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思想分歧的理由之一是所谓“妇女问题”。论年龄我是六十年代的同时代人，我坚决拥护女权和妇女的独立，我对丈夫不满，因为照我的看法，他对妇女的态度是不正确的。我甚至认为这种态度是对我个人的侮辱，有时候就把这看法告诉他。我记得，有一次丈夫看见我怏怏不乐，便问我：“安涅奇卡，你怎么这样呀？我有什么事情委屈你了？”
“是的，委屈我了：不久前我们谈过女虚无主义者，你把她们痛骂了一顿。”
“你又不是女虚无主义者，干吗要生气呀？”
“我不是女虚无主义者，这话不错，但我是女人，听到你骂女人，我心里不好受。”
“哦，那你是什么样的女人呢？”我丈夫说。
“怎么什么样的女人？”我动气了。
“你是我的美妙的迷人的安涅奇卡，世界上独一无二的！你是这样的人，而不是女人！”
由于年纪轻，我准备否认他那些过分吹捧的话，并且就要光火了，因为他不承认我是我自己所认为的那种女人。
我要说一句公道话，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委实不喜欢当时的女虚无主义者。她们否定一切女人气概，衣履不整，故作粗鲁的声调，都令他反感，他看重我的正是我身上截然相反的品格。后来，到了七十年代，这些人当中确实出现一批聪明、有教养、认真看待生活的妇女，这时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对待妇女的态度就完全两样了，他在《作家日记》中说，“俄国妇女大有希望”。《作家日记》。（《公民》杂志，1873年，第35期）——安·格·陀思妥耶夫斯卡娅注安·格·陀思妥耶夫斯卡娅指的是1873年《作家日记》中的第十五章：《谈谈吹牛》。陀思妥耶夫斯基用下述的话作结束：“在我们的妇女身上越来越多地呈现出真诚、坚毅、严肃、忠贞、追求真理与自我牺牲的品质；妇女在事业上更坚定，更耐久；她比男人更严肃认真，她是为了事业本身而做事情，而不是仅仅做给人看。那么我们是否真的要期待来自这个方面的巨大帮助呢？”（《1926—1930年版全集》，第11卷，页129；又见1876年的《作家日记》，同上，页306—307，330—333）
我们在德累斯顿待了将近三星期，有一天丈夫讲起轮盘赌（我和他常常回忆我们怎样一起写作长篇小说《赌徒》），说了一个想法，眼下若是他一个人待在德累斯顿，他一定会去玩轮盘赌。这个想法丈夫又冒出来过两次，这时我不愿在什么事情上成为丈夫的障碍，便问他现在为什么不能去呢？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推说他不能撇下我一个人，两个人去费用又嫌贵。我就劝丈夫到戈姆堡去玩几天，并且使他相信，他不在时我不会出什么事情的。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试图推托，不过因为他自己很想去“碰碰运气”，所以他同意去戈姆堡陀思妥耶夫斯基于新历1867年5月4日去戈姆堡，答应四天后回来，但是在那里一直逗留到15日。关于此事见安·格·陀思妥耶夫斯卡娅的《日记》，莫斯科，1923年，页46—86。，留下我让女店主来照料。尽管我勇气十足，但是等到车子开走了，我感到自己孤零零的一个人，我克制不住地伤心起来，放声大哭了。过了两三天，我开始收到从戈姆堡来的信，丈夫在信中告诉我，他赌输了，要求我寄些钱给他。我满足他的要求，但结果，寄去的钱他又输掉了，要求再寄。我自然又寄给了他。不过这种“赌徒”的焦急我是全然不了解的，所以我把它对我丈夫的健康的影响看得严重了。我想象，根据他的来信看，他留落在戈姆堡定会极其焦灼不安。我担心他旧病复发。我绝望地想到，我为什么要放他一个人去呢？为什么不跟他一起去，以便安慰他，劝解他呢？我觉得自己是个极端自私的人，几乎是个罪人，因为在他这样难受的时刻，我却丝毫不能给他以帮助。
八天后，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回到德累斯顿，极其快活、幸福，因为我不仅没有心疼输掉的钱而责备他，还亲自安慰他，劝他不要难过。
戈姆堡之行的失败，影响了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的情绪。他开始反复提到轮盘赌，后悔耗费掉的金钱，赌输了只怪他自己。他相信他有过许多机会，但他不善于把握时机，心急慌忙，经常改变赌注，尝试各种赌法，——结果输了。之所以这样是因为他太匆忙，独自一人去戈姆堡，却又心挂两头，一直惦记着我。再说从前去玩轮盘赌他只去两三天，身边总是只带少量的钱，这点钱，手气不顺的时候是支撑不了的。倘若他能到赌城去待上两三个星期，有若干数目的赌本，那么他大概能成功：他没有必要着急，可以采用那种稳当的赌法，不可能不赢，即使不赢个大数目，扳回输掉的本钱还是绰绰有余的。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说得那么自信，举了那么多例子来证明他自己的意见，把我也说得相信起来了。我们是否能在赴瑞士（我们是往那里去）的途中顺便到巴登巴登去待上两星期左右呢？这个问题一提出，我就欣然表示同意，我认为赌钱时我若在场会起几分克制作用。我无论在哪里都无所谓，只要不跟丈夫分开。
我们最后决定收到钱后到巴登巴登去待两个礼拜。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静下心来，动手把他始终没有写成的一篇文章改写，结束掉。这篇文章是关于别林斯基的指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我与别林斯基的相识》一文，原定是给巴比科夫的文学作品集《酒杯》用的。文章的手稿遗失。1873年《作家日记》中《故友旧交》一章很可能是从这篇文章生发出来的。（见阿·多利宁对陀思妥耶夫斯基1867年9月15日给阿·尼·迈科夫的信所作的注解。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信中写到这篇文章的写作过程，见《书信集》，第2卷，页388—389）若果然如此，那就意味着陀思妥耶夫斯基企图讲到别林斯基的社会主义的观点和无神论的观点，这在书报检查制度存在的情况下不可能完全做到；不得不从文章中“删去”许多“极宝贵的事实”。（《书信集》，第2卷，页36）关于陀思妥耶夫斯基对别林斯基的态度见本书页106。，我丈夫想把藏在心里的对这位著名批评家的看法一股脑儿说出来。别林斯基是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所器重的人。在尚未当面结识别林斯基之前，他就高度推崇别林斯基的才华，1877年的《作家日记》见《1926—1930年版全集》，第12卷，页27—33。中还谈到这一点。
不过，在高度评价别林斯基的批评才能，因为鼓励他的文学才能而对其怀着真诚的感激之情的同时，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却不能原谅这位批评家对他的宗教观点和宗教信仰所持的讽刺的、几乎是亵渎神圣的态度。
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在与别林斯基的交往中所得到的许多不愉快的印象，可能是一些“朋友”在背后嘁嘁喳喳造谣生事的结果，他们先是承认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才能，大肆吹捧他，后来因为某些我不清楚的原因，他们又开始迫害《穷人》的腼腆的作者，造他的谣言，写嘲讽他的打油诗《涅瓦》1884年第4期有雅·彼·波隆斯基的文章：《阿·雅·戈洛瓦乔娃帕纳耶娃的回忆录》。——安·格·陀思妥耶夫斯卡娅注，千方百计惹得他发火关于这一点，见本书第一卷安年科夫、格里戈罗维奇及戈洛瓦乔娃帕纳耶娃等人的回忆录…
人家建议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写一篇“论别林斯基”的文章，他欣然接受这个很有意思的题目，他不打算一笔带过，而是郑重其事地写一篇文章奉献给别林斯基，说出自己对这位起先是亲爱的、后来对他又是那么怀有敌意的作家的最重要的肺腑之言。
显然，许多话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还没有酝酿成熟，许多话还得考虑，斟酌，决定，因此我丈夫不得不把这篇论别林斯基的文章改写了四五遍，结果还是不满意。1867年9月15日，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在给阿·尼·迈科夫的信中写道：“问题在于我得写完《我与别林斯基的相识》这篇该死的文章。不能拖延耽搁。况且，我连夏天都在写，这篇文章搞得我好苦，这样难写，拖到现在，最后咬牙切齿才把它结束掉。这事儿是因为我一时糊涂才动手去写这样的文章的。刚一动笔，立刻就知道我不可能写得符合书报检查制度（因为我想畅所欲言）。写十印张的小说也比这两印张容易！结果，我写这篇该死的文章，如果把复杂情况都算在里面，那就写了将近五遍，后来统统打上叉（作废），从写好的文章中重新改写。最后勉强敷衍成文，——但是蹩脚得叫人受不了。多少极其宝贵的事实我不得不删去。正如早就应该料到的那样，剩下的都是糟糕透顶的中庸之道的东西，真讨厌！”
这篇文章的命运叫人掉眼泪。作家康·伊·巴比科夫为了编集子约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写这篇文章，还付了两百卢布做定金。文章应当在将近秋天时写好，寄到莫斯科的“罗马”旅馆。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担心巴比科夫可能搬到别处去住，就请阿·尼·迈科夫帮忙，把稿子送给莫斯科的书商伊·格·索洛维约夫，由他转交巴比科夫。阿·尼·迈科夫照我丈夫的吩咐办了，也通知了我们。阿·尼·迈科夫1867年的信。——安·格·陀思妥耶夫斯卡娅注我们在国外，一点也不知道文章是否发表了。只是在1872年，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接到某个书商的来信，要求把巴比科夫所约的那篇稿子让给他，并且告诉我们，集子没有编成，康·伊·巴比科夫已经死了。我丈夫非常担心稿子丢失，况且他花了许多工夫在上面，文章尽管不尽如人意，还是敝帚自珍的。我们开始寻找，稿子可能丢失在哪里呢？我们也请莫斯科的书商协助寻找，结果却很惨：影踪全无。我个人对此很觉得惋惜，因为根据我当时的印象和我的速记本上的记载，这篇文章是写得才气横溢、引人入胜的。
六月底，我们收到《俄国导报》编辑部寄来的钱，立即准备启程。我怀着真诚的遗憾的心情离开德累斯顿，我在这里那么幸福而美好地度过了一段时光。我隐约预感到在新的环境中我们的心情会大大改变。我的预感应验了：回想在巴登巴登度过的五个礼拜，重新看看用速记写的日记，我相信，这是一场噩梦，完全控制了我的丈夫，给他套上沉重的枷锁。
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说的用他的方法去赌轮盘赌有可能赢钱的所有议论是完全对的，完全可能成功，不过有个条件，运用这个方法的须是冷静的英国人或德国人，而不是像我丈夫那样神经质的、容易入迷而且各方面都爱走极端的人。但是除了冷静和克制之外，玩轮盘赌还得有大量的钱，才能在手气不顺的时候顶过去。在这方面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也有欠缺：相对说来，我们的钱不多，手气不顺的时候完全没有可能到什么地方去搞钱来。这样过不了一星期，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便把现钱全部输光了，他立即焦急起来：从哪里去搞些钱来继续赌下去呢？不得已只好去典当东西。但是即使在典当东西，丈夫有时也还是控制不住自己，把当来的钱又输了个精光。有时候他输得只剩最后一枚塔列尔德国旧银币，值三马克。——译者注，突然手气又转了，于是他带回家几十个腓特烈金币。我记得他有一次带回来满满一袋钱，我数了数，里面有二百一十二枚腓特烈金币（每一枚值二十塔列尔），就是说，有将近四千三百塔列尔。但是这些钱在我们手里保存了没多久。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熬不住：赌博的激动还没有平静下来，他拿了二十枚硬币去，输掉，回来再拿二十枚，又输掉，如此这般，两三小时内几次三番回家拿钱，终于把钱全部输光了。我们又去典当，不过因为我们值钱的东西不多，这种来源也迅即告罄。与此同时，债务却在增加，我们自己也感觉到，因为事出无奈，只好欠女房东的钱。她是个爱吵嘴的女人，看到我们陷入困境，她便恬不知耻地怠慢我们，不给我们各种方便，按照我们跟她订的契约，我们原是有权享受这些方便的。写了几封信给我的母亲，苦恼地等待她寄钱来，但是寄来的钱不是当天就是第二天又在赌博中输去，我们只能稍微偿付一些刻不容缓的债务（房钱，饭钱，等等），又不名一文地坐守在家，心里寻思，我们该怎么去张罗到一笔数字可观的款子，还清欠债，最终离开这座地狱呢？这时已不想赢钱了。
我对自己说，我以极大的冷静忍受这“命运的打击”，这是我们自作自受。在我们最初损失金钱焦急了一阵之后，我形成了一个坚定的看法：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不会赌赢，就是说，他也许会赢钱，说不定赢一大笔钱，不过这笔钱当天又会输掉，不会超过明天，无论我怎样向丈夫恳求、劝导、说服，叫他不要去赌轮盘赌或者不要继续赌博，都不会起作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