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话使我愤慨。只不过这时候我才第一次感觉到派性的“钳制”，我才充分了解，当陀思妥耶夫斯基说话提到“他们”、“自由主义者们”的时候，他为什么要含讥带讽地撇着嘴唇“噢，那么，照您说，他是狂信苦行的基督徒喽！”我说，“可是照我看，这是个最深刻的天才！他在这里面写的都是真正的实话。而且多么热烈！您不愿意承认这一点，仅仅因为那文章不是发表在您的刊物上！”
“比阿斯柯青斯基维·伊·阿斯柯青斯基（1813—1879），作家。热烈多啦！”岱美尔特不听我的，几乎同时说道。“简直是疯人院里的震颤性妄谵症！可人家说，这好像也是‘天才’哩！”
这场不成体统的对话正不知道怎样结束，这时又给我送新的校样来了，岱美尔特为了不打扰我，走了。
他打开办公室的门，我一下子愣住了：陀思妥耶夫斯基一个人坐在办公室里，而且就紧靠着门口。
克莱登堡和他的客人们避到别处去，到特兰谢尔的房间里去了。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坐在桌子旁，俯着身子，在翻一份什么稿子。斜面办公桌上放着他的柔软的皮烟盒和一叠信纸，上面是一篇文章的开头，他分明早就在这里，坐在我们的旁边。
“他一定什么都听见了！”我忐忑不安地想。
可是，我走过去时，他像往日一样向我问好，我这才知道他刚从旧鲁萨回来。他显而易见地休息过一阵，精神得到恢复。那天晚上他的脸色是那样开朗、温和、安详，我还从来没有看见过。
“他什么也没有听见！”我对自己说，心里一阵轻松。
“您那么急，要上哪儿呀？”我做完工作，拿起帽子，他阻止我。“不是还早吗？十点还不到。没有校样，陪我坐一会吧。”
无论我多么向往去海滨散步，想到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要我作伴毕竟还是太强有力了。我顺从地又在原先的靠窗口的位子上坐下，当着他的面，我第一次既不觉得胆怯，也不觉得惶惑。
他换了个位子，坐到比较靠近我的办公桌旁，有好几分钟，默默地抽烟，似乎在想什么心事。
想到他听见我和岱美尔特的谈话，我的心又惶恐不安地突突直跳。“如果他听到我的辩白，那还好，”我想，“如果他只听到骂人的话呢？”
“呃，现在您上哪里去？”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发话了，“白天工作，晚上呢晚上您干什么？”
“生活！”
“照您的说法，这‘生活’是什么意思呢？您有没有什么明确的思想？您有什么理想或生活的目标吗？还是就这么得过且过——‘没有烦恼，也没有命里注定不幸的思虑’？引自阿·尼·迈科夫的诗《Fortunata》（1845）。”
“不，我生活得既有思索，又有烦恼，也有理想！”我兴致勃勃地说，辩论使我激昂起来。
“也有理想？”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热烈地反问，“什么理想？举个例子说说。嗯，详详细细告诉我！”
也许是因为我还受到刚才与岱美尔特进行“思想”交锋的影响，心里还憋得慌，也许是他的轻柔的、亲切的嗓音对我发生了影响，——我，没有感到窘促，用热烈而勇敢的自白回答了他。我把我的理想和希望告诉他，说我要努力去开创我喜爱的、独立的活动，达到我朝思暮想的目的，——也讲到这样做对于女人分外艰难他大概相信了我的话，因为他一直听着没打断我的话，而且他的出乎意料之外的坦白也使我吃了一惊：“您知道，现在我要对您说什么恭维的话吗？这样的话您大概无论从谁那里都没有听到过。”沉吟了一会，他补充说，“我觉得您特别像我的前妻。我结过两次婚，和第二个妻子已经有了两个孩子。第一次结婚还是在西伯利亚的时候。您的脸容和身材跟前妻像得要命。她真可怜，生肺病死的。”
（我像他的前妻，有一次他已经当着我的面对斯特拉霍夫说过：“她跟玛丽娅·德米特里耶夫娜像极了，对不对？”彼时我不知道这玛丽娅·德米特里耶夫娜是什么人，不过那时连斯特拉霍夫也肯定说：“是的，大概有几分像吧。”）
“这里，对您的恭维当然并不是因为那是我的妻子，”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继续说，“这算不得什么恭维！而是因为她是一个精神最崇高、最乐观的女人。可以说，她是在乐观之火中，在追求理想中焚毁的，她是个名副其实的理想主义者，——是的！——又纯洁，又天真，十足像个孩子。尽管我娶她时她已经有了儿子。我娶她时，她已经是寡妇。嗯，怎么样，我的恭维您满意吗？”他以玩笑的口吻作了结束。
“很满意，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只不过我怕”
“您怕什么？”
“怕您把我看错了，我配不上这样的比较。我不是永远这样的。”
“您要永远这样！”他威严而令人感动地说，“永远追求最崇高的理想！像篝火一样，燃起自己内心的追求之火！让心灵之火永远熊熊燃烧，永不熄灭！永不！”
“您还是没有告诉我，您的理想是什么？”沉默了一会，他又开口说，“您的理想是什么呢？”
“只有一个理想，就是为熟悉《福音》的人而”
“您熟悉《福音》吗？”他怀疑地问。
“小时候我很相信宗教，经常看《福音》。”
“不过从那以后，您自然是长大了，变得聪明了，受到高等的科学和艺术教育”
他的嘴角上出现我所熟识的“讥讽的”微笑。不过这一回，这讥讽的微笑并没有使我发窘。
“后来，”我依旧以原来的口气继续往下说，“在科学的影响下，这种宗教信仰开始采取另外一些形式，可是我过去和现在老是在想，比《福音》更高、更好的东西，我们一点也没有啊！”
“然而您是怎么理解《福音》的呢？对《福音》是众说纷纭的呀。照您的看法，整个的主要实质是什么呢？”
他向我提出的问题，是我第一次想到。但是，我的记忆深处好像立即响起遥远的声音，向我提示答案：“在尘世，在我们的生活中、我们的良心中实现耶稣的教义”
“就这一点吗？”他拖长了声音说，口气是失望的。
我自己也觉得这样不够。
“不，还有不是一切都局限于这里尘世间。尘世的一切生活只是通往另一种存在的台阶”
“通往另一世界！”他兴高采烈地说，举起手指着上面敞开的窗户，其时通过窗口可以看到清澈、明亮而美丽的六月的天空。
“把这告诉人们，这是一个多么美妙的、虽然又是非常艰难的任务！”他热情洋溢地继续往下说，用手蒙住眼睛。“美妙的，又是非常艰难的，因为其中有太多的苦难许多苦难，不过正因为如此，所以又是多么伟大！无法比拟的就是说，绝对无与伦比的！世界上没有一种幸福可以与之相比！”
“实现这个任务是多么艰难！”我想着自己的心事，胆怯地插嘴说。
他目光闪闪地瞥了我一眼。
“您说您想写作。您就写这个好啦！”
仿佛是为了祝福我踏上这条道路，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把他当时剩下的三张八开的空白信纸送给了我，他总是用这种信纸写文章。
“这是我送给您的！”他一边把白信纸交给我，一边加重声音，强调说。
这三张光滑的普通纸张，已经泛黄，——直到现在我的印象还非常鲜明。
那天晚上我们互相道别的情景是我们前所未有的，好像我跟他是互相平等的、互相信赖的朋友。
从那次谈话以后我已经不想再到海滨去听什么“狂信苦行的基督徒费久什的吉久什”了，也没有按照我跟岱美尔特约定的那样到丰坦卡去，我长久在街头徘徊，“燃起心灵之篝火”
九
那样兴奋热烈、心情舒畅的谈话之后才过了一两天，我突然又亲眼目睹了因为一篇文章没有地方排而引起的一场风波，《公民》原来的拼版工亚历山大罗夫在他的《回忆录》中谈了这件事情。（《俄国旧事》，1892年，四月号，页184—185）见本书页519—520。可是亚历山大罗夫君所述的这一场面的印象，完全不是当时我所得到的、当天晚上记在本子上的那种印象。
那是6月12日晚间，刊物出版的前夕，杂志快要开印。事情是当着我和克莱登堡的面在办公室里发生的。
“随您的便吧，”拼版工对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说，“不过这篇文章我现在怎么也没地方排。否则的话整个版面要从机器上拆下来，重新排版——那我们就来不及了。”
可是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要求“不重新排版把它摆进去！”
拼版工冷笑一声。
“不重新排版怎么行呢？一个印张上的字数是固定的，篇幅都排得满满的，再排字我往哪里塞啊？”
“我什么也不想知道！”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老爷式地叫嚷道，傲慢地眯着眼睛，满脸麻木不仁的神气，嘴唇痉挛地颤抖。攥得紧紧的手指频频敲击着桌子，他嗓音嘶哑，拖长了声调说：“哪怕塞在墙上，哪怕塞在天花板上，只要给我印出来！”
“噢，我拒绝创造这种奇迹！”亚历山大罗夫平静而尊严地回答说。“我不是神。我不会在天花板上或墙上排版子。悉听尊便吧！”
“您不会，那我另外去找一个会排的拼版工来！”
“劳驾您，另请高明吧！我可不会！”亚历山大罗夫君边说边走了。
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激动得气喘喘的，朝着他的背影叫道：“我会找到的！我会找到的！我要的是什么都愿意替我干的人，对我像狗一样忠心我永远可以信赖的人这太不像话了！一个什么拼版工，忽然之间，居然对我编辑指指点点，什么可以，什么不行！我永远不许这样！我是编辑，我是杂志的主管人。他一定得执行我的命令！特兰谢尔在哪儿？”他已经在发狂似的叫喊了。“把印刷厂老板叫来！让他马上给我一个新的拼版工！”
可是特兰谢尔在别墅里，于是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拿起空白纸头，当即写道，请他另外派个拼版工，“因为这个人粗野无礼，拒绝工作”。
这张条子，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没有加封，甚至也没有折叠，就这么交给我，要我转交给特兰谢尔。
“您替我把这张条子交给特兰谢尔，”他断断续续地说，试探的目光牢牢地盯住我，仿佛要把我看透，看出我此刻对他有什么想法。
我本想使他平静下来，对他说，他是不对的。可是，抬起眼睛望望他，我决定什么也不说了：他的脸变了样，面色铁青，残酷无情，紧绷绷的，似乎因为疯狂般的愤恨眼看着要抽搐了，或者像个病人与不幸的孩子那样，因为意识到自己错了而快要放声大哭了我不声不响地接过条子，只是竭力用脸色让他知道，我不赞成他现在这种行为，我们沉默地、冷淡地分手了。
这种贵族老爷式的吼叫和“狗一样忠心”之类的话，当时使我颇为吃惊“您看，小姐，”克莱登堡先生当即对我说，“您经常在包庇的您那个陀思妥耶夫斯基就是这个样子您还说，他——根本不是这样的人，他不会对人大叫大嚷的，像梅[谢尔斯基］公爵那样。现在真面目露出来了吧，——完全一模一样。他们都是这样的！所有的人在他们眼里都是狗。哦，这些个作家们，我已经看得多了！我太了解他们了！都是这种样子的，mein liebes Frulein！德语：我亲爱的小姐！
所有的人像狗一样侍候他们，——嗯，那时候他们才没什么，才不会恶语伤人”
我好久都不能忘掉这个场面的令人不快的印象。在我的想象中，写作就是对神的祈祷，作家就是圣徒，文学是人类所珍爱的一切神圣事物的宝库，——可是突然之间！文学的最勤勉的司祭，对文学的意义有着最深刻、最热情的阐释的人——《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作者，突然自己去损害和侮辱他的下属，向他们要求“狗一样的”什么！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他怎么能够写了这种情况却又容忍这种情况呢？这是我无论如何也没法理解的，我又恢复了先前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看法——别人对他的看法，这时我觉得，人家责怪他“虚假的多情善感”，“极端的自私心”，他们是对的后来若干时间，我经常比较战战兢兢，好像人家也要求我“狗一样忠心”似的，不过一切恐惧不久也就烟消云散了。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有时候善于用一句话，改变一下声音便把别人对他的一切不信任完全消除。最好的证据是那个似乎“被侮辱与被损害”者，也就是亚历山大罗夫本人的《回忆录》中关于他的记述。
不到两天，我们这里一切事情又照常进行了。
十
《谈谈吹牛》这一则日记（《作家日记》，1873年，第一卷，页147，《谈谈吹牛》），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是在印刷厂里写的，那天一整天他用问题试探我，在他所列举的情况下，我会怎样行动。未写之前，他先原原本本把整个内容告诉我，然后把他刚写好的东西念给我听：“俄国知识分子这种出名的没良心，对我来说，绝对是一种特殊现象。问题在于我们这里习以为常，大家对此司空见惯了。
没有良心毕竟仍是一种怪异的惊人的事实。这证明对于审判自己的良心是那么不感兴趣，或者证明对自己是那么异乎寻常地不自尊自爱，对于民族的独立和拯救什么的，即使在将来，对这样的人和社会，你也会绝望，失去任何希望的在家里，自言自语说：‘嘿，意见有什么了不起，——哪怕鞭子抽也不要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