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录》选安·格·陀思妥耶夫斯卡娅
第一部分
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相识出嫁
一
1866年10月3日，晚上七点钟光景，我照例来到第六男子寄宿中学，速记教师帕·马·奥利欣在那里教课。还没有开始上课，在等迟到的人。我坐在自己的老位子上，刚打开本子，奥利欣便走到我的身旁来，和我并排在长凳上坐下，说：“安娜·格里戈利耶夫娜，您想不想接受一项速记工作？人家托我找个速记员，我想到您也许会同意担任这项工作。”
“我很愿意，”我回答说，“我早就盼着工作的机会了。只是我怀疑，我所学到的速记知识是否足以担当重要的工作。”
奥利欣叫我放心。照他的看法，他所推荐的工作不要求比我所掌握的书写法更快的速度。
“打算给谁做速记工作呢？”我产生了兴趣。
“给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他现在在写一部新的长篇小说，打算用速记员的帮助来写作。陀思妥耶夫斯基考虑，小说将达到大开本的七个印张，整个工作他愿意给五十卢布。”
我连忙表示同意。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名字我从童年时就熟悉：他是我父亲喜爱的作家。我自己对他的作品很赞赏，还曾为《死屋手记》哭过。想到我不仅能与天才作家相识，还能帮助他工作，这使我极其激动，极其高兴。
奥利欣交给我一张折了两折的小纸头，上面写着：“木工胡同，小市民大街拐角上，阿隆金宅院，十三号房间，问陀思妥耶夫斯基”，他并且关照说：“我要求您明天去找陀思妥耶夫斯基，十一点半，‘不要早来，也不要晚到’，像他今天亲自向我规定的那样。”
二
10月4日，是我与未来的丈夫第一次见面的意义重大的日子，我一觉醒来，精神抖擞，愉快而激动地想到我多年来的夙愿今天就要实现了：在我所选择的职业上，我就要从一个女学生或学员成为一个独立的工作者了。
我稍稍提早些从家里出来，顺便先到劝业场去添置些铅笔备用，再给自己买一只小小的公文包，照我的看法，它会给我的稚嫩的外表增加好些精明老练的气派。十一点钟左右我买好东西，以便在规定的时间去到陀思妥耶夫斯基那里，“不要早来，也不要晚到”这是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的习惯用语，他不愿意因为等人而浪费时间，他喜欢规定见面的确切时间，而且总是添上一句：“不要早来，也不要晚到。”——安·格·陀思妥耶夫斯卡娅注。我顺着小市民大街缓步向木工胡同走去，一边不停地看手表。十一点二十五分，我走到阿隆金宅院，向站在大门口看院子的询问，十三号房间在哪里。他给我指了指右边，楼梯入口处在那边大门下，这幢房子很大，分成许多小套间，住着商人和手艺人。它使我一下子就想起长篇小说《罪与罚》中主人公拉斯柯尔尼科夫所住的房子。
十三号房间在二楼。我拉门铃，一个上了年纪的女仆，肩上披着绿色方格巾，立即给我开了门。我不久前刚看过《罪与罚》，不由得想到：眼前的这块头巾，莫非就是在马尔美拉多夫家起过如此重大作用的那块细呢头巾的原物？女仆问我找什么人，我回答说是奥利欣叫我来的，她家的老爷预先知道我要来访。
女仆请我进入室内，原来这是餐室。里面的陈设相当寒伧：靠墙摆着两口大箱子，用小小的毡毯遮着。窗口旁有一只抽屉柜，铺着手工编织的白色线毯。另一边沿墙放着一只长沙发，上面挂着挂钟。我满意地发现此刻钟上正好是十一点半。
女仆请我坐，说是老爷马上就来。果然，过了两分钟光景，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出来了，请我到书房里去，他自己却跑开了，后来知道，他原来是去吩咐给我们上茶的。
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的书房相当大，有两扇窗户，那天是晴天，十分敞亮，可是在其他的时候却给人以阴郁的印象：书房里昏暗而寂静；这种昏暗和寂静给人一种压抑的感觉。
书房尽里面摆着一张柔软的长沙发，褐色的面料，相当陈旧；长沙发前面有一张圆桌，铺着红色呢桌布。桌上放着一盏灯和两三本照相簿；桌子四周是软垫靠背椅和扶手椅。长沙发上方挂着桃木画框，是一个妇人的肖像，穿黑色衣服，戴黑色软帽，极其瘦瘪。我不了解他的家庭情况，心里想，“大概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妻子吧。”
窗户之间，摆着一面大镜子，镶有乌木镜框。因为窗户之间的墙壁比镜子宽得多，为了照镜子的方便，把镜子挂在比较靠近右边窗子的地方，因此显得很不雅观。窗口上摆设着两只式样精巧美观的中国大花瓶。沿墙有一张绿色山羊皮的大型长沙发，旁边一张小桌子，桌上放着一只长颈玻璃水瓶。横对面，放着一张写字台，日后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向我口授时，我总是坐在这张写字台前。书房里的布置，是我在家道不富裕的人家常见的最平常的摆设。
我坐在那里听着。我老是觉得我马上就要听到孩子的叫喊声或儿童玩的手鼓的咚咚声了；或者是门要打开了，我在肖像上打量过的那个瘦削的妇人要走进书房里来了。
可是这时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进来了，他抱歉一声，说是人家把他耽搁了，问我：“您学速记时间长吗？”
“总共才半年。”
“你们老师的学生多吗？”
“起先报名想学的有一百五十多个，现在只剩下二十五人左右了。”
“为什么只有那么几个了？”
“因为许多人以为速记是很容易学会的，等到他们知道几天工夫什么也学不会，他们就放弃不学了。”
“咱们这儿对每一件新的事物都是这样，”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说，“动手的时候一股子热情，随后迅速冷淡，把事情撂下不干了。他们看到得花力气，可是花力气的事情如今谁肯干？”
乍看起来，我觉得陀思妥耶夫斯基相当苍老。不过只要他一开口说话，立刻就变得比较年轻些，我以为他未必会超过三十五或三十七岁。他中等个儿，姿态挺拔。浅栗色、甚至略微带点淡红色的头发，涂上厚厚的发蜡，精心梳理得平平整整的。如果说有什么使我吃惊的话，那就是他的眼睛。两只眼睛不一样，一只是褐色的，另一只瞳孔完全扩大，不见虹彩。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癫痫发作，摔倒时撞在一件尖的东西上，右眼受重伤。他开始在容格教授处治疗。容格处方用阿托品滴眼睛，因而瞳孔扩大。——安·格·陀思妥耶夫斯卡娅注两只眼睛的异样使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眼神有一种难以述说的表情。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脸色苍白而带病容，可我又觉得极其熟悉，大概是因为我从前看过他的肖像吧。他穿的是蓝色呢背心，相当陈旧，不过衬衣（活领和套袖）却是雪白的。
过了五分钟，女仆进来，端来两杯茶，很浓，几乎是黑色的。托盘上摆着两只小白面包。我端起杯子。我并不想喝茶，况且屋里很热，不过为了不至于显得拘束，我开始喝茶。我坐在靠墙边的小桌子跟前；陀思妥耶夫斯基一会儿坐在他的写字台旁边，一会儿在房间里踱来踱去，抽烟，常常把纸烟掐灭，又点上一支新的。他请我也抽烟。我谢绝了。
“也许您是因为客气才拒绝的吧？”他说。
我连忙对他说，我不光不抽烟，甚至也不喜欢看到女士们抽烟。
谈话进行得断断续续，而且陀思妥耶夫斯基常常转到新的话题上去。他有一种疲倦的、病恹恹的神情。他几乎一开头就声明他有癫痫症，近日内发作过，这种坦率使我很是惊讶。关于即将进行的工作，陀思妥耶夫斯基不知为什么说得含含糊糊。
“咱们看看再说，怎么进行，咱们来试一试，看看这能不能行？”
我开始觉得，我们共同工作未必会进行。我甚至想到，陀思妥耶夫斯基是在怀疑这样的工作方法是否可能，对他是否合适，也许是准备回绝吧。为了帮助他作出决定，我说：“好的，我们来试一试吧。不过，假如您在我的协助下工作得不顺手，那就直接告诉我。请您相信，如果工作不成功，我是不会有什么意见的。”
陀思妥耶夫斯基想口授一段《俄国导报》上的文章，让我记录，要求我将速记译成普通的文字。他开始念得极快，不过我制止了他，请他口授时不要超过普通讲话的速度。
随后我开始把速记记录译成普通文字，而且很快就誊清了一遍，可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却一直催我，生怕我誊清太慢。
“以后我可以在家里誊清记录，不在这里誊写，”我安慰他，“这活儿花费我多少时间，对于您不是都一样吗？”
陀思妥耶夫斯基查看了我的誊清稿后，发现我把一个句号漏了，硬音符号写得不清楚，便严肃地向我指出。他分明很生气，思想也集中不了。一会儿问我叫什么，问了立刻又忘记，一会儿在房间里踱来踱去，踱了很久，似乎忘记了我的在场。我坐着一动也不动，生怕扰乱他的思路。
临了，陀思妥耶夫斯基说，此刻他决不能再口授了，问我能不能今天晚上八点钟再去他那里，到时候他才开始口授长篇小说。对我来说，第二次再去是很不方便的，但我不愿耽搁工作，所以就同意了。
和我告别时，陀思妥耶夫斯基说：
“我很高兴奥利欣向我推荐的是个女速记员，而不是男的，您知道为什么吗？”
“为什么呢？”
“因为若是男人大概早就喝起酒来了；您，我希望是不喝酒的吧？”
我觉得可笑得要命，不过我忍住了。
“我大概是不喝酒的，这方面您尽可以放心，”我一本正经地回答。
三
从陀思妥耶夫斯基处出来，我心情很沮丧。他给我留下不愉快的印象，我不喜欢他。我想，我恐怕难以同他一起工作，我那独立生活的理想有成为泡影的危险昨天我的好妈妈还因为我要开始新的工作了而高兴，想到这一点，我心里更觉得难受。
我离开陀思妥耶夫斯基家时将近两点钟。回家去吧，路太远：我住在斯莫尔尼宫附近的科斯特罗姆街，我母亲安娜·尼古拉耶夫娜·斯尼特金娜的家里。我决定到住在灯笼胡同的一个亲戚家里去，在他们那里吃饭，傍晚再到陀思妥耶夫斯基处去。
亲戚们对我的新相识颇感兴趣，他们开始详细打听关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情况。时间在闲谈中飞快地过去，快到八点钟时我已经来到阿隆金宅院。女仆替我开了门，我问她，她的主人叫什么。从他的作品的具名，我知道他的名字叫费奥多尔，但是我不知道他的父名。费多西娅（女仆的名字）又请我在餐室里稍候片刻，她去通报我来了。她回来，请我进书房去。我和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道过好，坐在小桌子旁边不久前坐过的老位子上。可是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不喜欢这样，他要我坐到他的写字台边去，要我相信坐在那里写字会更舒适。
我换了个地方；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则占了小桌旁我的位子。他又问起我的姓名，并且问我和不久前刚去世的年轻而有才华的作家斯尼特金是不是亲戚。我回答说，不过是同姓而已。他开始打听我家里有些什么人，我在哪里上学，是什么使我去学速记，等等。
对所有的问题，正如后来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告诉我的那样，我回答得简单，认真，几乎是严肃的。
这时费多西娅在餐室里沏茶，给我们端来两杯茶、两只小白面包和柠檬。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又请我抽烟，开始请我吃生梨。
喝茶时，我们的闲谈更加具有真诚而善意的气氛。我突然觉得我似乎早就认识陀思妥耶夫斯基，我心里轻松了，愉快了。
不知怎么的，谈话涉及彼得拉舍夫斯基派分子和死刑。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沉浸在回忆中。
他说，“我记得，我站在谢苗诺夫练兵场上判了刑的同志们中间，看人家在做准备，我知道，我总共只能再活五分钟了。可是这几分钟在我的想象中像几年，几十年，好像我还要活很久！我们已经给套上了死囚服，分成三个人一排，我是第八个，站在第三排。第一排的三个人被绑在木桩上。过了两三分钟，两排人要被枪决了，接着就轮到我们。我多么想活下去，我的老天爷！生命于我是多么宝贵，我能做多少美好的、有益的事情啊！我想起我的整个过去，利用得不太好，我多么想一切都重新去感受，去尝试，在世上活很久，很久忽然听得停止执行的声音，我精神为之一振。我的同伴们都给松了绑，带回原地，宣读了新的判决；我被判四年苦役。我不记得还有别的这样幸福的日子！我在阿列克塞三角堡的牢房里踱来踱去，一直唱呀，大声唱呀，为赦免我的死刑而高兴得那个样子！后来在分别之前，他们准许兄弟和我告别，圣诞节前夕我被解往远方。我保存着一封信，是在判决宣布那天1849年12月22日的信。（《书信集》，第1卷，页128—131）又见本书页285注①。写给我的已故的兄弟的，我的侄子（作家的哥哥）米·米·陀思妥耶夫斯基（1820—1864）的儿子，小米·米·陀思妥耶夫斯基（1846—1896）。不久前刚把信还给我。”
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讲的事情对我产生可怕的印象：我听得毛骨悚然。不过，我几乎还是个女孩子，今天又是他生平第一次跟我见面，却对我这样坦率，倒也使我颇感惊讶。这个外表上看城府很深的严肃的人，把过去的生活连同那样详尽的细节告诉我，说得那么诚恳、亲切，使我不由得不感到奇怪。只是到了后来，了解了他的家庭情况以后，我才明白这种坦率和信赖的原因：当时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十分孤独，周围尽是对他怀着敌意的人。碰到他觉得对他抱善意的、关切的态度的人们，他就感觉到很有和他们交流思想的必要。我与他相识头一天的这种坦率，我十分喜欢，给我留下良好的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