟男子们在一起的时候，我表现得十分拘谨，只以冷淡而客气的态度对待他们，多半是沉默不语，用心考虑着自己的想法。我的女友们十分肯定地说，我在这四年中老得多了，并且责备我，说我为什么不注意自己的外表，不穿时髦的衣服，梳流行的发式。我虽然同意她们的说法，但仍然不想有什么改变。我深信，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不仅仅是为了我的外貌，而是为了我的智力和良好的素质才爱我的，在这段时间里，正如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所说，我们俩“在精神上合而为一”了。我的装束不入时，同时显然避免与男子们交往，这只能对我丈夫产生良好的作用，因为这样做就使他没有理由表现他性格中令人不快的特点——毫无理由地吃醋。
注释：
[1]关于费·米·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安·格·陀思妥耶夫斯卡娅1867年在国外的生活情况详见《陀思妥耶夫斯卡娅一八六七年日记》，莫斯科，1923年。还有安·格·陀思妥耶夫斯卡娅的回忆录《线索》，С。Β。别洛夫出版——《远东》，1971年，第11期，页131—135；《从速记文转写为普通文字的安·格·陀思妥耶夫斯卡娅日记》，转写者为Ч。М。波舍曼斯卡娅，С。Β。日托米尔斯卡娅出版——《文学遗产》，第86卷，页155—290。
[2]安娜·格里戈利耶芙娜没有在《回忆录》的正文中说明她所指的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给她的哪一封信。这封信大概没有保存下来，因为在收入四卷本的《陀思妥耶夫斯基书信集》的信札中，没有一封信提到过这一插曲。不过，安娜·格里戈利耶芙娜曾在《陀思妥耶夫斯卡娅一八六七年日记》（页105）中谈到过这件事（记于1867年5月26日，即公历6月7日）。
[3]在《陀思妥耶夫斯卡娅一八六七年日记》（1867年4月18日）中有这样的记载：“最后，费佳带我到《西斯廷圣母》面前。至今没有一幅画对我产生过像这幅画那样的印象。在这神圣的脸上显现出何等的美，何等的纯洁和忧伤，在这对眼睛中又包含着多少温顺和苦难。费佳在圣母的微笑中看到了悲伤。”（页15）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他的作品中好几次提到《西斯廷圣母》。在《罪与罚》中，斯维德里盖洛夫谈到他年轻的未婚妻时说：“您要知道，她那张脸蛋活像拉斐尔笔下的西斯廷圣母。要知道，西斯廷圣母的脸是一张富于幻想的脸，一张悲伤的、狂热的信徒的脸。”（《陀思妥耶夫斯基三十卷集》，第6卷，页369）
[4]安娜·格里戈利耶芙娜指的是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维·米·瓦斯涅佐夫（1848—1926）作于基辅的圣弗拉基米尔大教堂内、以《圣经》为题材的壁画。
[5]在《陀思妥耶夫斯卡娅的日记》（4月20日）中有一处谈到提香的《拿着钱币的基督》：“按照费佳的说法，这幅出色的画可与拉斐尔的《西斯廷圣母》媲美。基督的脸容表现出惊人的温和、崇高和痛苦。”（页19）
[6]法国画家克劳德·洛兰的画作《早晨》和《傍晚》不是存放在德累斯顿陈列馆，而是在列宁格勒的艾尔米塔什博物馆，其中第一幅《早晨》在画名为《亚科夫和拉希利亚的会晤》时即已著名。陀思妥耶夫斯基称为“黄金时代”的是克劳德·洛兰的另一幅画——存放在德累斯顿绘画陈列馆的《阿西斯和该拉忒亚》，此画取材于奥维德的《变形记》第八卷中的一个插曲——该拉忒亚和青年阿西斯的爱情故事。陀思妥耶夫斯基曾在他的作品中三次谈到这幅画：在《群魔》（《斯塔夫罗金的忏悔》）和《少年》（维尔西洛夫关于早期欧洲人的叙述）以及1877年的《作家日记》（《一个可笑人的梦》）中。
[7]陀思妥耶夫斯基于1879年8月7日（公历8月19日）从埃姆斯写给安娜·格里戈利耶芙娜的一封信证实了他对瓦格纳音乐的怀疑态度：“这儿的音乐虽好，但是很少演奏贝多芬、莫扎特的作品，而老是听到瓦格纳（一个无聊透顶的德国无赖，尽管名气很响）的东西和各种破烂货。”（《费·米·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安·格·陀思妥耶夫斯卡娅通信集》，页297，С。Β。别洛夫、Β。Α。图尼马诺夫编，列宁格勒，1976年，莫斯科，1979年，第二版）陀思妥耶夫斯基之所以厌恶瓦格纳的作品大概是由于陀思妥耶夫斯基受了格林卡、贝多芬、莫扎特等古典主义和浪漫主义音乐的熏陶。此外，也必须考虑到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国外只是在音乐演奏会上听到瓦格纳的音乐，而瓦格纳的歌剧则在舞台演出中享有盛誉。同时，陀思妥耶夫斯基于1873年在一篇寄自德国的通讯前所加的“编者按”中写道：“像传播叔本华的思想和充满深刻课题的瓦格纳的音乐这样的现象至少表明，德国人深邃的思想和艺术创作还具有生命力，还受到最崇高的意图的鼓舞。”（《陀思妥耶夫斯基文艺作品十三卷集》，Б。托马舍夫斯基、К。哈拉巴耶夫编，莫斯科列宁格勒，1926—1930年，第13卷，页456）详见Α。Α。戈津普德著《陀思妥耶夫斯基和音乐》，列宁格勒，1971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