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刚开始出新的一期刊物的次日上午，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坐在印刷厂，和捷·伊·菲利波夫在闲聊世界东正教总主教那封信的意义，这时某某人来到办公室。后来我曾有机会在刊物上见到他的名字。他甚至发表过关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回忆录——我记不得在哪里了，但当时他仅仅是个机灵的年轻人，外表长得不难看，十分温和，也不大聪明。他在法院担任一个候补职务，我不知道他为什么来拜访特兰谢尔的印刷厂。也许可怜的家伙只是顺便路过拐到这里来暖和暖和身子，或者是希望赚点工钱。至少他当时常常抱怨手头拮据，有一回找我，恳求我“救救他，快要饿死了”，——看一看他写的短篇小说，请求格·康·格拉多夫斯基把它发表在《公民》上。这篇短篇小说，正如当时的杂志编辑答复我的那样，“作为给一个受过高等教育的人的补助金”，当即刊出。从此以后，这个某某人就有了一个习惯——上区法院去的时候几乎每天到特兰谢尔处来，而且必定从菲利波夫面包铺带来一串咸的小面包圈，当着我们的面立即当早饭吃掉，一边跟校对与我闲谈。
那天校对没来——“喝醉了”，于是某某拿着面包袋，坐到我的旁边来，唠唠叨叨说废话。我拿眼色向他示意，陀思妥耶夫斯基和菲利波夫在这里，他的唠叨显然打扰了他们的谈话，因为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不时回过头来看看我们，菲利波夫的脸上露出讥讽的笑容，——可是无济于事。
“和您在一起的是谁？”某某人突然急速地低声问道。“请告诉我，这个人是谁？”他不罢休，对我的脸孔表情和手势理也不理。
我从校样上撕下一块空白的纸片，写给他看，陀思妥耶夫斯基。
他瞪起眼睛：
“是—吗？这不可能！”
我还没有换过一口气来，他已经架上pincenez法语：夹鼻眼镜。，直奔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
“Monsieur陀思妥耶夫斯基？”他大大咧咧，满不在乎地说，一边打量着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脸。
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疑问而困惑地站起来，急忙扣上他那长长的黑色英国衬衫。
“陀思妥耶夫斯基！”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纠正他的读音。
“乐意为您效劳。有什么吩咐？”
“非常高兴认识您！我是某某。”说着，他的脸上洋溢着和善的、扬扬自得的神采，依旧那么大大咧咧地首先伸出手去。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默默地把手伸给他。——事情也就完了。
这件事发生得那么可笑，不成体统，不合时宜，我害臊得简直不知道往哪里躲才好。他们可能以为我跟这位大大咧咧的先生是十分熟悉的，这一想法真使我陷于绝望了。概括地说，这个某某对于我像是一场噩梦。皮谢姆斯基向我口授在他的喜剧《坑道》皮谢姆斯基的喜剧《坑道》发表在1873年2月11日至3月5日的《公民》第7—10期上。的校样上增加一些字句，为了对这项工作表示谢意，告别的时候他微笑着祝我有个“出色的求婚者”，这位某某也碍手碍脚地待在我旁边这时菲利波夫又笑了，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则皱起眉头都是因为这愚蠢的、不知分寸的唠叨鬼！
当时我想，现在我也想，有像陀思妥耶夫斯基那样的作家在场，不仅不应该说废话或庸俗的话，连得想到什么乱七八糟的事情都是可耻的、有罪的。可某某却一面狼吞虎咽地、一个接一个地吃面包，一面带着讨好的目光若无其事地对我嘟嚷说：“您这会儿干吗气冲冲的？连话也不愿说。没办法啦，我要走了唉，您今儿的手好烫！您怎么啦，该不是发烧了吧？”
我没有耐心了，于是就恶狠狠地、结结巴巴地、几乎对他大声叫嚷说：“请让我安静吧！您难道没发现，您妨碍我工作？”
某某平安无事地溜掉了。
“好一个漂亮的年轻人！”菲利波夫冲着他的背影不无恶意地说道。
“最无耻的人！”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说，似乎在肯定我的叫嚷。
等菲利波夫走了，只剩下我们两人在等待校样的时候，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站起身来，把椅子移到我的办公桌旁边，向我提出问题：“告诉我，您在这里做什么？您知道您为什么活着吗？”
最初片刻，我被突如其来的问题问得不知所措，但是等到勉强控制住自己之后，我回答说我是到彼得堡来求学的。
“您打算在这里学什么？在哪里学？”
“我要受高等教育靠书籍来学习。我经常到公共图书馆去。”
“但是您要这种高等教育做什么？您考虑过吗？”
这时，他的脸色和语气有点儿讥诮的味道：他似乎不光在问，还在审判，揭露我不作声。告诉他，说高等教育会带来巨大的幸福吧——
他会说：“您想过吗，什么叫幸福？”我心里想，但我不敢回答，我觉得一切回答现在都是极其愚蠢的，尤其是在跟某某愚蠢地搭讪以后。但是到最后我毕竟还是作了回答，甚至说出了我藏在心里的想法。
“我想写作搞文学，”我胆怯地含含糊糊地说。奇怪的是，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并没有发笑。
“您想写作？原来是——这样！”他拖长了声调说，“您打算写什么呢？就是说，写长篇小说，中篇小说，还是什么文章？”
“我喜欢心理描写内心生活，”我嘟嘟哝哝地说，不敢去看他一眼，觉得自己完全是个白痴。
“您以为，描写内心生活容易写？”
“不，我没有以为这是容易的。所以我在学习作准备。”
“够得上女作家称号的，全世界只有一个！”他意味深长地继续说，“那就是乔治·桑！您能成为乔治·桑之类的人物吗？”
我失望得直发愣。他在剥夺我对未来的一切希望我像做梦一样，糊里糊涂的，无意识地向他反复说：“我想搞写作！我觉得有此需要我仅仅为此而活着！”
“您仅仅为此而活着？”他严肃地反问，“唔，既然这样，那就写吧。记住我的忠告：永远不要去虚构离奇的情节，生活本身提供什么，您就摄取什么吧。生活比我们一切虚构的想象要丰富得多！有时候最一般、最平庸的生活会提供给您任何想象力都想不出来的东西！尊重生活吧！”
五
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后来不止一次回到这个题目上来。
他有时指点我，为什么不应该像当代的民粹派作家们那样用精粹的语言写作；有时向我提供中篇或长篇小说的情节。
“人民永远不是这样用精粹的语言说话。人民说话用的语言跟我们的一样。也许好多句话中只说一句俏皮而不大规矩的话。但他们说的话里统统都是这样的话语。结果就不自然，一点也不像。”
“您想要吗，我给您一个绝妙的情节？”他兴致勃勃地说，“我刚才遇到一个老朋友——三十来岁的姑娘，——简直认不出她：人变得年轻了，风华正茂，浑身喜气洋洋。她说：‘我日内就要结婚了！’这就是给您的一个丰富的情节。研究一下贫穷的家庭女教师出身的老姑娘的心理：始终依靠别人过活，始终为吃一口饭在操心，忽然之间有这样的幸福：有自己的窝儿、自己的家业、自己的孩子充分的自由总而言之，全新的生活！”
可是这样的情节对我毫无诱惑力，我想根据自己的情节写。
再说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本人后来对这种似乎是“充分的自由”也表示了不同的看法。
“婚姻对于妇女总归是一种奴役，”有一回他对我说，“如果她‘委身’于人的话，她身不由己地已经是个奴隶了。她委身于人这一事实本身就已经是一种奴役，她要永远依赖男人了。”
“做一个历史学家吧！”另外一次他劝我，“女人还一个也没有哩。多么光荣！”
“您想做个真正有教养的女人吗？”有一回他问我，像以往一样问得很突兀（这时我和他一起在看尼·尼·斯特拉霍夫的论采列尔的《历史哲学》一篇文章的校样）尼·尼·斯特拉霍夫的论《德国科学史。新时代。埃·采列尔的德国哲学史》的文章，发表在1873年8月6日及13日的《公民》第32、33期上…
“当然想的！”
“到公共图书馆去，给自己借1840至1845年的《祖国纪事》。那里面您可以找到许多篇关于自然观察史的文章。这是赫尔岑的文章。尽管他后来成了唯物主义者，不承认这本书，但这是他的最出色的作品。不仅在俄国，在欧洲也是最好的哲学。照我对您说的话去做吧，以后您会感谢我的。”1843年《祖国纪事》上发表赫尔岑的文章《科学中的不求甚解态度》，1845—1846年间发表《论研究自然书信集》。两组文章都证明了作者的唯物主义的立场，虽然赫尔岑没有使用“唯物主义”这一专门术语，用“现实主义”来代替。赫尔岑从来没有否认过这些文章。
我照他教我的去做了，自然，我是感激他的。
从那时起——我不能不指出——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显然是关心我的“教育”了。
“等着吧，”他说，“冬天就要来了，我要把我的文学家的朋友们介绍给您，我们将举行文学晚会、诗歌晚会”
现在他想了解，我在看什么书，跟什么人交往，我是什么“派”。
“您为什么老是抱着‘自由主义者们’？”他含着讽刺意味指着《祖国纪事》，那是我刚顺路从公共图书馆借来的。“最好还是看看波果津、卡拉姆津、索洛维约夫的东西”
“您老是填鸭似的把别人的思想往自己脑子里塞！”他打量着我看的书，又恶毒地高声叫道，“唔，这种千篇一律的老一套，尽管是非常自由主义的吧，这里头会有什么好东西？！最好还是拿一本数学书，啃它两三年！您将会按自己的方式去思想的，——我要让您相信我的话。”
既然他注意您了，就什么也不能无影无踪地滑过去而不被他发觉。因而我时常觉得，我好像始终处在他那艺术家的敏锐的洞察力的监视之下。我不会说这始终是令人愉快的作观察的艺术家有时候就像一名宗教裁判官。
至少当时我是这样觉得。
连得我的服装也遭到他的严厉的审视和审问。我记得，他含讥带讽地摆弄着我的上过漆的“Wienerhut”德语：维也纳帽子。，问我：“现代姑娘的这种帽子说明了什么潮流？”
“这是您的什么，旗帜？还是识别的记号？”
我的绸雨伞他也觉得是爱时髦的不可原谅的缺点，是令人生疑的生活方式和思想方式。
“绸子伞，真正的绸子伞！”他带着责备意味高声叫道。“您哪来的钱？我一辈子想买这样的一把伞，还怎么也买不起。可您爱时髦，倒好像您有多少地租收入似的！莫非您有地租收入？”他严厉地、目不转睛地望着我，等待回答。
“没有，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我什么地租也没有的。不过，既然我喜爱精美的东西，又有什么办法呢？我宁肯几天不吃饭，纸伞我是不买的。”
“可我买了。纸伞重，倒是真的大概因为重您不爱用吧，”他的口气缓和下来，宽容地补充说。
有一次，我记得我迟到了。
尼·亚·岱美尔特、尼·斯·库罗奇金以及格·伊·乌斯宾斯基带着我在喀山广场《彼得堡之页》编辑部的窗口观看欢迎波斯国王的仪式。我们大家都异常快活。作家们对国王、对欢迎场面、对自己说着俏皮话。《彼得堡之页》的编辑索科洛夫，像小孩一样淘气：用纸做了一面其大无比的旗子，——像街头顽童们放的风筝，——上面画满了波斯的狮子和太阳指当时波斯国旗上的图案。，爬到屋顶上。挥着摇着，不知疲倦，一边唱波斯的进行曲以及《上帝保佑吾王》。结果我四点半才到办公室，而不是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给我规定的三点钟。我进去一看，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坐在我的位子上在替我看初校样。
我开始道歉。他没让我把话讲完。
“我打赌，您去看欢迎波斯国王了！不是，砍我脑袋！您坦白说吧！”
“我错了，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我去看欢迎国王了！”
“嗯，我早料到的！我深信您现在也会奔去看的！哼，您怎么这样不害臊？有什么好看的？这种俗气的事情难道能感兴趣？可耻！还想做乔治·桑呐！您永远成不了乔治·桑！”
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清楚地知道，我不想“做乔治·桑”，这不过是他惩罚我的手段而已。
六
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拿各种各样的询问来打扰我，却不喜欢人家问他任何问题。
有一次他向我描述他在癫痫即将发作时常常体验到的那种奇异的境界，我幼稚得近乎愚蠢，尽管也怀着同情打断他的话：“您有癫痫症？真的吗？怎么会的？”
“嗯，这事情我现在不谈，——这完全是另外一个问题！”他恼怒地突然煞住话头。沉默了一会，他责备地补充说：“我看呀，您什么都不懂！还想做女作家！”
这样，他本来想说的话，终于什么也没有对我讲。我牢牢记住这一次的教训，从此以后我永远什么也不问他。
正像他拿“写作”来挖苦我一样，长久以来他拿我的假波兰人的出身来挖苦我。那仅仅是因为在很早的童年时代，我在我国的西部边疆住过几年，我曾兴致勃勃地向他描述过立陶宛城市的景色如画的郊区和密茨凯维奇的诗歌的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