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研院”近史所所长黄克武认为：“胡适一生担任过几个重要职务，都与蒋介石有关。最重要的是1938年后担任中华民国驻美大使，在风雨飘摇的时代，做了大量外交工作，也做了很多场演讲，让美国能了解当时中国的情况。回国后蒋让他担任北大校长。”
尤其是1946年在蒋介石邀请下，胡适几乎有点动心，要去参选中华民国的总统，可由于国民党党内的反对，愿望没达成。
但学者杨天石却认为，蒋对胡的尊礼有时是出于外交和政治考虑。1948年民国行宪，首次选举总统时，蒋推荐胡适参选总统，其用意即是企图取得美国人好感，以便争取美援。
另外，胡也有自知之明。1948年3月30日下午3点，王世杰对胡适传来蒋的话，“蒋公意欲宣布他自己不竞选总统，而提我为总统候选人。他自己愿意做行政院长。”并说，“请适之先生拿出勇气来。”
胡称“这是一个很聪明，很伟大的见解”，并称“蒋公是很诚恳的”。胡适在政治上还处于“穿开裆裤”的阶段，蒋也不见得“很诚恳”，但蒋的确“很聪明”，这一手使得胡适“感觉百分不安”了，胡适思来想去，然而，“我实无此勇气”，“我不敢接受，因为我真没有自信心”。
12月4日，蒋再次声明自己不候选总统，并建议提出一个无党派候选人，此人暗指胡适。然“不幸党内没有纪律，他的政策行不通”。所以，胡在上海时曾对王芸生说，“老蒋真伟大，竟把自己打来的江山拱手让人”。总之，在胡适的眼里，蒋是一个值得依赖、值得帮扶、值得进谏的“明君”。更重要的是，蒋似乎有纳谏的气度和雅量，这是以诤臣自命的胡适最易受感动的地方。
1948年10月25日，“局势大坏”，蒋便请胡吃饭，胡适质直地说了十点“很逆耳”的话，诸如，你“必须认错，必须虚心”，你统率的“国军纪律之坏是我回国后最伤心的事”等话，“但他很和气地听受”。
两人直到胡适1962年逝世止，保持了没撕破脸的朋友关系。陈红民认为，蒋、胡两人长达三十年的交往，实际上胡适受之于蒋较多，如果不是蒋介石，胡适未必能有后来的声望和学术地位。他强调，“诤友”一词，蒋与胡应是“友”重于“诤”，过去多数学者是重视胡对蒋的批评，却忽略了“诤”只是对“友”的一种限定。
胡适对蒋介石所有的批评背后，饱含对蒋的拳拳之心。终生服膺实验主义（pragmatism）哲学的胡适与蒋介石交往数十年，在蒋介石手稿日记以及胡适日记全集的问世之后，为研究胡、蒋两人的内心世界，提供了一些方便，更透露两人在私底下的相互观感。胡适致力于言论自由与民主政治，对蒋氏有所期待；蒋在表面上尊重胡适，极为礼遇，但并无遵循自由与民主规范之意。
从1931年到1949年间，由于时局不稳，胡与蒋合作多于抗争。至蒋介石退居台湾，胡适等自由主义者欲以自由与民主对抗祖国大陆，而蒋则认为对抗祖国大陆唯有在其集权领导之下，统一意志，方克有成。自此自由主义与威权心态之摩擦和冲撞终不可免，显示出威权之顽强与自由主义之挫折。
胡适过世后，蒋中正题的挽联是：“新文化中旧道德的楷模，旧伦理中新思想的师表。”蒋介石无法接受但也无法完全否认，也算对胡适一生的概括吧！
台湾史学家汪荣祖曾在北大做了个演讲，题目就是“胡适与蒋介石”，材料用的就是胡适和蒋介石两人的日记。胡适和蒋介石纠缠了一辈子，胡适想影响蒋介石，失败了；蒋介石想影响胡适，也失败了。所以蒋介石在日记里把胡适骂得不像样子。这种事情揭示了蒋介石的性格和为人，他把胡适当政客。胡适哪里是政客呢？胡适反对他连任，他又说胡是“叛党叛台”。从这些事情可以看到这个人的脾气。
胡适引用母校康乃尔大学布尔教授的一句话，“我年纪越大，越感觉到‘容忍比自由更重要’”。他强调指出，在宗教自由史上，在思想自由史上，在政治自由史上，容忍的态度是最难得、最稀有的态度。他举了三个例子。
其一，胡适本人十七岁时发表文章，痛斥小说《西游记》和《封神榜》，要求实行《礼记·王制》上的一句话：“假于鬼神时日卜筮以疑众，杀。”十年之后，当胡适一班人离经叛道反传统时，一些同样“卫道”的正人君子，也引用《王制》中的话，要“杀”胡适和他的朋友们。
其二，西方宗教改革后，原先向罗马教廷争自由、要宽容的新教徒，又反过来摧残异己。1553年10月23日，在日内瓦执掌宗教大权的加尔文，竟把敢于批评他的学者塞维图斯定了“异端邪说”的罪名，捆在柴堆上用火慢慢烧死。
其三，五四时期的陈独秀，一面赞同“容纳异议，自由讨论”的原则，一面又断言，在“以白话为正宗”的问题上，“其是非甚明，必不容反对者有讨论之余地；必以吾辈所主张者为绝对之是，而不容他人之匡正也”。胡适认为，正是这样一种“必以吾辈所主张者为绝对之是”的态度，这样一种“我不会错”的心理，再加上几分正义的火气，使人丧失了容忍的雅量。一切对异端的迫害，一切对“异己”的摧残，一切宗教自由的禁止，一切思想言论的被压迫，都由此而来。可见，“容忍是一切自由的根本；没有容忍，就没有自由”。
我们细读此文，发觉胡适只把容忍归结为个人的修养或心态。这个意义上的容忍，大体上有两个特点。第一，“容”的对象，应当是容忍者不喜欢、不赞同，甚至从道德上感觉厌恶的人和事。比如少年胡适恶之欲其死的鬼神之论，加尔文务求斩草除根的异端邪说，等等。至于包容对自己喜欢，或至少不厌恶不痛恨的东西，容易之极，算不得容忍。第二，“忍”的主体，应当是有能力压制甚至摧毁对立面的人或集团。无权无势者的忍受，逆来顺受而已。能力不足时的隐忍，等待时机而已。两者恐怕都算不得宽容。
想清楚这两点，不觉大失所望，因为胡适先生讲的容忍，岂止是人类历史上“最难得、最稀有的态度”，简直是可望而不可及。普天之下，人在面临自己不喜欢、不赞同，特别是道德上反感、厌恶乃至痛恨的人和事，又有能力打压时，试问谁会容得下来，忍得住，不去打压“邪恶”以伸张“正义”呢？
胡适提到的加尔文火烧塞维图斯，只是当时千百件宗教迫害事件中比较著名的一桩罢了。胡适先生大力呼吁的宽容心态在那个火与剑的年代，根本连影子都找不到。
然而，洛克学说的光辉之处，并不因此而掩，因为它打下的基础，使得宽容的生长和扩展，成为顺理成章的自然过程。随着不同教派之间实行宽容，久而久之，人们发现，所谓水火不相容的教义冲突，其实并不如想象的那么可怕；异教徒也不如想象中的那样行为乖张，他们可以是好丈夫、好邻居、好公民。随着对异端的恐惧消失，宽容的心态随之而生。
胡适内心的理想世界是春风化雨、润物无声，宽容心态悄悄地生根发芽，成长壮大。宽容也逐渐变成了有牢固基础的持久的制度，而不再是权宜之计的暂时的实力平衡。基础牢固了，宽容面也就推而广之，不断扩大。直到今天，自由社会里宽容的限度仍在扩展。
概言之，宽容的社会，是靠权力的分立和制衡，消除对异端的恐惧，从而逐步培养出宽容的心态和修养来。权力制衡是因，宽容心态是果。宽容的社会，并不期待每个人、每个团体能够自觉地对别人宽容，而是靠国家对每个人、每个团体的平等保护，靠法律的强制，来使得人们不得不相互容忍，和平共存。
有人说胡适先生的文章，似未辨识权力制衡与宽容心态之间的因果关系。他反复倡导宽容心态之果，却无一句提及权力制衡之因。但也有人说这可能有其不得已的苦衷。胡先生的悲剧，在于面临的专制机器太强大，欲求权力制衡而不可得，只好去设法消除当局对言论自由的疑虑和恐惧，呼吁当权者多多培养宽容的心态，更多地容忍政治、言论和信仰的自由。
事实上，为了让当局能够容忍，胡适也呼吁自由派书生们检点自己的言论。在《自由中国》十周年纪念会上，胡适再度以“容忍与自由”为题作演讲，谆谆致意：“我们这班书生其实也是强者，因为我们说的话可以形成社会力量，令当局害怕和恐惧。正因为这点，我们不可以滥用我们的权力。”
他引用毛子水的话说：“要使说话有力量，当使说话顺耳，当使说出的话让人家听得进去。不但要使第三者觉得我们的话正直公平，并且要使受批评的人听到亦觉得心服。”
这番话的用意很明显。在当时山雨欲来风满楼的紧张气氛中，胡适实际上是要求大家收敛言论的锋芒，企图以委曲求全的姿态，尽力缓和台湾当局同《自由中国》的冲突。然而他终究未能成功。一年以后，《自由中国》被查封，主编雷震锒铛入狱，被判刑十年。胡适晋见蒋介石，当面苦谏不听，郁郁而还。
在一个缺乏权力制衡的社会里，宽容之难求，于此可见。
然而纵然在现实政治上胡适一事无成，但是胡适无论在思想、学术、人格上都是令人钦佩的。他留洋归国，看到了中国的病，从整理国故到全盘西化，他都是先驱。落脚到台湾后，胡适仍以一生所奉行的观念与蒋介石对话。
让我们将视角转到祖国大陆，当时对胡适的定位也依然如此。
20世纪50年代初期，祖国大陆爆发了一场历时数年的胡适思想批判运动，此后近三十年，在中国只有胡适批判而没有胡适研究。这个情形，最近二十年来，有了相当的改变。不但胡适著作在祖国大陆重新出版，而且有关的传记和研究也随着政策的开放而日见其多。胡适研究在祖国大陆已成为“显学”。当年人人喊打的“胡适幽灵”、“帝国主义的走狗”、“马克思主义的死敌”，而今竟成了一个“畅销书作家”，在学术殿堂中，高居首席。
这个转变绝不只是意味着胡适思想在祖国大陆的消长，更重要的是，胡适所一再强调的，自先秦以来即已深植人心为自由而战的悠久传统，毕竟不能长久地受到压制。胡适研究在当今祖国大陆成为显学，所显示的另一层意义是祖国大陆在自由、民主的程度上仍待改进。胡适的许多“卑之无甚高论”的意见，在世纪之交的中国依然是“骇人听闻”的。胡适思想的精义，对当今中国人而言，不但是在“容忍”上，更是在“抗争”上。
凡读过美国著名记者、作家埃德加·斯诺的《西行漫记》的读者，必定会记得1936年毛泽东在延安，对斯诺访问时说过的这么一段话：“《新青年》是有名的新文化运动的杂志，由陈独秀主编。我在师范学校学习的时候，就开始读这个杂志了。我非常钦佩胡适和陈独秀的文章。他们代替了已经被我抛弃的梁启超和康有为，一时成了我的楷模。”青年毛泽东的革命思想与实践受到了胡适很大的影响，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他对胡适十分尊敬。
当毛泽东来到北京，在北大图书馆谋到了一个月薪八元的图书管理员的职位时，胡适是北大最年轻的新派教授。毛泽东曾不失时机抽空去旁听过胡适的课，这也是毛泽东一度称自己也是胡适学生的由来。据说两人还有一次唯一的会面，时间是在1920年1月15日，在当天的日记里，胡适留下一句话：“毛泽东来谈湖南事。”
1949年之后，祖国大陆刮起大批判胡适之风，但毛泽东说过，“说实话，新文化运动他（胡适）是有功劳的，不能一笔抹杀，应当实事求是。到了21世纪，那时候替他恢复名誉吧”。
是否恢复名誉已不重要，历史自会作答，倒是胡适思想的重要性，且让我们引胡适先生写给蒋介石的一段信聊做结尾吧：“做为一个领袖人才，不能沦为干政打杂，要自处于无知、无能、无为。以众人之智为知，以众人之能为能，以众人之为为为。”这就是一个传统知识分子对社会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