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在威尼斯待了几天，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看到圣马可教堂（Chiesa San Marco）的建筑十分高兴，接连几个钟头观看装饰墙壁的马赛克镶嵌。我们一起去Palazzo Ducale杜卡莱宫。，精美绝伦的宫殿建筑，我丈夫赞叹不已；他也赞赏总督宫的非凡美妙的天花板，那是十五世纪最杰出的艺术家们所绘。可以说，整个四天我们没有离开过圣马可广场，无论白天还是夜晚，它都给我们以心迷神醉的印象。
从威尼斯到的里雅斯特这段旅程乘轮船，风浪很大。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很为我担心，寸步不离地陪着我，不过幸亏一切都顺利地过去了。然后我们在维也纳逗留两天，只经过十天的旅程便到达布拉格。我们在这里大失所望，原来，当时带家具出租的房间，只有供单身人居住的；供带家眷者居住的，也就是比较安静、舒适的房间却根本没有。要待在布拉格，必须租一套房间，先付半年租金，此外，还得购置家具及一切日用必需品。这是我们的经济所不能负担的，经过三天的寻屋觅宅，我们只好深感遗憾地离开金色的布拉格，短短的三天里，我们已经很喜欢这座城市。我丈夫想和斯拉夫人社会的活动家们建立联系的设想就这样破产了。除了折回德累斯顿之外，我们别无他法，那里的生活条件我们是熟悉的。于是八月初，我们来到德累斯顿，在英国人区（Englischer Viertel）的Victoriastrafte（维多利亚街）五号租下三间带家具的房间（我母亲在我快要分娩时又来了）。1869年9月14日，在这幢房子里，我们家又喜事临门——我们的第二个女儿柳鲍芙出世了。
在德累斯顿我们找到一个良好的阅览室，备有许多俄国和外国报纸。在久居德累斯顿的俄国人当中也有一些熟人，他们在做完弥撒以后到极其殷勤好客的神甫家中去。新结识的朋友当中有几个聪明而有知识的人，我丈夫可以与他们作有趣的闲谈。这是德累斯顿生活的好的方面。
长篇小说《永久的丈夫》完成以后，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把它交给《霞光》杂志，在1870年的头两期上登了出来。这部小说带有自传性质。这是我丈夫1866年夏天在莫斯科近郊柳泊林诺村一段生活的回声。他在那里住在一所别墅里，和他的妹妹维·米·伊万诺娃的别墅毗邻。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通过扎赫列宾一家人描写了伊万诺夫一家。书中的父亲，专心埋头于大量的医生业务；母亲总是忙于家务琐事，疲劳不堪；快活的年轻人是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的外甥和外甥女以及他们的青年朋友们。通过玛丽娅·尼基蒂什娜的女友反映了米·伊万诺夫家的朋友玛·谢·伊万钦娜皮萨列娃，通过亚历山大·洛勃夫描写了我丈夫的继子帕·亚·伊萨耶夫，自然是高度理想化了的。连得韦尔恰尼诺夫身上也有着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本人的某些特点，比如描写他到别墅来时想出各种游戏来。这一类夏天晚会和演出的参加者之一的冯·福赫特就回想起他在年轻人中间是这样快乐而机智的人。
《历史通报》，1901年，第12期。——安·格·陀思妥耶夫斯卡娅注见本书冯·福赫特的回忆录。
1869到1870年的冬天，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忙于构思新的小说，他打算把这部小说叫作《大罪人的一生》《大罪人的一生》的写作和略早动笔的《群魔》是同时并进的。（见《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笔记材料》，列宁格勒，1935年）在1870年3月24日给尼·尼·斯特拉霍夫的信和3月25日给阿·尼·迈科夫的信中谈到《大罪人的一生》的详细计划。（《书信集》，第2卷，页258，263—264）这部小说未曾写成的构思，各个主要部分分别写在《群魔》、《少年》及《卡拉马佐夫兄弟》中了。（见《书信集》，第2卷，页264—289；《最后几部长篇小说》；《素材及研究3》）。这部作品按丈夫的想法应当由五部大型中篇小说组成（每部约十五印张），每个中篇都可以独立成章，在杂志上发表，或出单行本。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打算在五部中篇中提出一个重要而又折磨人的问题，他为这个问题，即关于上帝的存在问题苦恼了一辈子。第一个中篇小说的情节应当发生在上一世纪的四十年代，素材和当时的典型人物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十分熟悉，印象鲜明，故而他可以继续住在国外写作这个中篇。我丈夫想把这个中篇也刊登在《霞光》上。第二个中篇的情节发生在修道院里，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必须回俄国才行。在第二个中篇里，丈夫打算把司祭长吉洪·扎顿斯基作为主要人物来写，当然是用另一个名字。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对预拟中的长篇小说寄予极大的希望，把它看作是自己文学活动的最终成果。他的这一预见后来证明是对的，因为构思中的小说里的许多主人公后来都写进长篇小说《卡拉马佐夫兄弟》中。但是当时我丈夫没能实现自己的打算，因为另一个题材吸引了他，他写信给尼·尼·斯特拉霍夫说：“我对我目前在《俄国导报》上所写的东西抱着强烈的希望，但不是从艺术方面，而是在倾向性方面：我想表达一些思想，尽管因此我的艺术性毁了，然而积聚在心头的思想令我神往，哪怕出一本小册子，我也要一吐为快，我一定要说。”《传记与书信》，页288。——安·格·陀思妥耶夫斯卡娅注
见《书信集》，第2卷，页257。
这就是长篇小说《群魔》，1871年问世。长篇小说《群魔》发表在《俄国导报》1871年第1、2、4、7、9—11期及1872年第11、12期。新的题材是受到我兄弟的到来的影响而产生的。安娜·格里戈利耶夫娜的兄弟伊万·格里戈利耶维奇·斯尼特金，是彼得罗夫农学院的学生，约在1869年10月中旬抵达德累斯顿。情况是这样，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看了许多外国报纸（报上刊登了许多消息，都是俄国报纸上未披露过的），得出结论，彼得罗夫农学院在最近期间将要发生政治风潮。确实，外国报纸，特别是德国报纸，写到当时在俄国似乎存在着分支机构密布的阴谋组织的网，似乎立即就要暴动。陀思妥耶夫斯基预见的（恰恰在彼得罗夫农学院）开始骚动这一点，除了陀思妥耶夫斯卡娅的回忆录之外，其他资料上是没有的。丈夫担心我兄弟年轻，没有主见，很可能参加他们的活动，他劝我母亲把儿子叫出来，到德累斯顿我们家来做客。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把我兄弟的到来作为对已经开始怀念祖国的我和十分想念儿子的我母亲的一种慰藉。我母亲在国外已经两年，有时跟我姐姐的孩子在一起，有时到我们这里来。我的兄弟一直想要出国旅行；他利用假期上我们这儿来了。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一向喜欢我兄弟，对他的学业、他的交游以及大学生们的共同生活和思想情绪很感兴趣。我兄弟详尽而津津有味地告诉他。就在这时候，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产生了一个中篇的构思：描写当时的政治运动，拿一个后来被涅恰耶夫杀害的大学生伊万诺夫（姓沙托夫）做主人公。关于大学生伊万诺夫，我兄弟说他是个聪明的人，因性格坚强而闻名，彻底改变了他原来的信仰。后来我兄弟从报上获悉大学生伊万诺夫被打死了，他深感震动，他对这个人是真诚地眷恋的。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从我兄弟的叙述中取材描写了彼得罗夫农学院的校园和伊万诺夫被打死在其中的假山山洞。《群魔》的创作和《无神论》及《大罪人的一生》的未曾写成的构思有联系，同样也和涅恰耶夫的案件有联系。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写作长篇小说还是在涅恰耶夫案件的法庭审查开始之前，这一诉讼案件还有一件事实，陀思妥耶夫斯基用来证实自己的思想。（见1870年10月8日给米·尼·卡特科夫的信，《书信集》，第2卷，页288；又见1870年10月9日给阿·尼·迈科夫的信，《书信集》，第2卷，页291）
虽然新小说的素材是从现实中得来的，可我丈夫写作时却非常吃力。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照例对自己的作品不满意，多次改写，去掉将近十五印张。陀思妥耶夫斯基写这封信给斯特拉霍夫是在1870年12月2日。倾向性小说显然跟他的创作个性不符。
1870年底，出现一个情况，使我们有可能得到一笔对我们来说是数量相当大的钱，那就是：斯捷洛夫斯基向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购买1865年出的全集的版权，现在出《罪与罚》的单行本。根据合同，斯捷洛夫斯基必须付给我丈夫一千卢布以上。现在小说已经出版，可是出版商却一点也不想付，虽然丈夫的继子向他声称他可以委托领款。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不依靠继子的经验，他请阿·尼·迈科夫承担催讨这笔款子的任务，不是要他亲自去讨，而是把事情委托给有经验的律师。见1870年12月15日及30日给迈科夫的信。（《书信集》，第2卷，页302—310）
我怀着极其深挚的感激之情回想起尊敬的阿·尼·迈科夫在我们四年的国外生活期间一直待我们极好。这一次阿波隆·尼古拉耶维奇也十分好意地参与了我们的事情，不仅把我们的事情委托给律师，甚至还试图亲自跟斯捷洛夫斯基去谈判。然而这个出版商是个赫赫有名的刁钻之徒，阿·尼·迈科夫担心斯捷洛夫斯基可能骗他，故而决定请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本人到彼得堡去。因为他知道我们常常手头拮据困守在家，所以他想了个不得已的办法，就是打电报给我们，建议我丈夫向文学基金会借一百卢布，用这笔款子单身回彼得堡，不带家眷。糟糕的是电报在4月1日收到（那一天在俄国是进行欺骗的旧俗4月1日是愚人节。），我和丈夫起先把这份召我们回彼得堡的电报当作是不知什么人开的玩笑，或者是某个放债人的阴险的用心，也可能就是斯捷洛夫斯基的主意，想把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赚到彼得堡，吓唬费奥多尔，要让他蹲债户拘留所，用低价购进我们的借据来抵偿《罪与罚》的稿酬。好心的阿波隆·尼古拉耶维奇不仅打电报，还以自己的名义向文学基金委员会试探关于给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贷款一百卢布的事，可是基金会这次对这一申请的态度很不友好，阿·尼·迈科夫在1871年4月21日的信中提及此事。见《书信集》，第2卷，页343—344。
接到这封信，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很不愉快，复信说：“不过您看见吗，基金会对待我的（也就是您为我提出的）贷款申请的态度是多么傲慢，要求什么担保及其他等等，而且答复的口气又是多么傲慢。若是虚无主义者去申请，恐怕不会这样答复的吧。”引自1871年4月21日给阿·尼·迈科夫的信。（《书信集》，第2卷，页354）
时光流逝，到1871年4月，我们住在国外已满四年了，返回俄国的希望时有时无。终于我和丈夫毅然决定一准于最短期内回彼得堡，不管我们回去会引起多么严重的后果。可是我们的盘算系于一发：我们等待着在七月份或八月初家里增丁添人，如果我们不能在期待着的事情之前一个月返回俄国，那么我们势必要在国外再逗留整整一年，待到春天，因为深秋季节带新生婴儿旅行是难以想象的。我们估计我们大概还有整整一年看不到俄罗斯，我们两人完全陷于绝望了：栖身异国变得那样难以忍受。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常常说，如果我们再待在国外，他要“死”了，他无法再写作，他没有素材，他觉得他快要不了解俄国和俄国人，快要忘记了，因为按他的看法，德累斯顿的俄国人——我们的一些熟人，不是俄国人，是不爱俄国、自愿永远离开祖国的侨民。这倒也是实情：这些人都是贵族家庭的成员，他们无法忍受农奴制的废除，生活条件的变化，于是抛弃祖国，侨居在文明的西欧。这些人大都憎恨新制度，痛恨他们的富裕生活的下降，认为寄身异国他乡生活将会轻松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