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件我能够回忆起来的事是我三岁那年害的一场病。我不明白我害的是什么病，只晓得医生吩咐在我胸口放上水蛭。我清楚地记得，我是多么讨厌这些蠕动的软体虫，多么怕它们，又多么想把它们从胸口扯掉。我同样清楚地记得，我母亲怎样带我乘车去领圣餐，在垂怜众生的圣母像（在什帕列尔纳伊教堂）前祈祷。我看到母亲和保姆一边祈祷，一边哭泣，我自己也画着十字，泪如雨下。祈祷后的第二天，我的病情出现了转机，身体开始迅速复元。一般来说，我们家的孩子很少生病。当然，伤风咳嗽是难免的，但是所有的病痛都用家里的土办法医治，一切也能顺利地对付过去。
我怀着最愉快的心情忆起我的童年和青年时代：我的父母钟爱自己的子女，从来也不无故责罚我们。家庭生活安宁平静，有条不紊，彼此和睦相处，没有发生过什么灾祸或者家庭悲剧。家里给我们吃饱喝足，每天有人带我们去散步，一到夏天，我们便从早到晚坐在花园里；冬天则从设置在那里的一座小冰山上溜着冰，滑行而下。大人不常给我们买玩具，因此，我们对玩具很珍惜和爱护。我们根本没有儿童读物，谁也无意“培养”我们。有时候，大人们给我们讲故事，多半是父亲下班回来，吃过中饭，在长沙发上躺下，把孩子们叫到身边，就开始讲起来。他有一个故事讲到傻瓜伊万努什卡，但故事内容常有变动，我和弟弟指伊万·格里戈利耶维奇·斯尼特金（1849—1887）。——译者注老是觉得奇怪：为什么人们把伊万努什卡称为傻瓜，而他实际上却聪明非凡，能从各式各样的灾难中脱身？我们的娱乐很少：在圣诞节，枞树上每晚点起灯来，开家庭化装会；在谢肉节，我们被带到游艺场，乘坐芬兰人的马车游玩。每年两次——在圣诞节和复活节，我们上戏院看戏，多半是歌剧和芭蕾舞。娱乐少，我们就对它们特别珍视，我们看到的那些演出接连好几个月使我们心向神往。[……]方括号，系原书编者所加，下同。——译者注二接受教育下面我要谈谈自己所受的教育。从九岁到十二岁，我在圣安娜小学（在基罗奇纳亚街）求学。除了宗教课外，所有的课程都是用德语讲的，懂得这种语言对我以后和丈夫在国外的那几年生活很有用。1858年，京城里开设了第一所女子中学（玛利亚女子中学），这年秋天，我就到那儿去上学，读二年级。我在那儿学习觉得挺轻松，升到三年级和四年级的时候，学校奖给我几册书，临到毕业，我又得到了一枚银质奖章。在我毕业前一年，尼·阿·维什涅格拉茨基尼古拉·阿列克谢耶维奇·维什涅格拉茨基（1824—1872），俄国语文学硕士。（凡本书正文脚注未标明出处者均系译者根据原书“人名索引”中的介绍文字所加）开办了一所师范学校，那些有志于继续求学的人进了这所学校。1864年，我也入了学。在那个时候，人们醉心于自然科学，我受到这股潮流的影响，以为物理、化学和动物学是某种“天启”，于是我便进了这所学校的物理—数学班。可是过了不久，我确信我所选的课程不合乎我的爱好，因而我学得很差劲：比如说，在做盐的结晶实验之际，我大部分时间是在读小说，没有去注意观察烧瓶和曲颈瓶，结果，它们遭了难；在听动物学讲课时，我感到有趣，但是碰到上实验课，大家把死猫制成切片时，我就狼狈不堪，厌恶得晕了过去。在这一年的学业中，我记得特别牢的只有弗·瓦·尼科利斯基教授关于俄国文学的天才讲课，在这位教授上课时，两个班的女同学都前往听讲。
1865年夏天，我碰到一件伤心事：我父亲得了不治之症，将不久于人世。这时，我舍不得我那有病的亲人整日整夜孤零零地躺着，我便决定暂时辍学。由于父亲通宵失眠，我便接连几小时给他读狄更斯的小说，碰上他能在单调的诵读声中小睡片刻，我就感到十分满足。
1866年初，出现了开办速记专修班的布告，专修班设在第六男子中学的校舍里，讲课人是帕·马·奥利欣帕维尔·马特维耶维奇·奥利欣（1830—1915），医生，翻译工作者，速记学教师…我打听到课是在晚间上的（当时我父亲已经退休），我就决定进速记专修班。我父亲坚决主张我进这个专修班，他对我为了他的病而放弃师范学校的学业感到惋惜。开头，我觉得这速记学实在掌握不了，听了五六堂课以后，我确信这玩意儿简直莫名其妙，无论我费多大的劲也休想学会。当我把这个想法告诉父亲的时候，他非常生气，责备我缺乏耐心和毅力，要我保证继续学下去，说他相信我一定会锻炼成一个优秀的速记员。我的慈父仿佛预见到，是速记学使我找到了幸福。
1866年4月28日，我父亲去世。这是我一生中经受的第一次不幸。我悲痛万分，以泪洗面，接连许多天待在大奥赫塔亡父的墓旁，丧父的剧痛始终无法缓解。我母亲看到我心情沉重，郁郁不欢，十分焦急，央求我找个工作做。遗憾的是，速记课已经停讲，但是我们的教师，好心的帕·马·奥利欣了解我的苦衷，知道我缺了许多课，表示愿意用函授的办法给我补课。一星期两次，我得根据某本书，用速记法记下其中的两三页，把它寄给老师。奥利欣纠正他在速记记录中发现的错误后，再把它寄还给我。夏季接连三个月的函授使我的速记术有了很大的提高，又加我那个回家来过暑假的兄弟几乎每天都为我念材料，让我听写一个小时或者一个多小时，这样，我就渐渐地掌握了速记术，不仅记得正确，而且速度快。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在1866年9月速记专修班又开学的时候，我是奥利欣所信任、可以推荐去从事文学工作的唯一的女学生。[……]
三人家怎样给我“说媒”！
在上个世纪五十年代，还保留着替年轻小伙子和姑娘们说媒的旧风俗，这种风俗不仅保留在商人们中间，而且像我们那样中等知识分子的家庭里也同样存在。凡是上了岁数的妇女和中年妇女，家里有着女儿或侄女，总是竭力为她们寻找对象，替她们安排终身大事。但是，也有一些妇女，她们干这种事并非纯然出于好心，而是想从新郎新娘那里拿到好处，有时候，这好处还相当可观。因此，在每个有姑娘待字闺中的富裕家庭里，总会有这样一些妇女登门，她们借口廉价出卖银器、介绍保姆等等，死气白赖地要和这些家庭结交。我姐姐结婚时，家里给她一所上好的房子作陪嫁，人们就推测，我也会得到同样的嫁妆；于是就有两三个关怀我命运的“好心”妇女出现在我们家里。
说媒是一种十分流行的习俗，干这种事往往无所顾忌，说话开门见山，比如，“你们有货物，我们有买主”，或者，“我给您找一位有钱的新郎”，等等。可是我是六十年代崇尚自由的那一辈人，对许多旧的习俗持否定态度，其中包括“说媒”；因此，人们得耍各式各样的花招来对付我。例如，一位太太十分肯定地对我说，某个海员路过我们家时，从窗口看到了我，他对我一见倾心，要求这位太太介绍他和我家认识。另一位太太编造说，某人在教堂里看到我，被我祈祷的热情所感动，很想和如此虔诚的小姐结识，云云。可是我素来不爱虚荣，上述这些赞辞对我起不了作用，我断然拒绝和那些似乎对我“倾心”的人认识。说媒的人不得不耍一些比较复杂的花招，我想在这儿略述一二。
买主
需要说一说，我父亲在逝世前的最后几年经常闹病，我母亲得守在他身边，这样一来，她就觉得再要为自己的那三所房子操劳实在力不从心了，屡次表示想卖掉其中的一所。有个叫玛利亚·伊万诺芙娜的老妇人得知了这件事，此人与母亲相识多年，生活困难，母亲很可怜她。这个老妇人的女儿有病，女婿是个酒鬼，她靠自己的劳动把好几个外孙拉扯大。她的“劳动”是替人家物色房屋买主，用抵押房产的办法借款等等，亦即从事所谓“代理人的行业”。有一天，玛利亚·伊万诺芙娜告诉我母亲，说她已经为我们的房子找到了一个有钱的买主，问是否能把他带来谈谈。我们约定了日期，我母亲按照当时的习俗，为客人们准备了茶和点心等等。他们是两点钟来的，母亲请客人“用点心”，可他却想乘天还没黑的时候先看看房子，然后接受她的盛情招待。“买主”这种务实的态度很合母亲的意，于是她便领着他去看那所准备卖掉的房子。后来我得知那个“买主”看得十分认真：他走下地窖，登上阁楼，仔细观看了每个房间，还把他看到的一切记在小本子里。
这时候，我坐在楼上房间里等着母亲把事情办完，好一起上姐姐家吃饭，爸爸在早晨就去那儿了。玛利亚·伊万诺芙娜上楼来找我，看到我穿着家常便服坐在那儿，大吃一惊，感到不快。
“您怎么不打扮一下，纽托奇卡（由于相熟，她叫我小名），您今天不是准备去参加宴会吗？”
“时间还早，玛利亚·伊万诺芙娜。”
“那您就打扮一下，去和客人聊聊天。”
“这怎么是客人呢？这是买主，我没有必要去见他。”
“还是应该去见见，”老妇人说，“去帮妈妈办事嘛。有您帮忙，说不定事情就能办妥！”玛利亚·伊万诺芙娜看到我断然拒绝结识“买主”，就决定向我摊牌。
“要知道，这不是买主，纽托奇卡，他是来相亲的。他正在找对象，打听到您是位出色的姑娘，家里又有钱，所以要我把他带到这儿来，装作买主见见您。”
这种花招使我十分恼火，但是为了摆脱她的纠缠，我就说，我准备换衣服，请老妇人出去一下。
买主看完房子，就开始吃点心。他对妈妈说得很肯定，他喜欢这所房子，至于价钱，大概双方也能谈妥的。看来，这件事已经不成问题了，可是使妈妈纳闷的是，买主还不准备走（显然，他在等我去），可怜的玛利亚·伊万诺芙娜就上楼来找我，在门外劝我下楼；而我却锁上门，默不作声。快到四点钟，马车来接我们上姐姐家去（我们住的地区比较偏僻，要雇马车必须向邻近的马夫家预约）。临了，我母亲上楼来找我。我听到她的声音，便打开门，嘲弄地问道：“怎么样，妈妈，房子卖掉了吗？”
“差不多卖掉啦，”妈妈高兴地答道，“价钱我们已经谈好，他答应日内给我最后答复。”
“妈妈，您要知道，您受骗啦！他不是买主，而是来相亲的，他是来‘看’我的！”
“怎么会是来相亲的呢？你在说些什么啊？不可能！”妈妈一时间不能相信，“既是这样，他又为什么要看房子，让我领着他一五一十地向他介绍呢？”
“大概他要眼见为实，看看您给我作陪嫁的房子是否好，”我笑着说。
妈妈本来真以为她找到了可靠的买主，这时候简直气坏了。她走到楼下，告诉那位客人，她马上要乘车外出。客人问她，他什么时候可以再来，她回答，她以后会通知他的。就这样，妈妈冷淡地跟客人们点头告别，就走开了，而客人们也只得离开我们的家。
过了二十分钟光景，妈妈换好衣服，我们就动身了。这是最恶劣的十月里的天气，外面下着雨夹雪。我们住的这一地区的几条街上全是深洼，里面积满了水，套在车上的马只得一步步地走到苏沃洛夫大街。车子驶近十字路口时，我远远地看到一个身穿淡灰色大衣的矮个子先生站在大路边的人行道上，他旁边是玛利亚·伊万诺芙娜。很明显，他们在等我们，这个“买主”大概看中了我们的房子，很想瞧瞧那个可能随着房子附带送给他的姑娘，哪怕瞥一眼也好。这种叫人厌恶的行径惹恼了我，我便不考虑后果，喊叫起来：“车夫，快，使足劲儿把马赶过那个先生和太太，我加你二十戈比！”马车夫经不住这个诱惑，便策马疾驰。我们刚才的客人们看到飞跑的马，就在原地乱转，但是却没有摆脱灾难：根据我们车夫的羊皮袄来判断，可以猜想，他们身上也溅到了不少泥浆。“买主”乱转乱奔的那副神态如此滑稽，以致我像发疯似的哈哈大笑，好长时间停不下来。妈妈虽然不赞成我的这种恶作剧，却不能不嘲笑那个使她上当的“买主”的狼狈相。尽管如此，他却没有失去信心，寄来了两封信，请求我们接待他，但妈妈没有给他答复。玛利亚·伊万诺芙娜好久没有在我们家露面，但是她一来，就用下面这类话来责备我：“当然，出不出嫁是您的自由，但是这样欺负别人，弄得他从头到脚都沾上泥浆（他的新大衣就此完蛋了！），这可是只有心肠狠、脾气坏的人才干得出来。”不论我怎样向可怜的玛利亚·伊万诺芙娜说明，我并不存心要弄得这位来相亲的人“从头到脚都沾上泥浆”，这事情完全出乎我的意料，我只是想赶快避开他们，十字路口有个深洼并不是我的过错等等，——老妇人还是感到委屈，长时间生我的气。
四我有意进修道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