陀思妥耶夫斯基兄弟俩是属于不会打算，或者不大会打算的人。米哈伊尔·米哈伊洛维奇不能完全说是不会打算，他相当谨慎周到，瞻前顾后。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则尽管才思敏捷，尽管胸怀崇高的目的，而且始终在他的整个活动和所有行动中加以贯彻，但是，不如说，他正因为这些崇高的目的，吃尽了不会打算的苦头；他办事情时办得很好；但是他做事情凭热情，往往只是短短的一阵子，很容易感到满足，停顿下来，于是他周围的混乱便与时俱增。《时代》白手起家；一年以后，当刊物结束时（1865年第2期后停刊），不仅所有的订费全部亏损光了，连得陀氏兄弟从莫斯科一个富裕的亲戚那里继承来的那部分遗产（他们提前去讨来的，每人大约将近一万卢布）也亏损光了，此外还有一万五千卢布的债，那是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在杂志停刊后欠下的。见陀思妥耶夫斯基1869年12月26日给索·亚·伊万诺娃的信。（《书信集》，第2卷，页241）
十三《时代》及其衰落
《时代》开办时情况十分不利。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在莫斯科，陪伴垂死的妻子于病榻前，他自己也是个病人，所以什么作品也不能写。我的《转折》一文遭到书报检查机关的禁止，该机关如惊弓之鸟，总是疑神疑鬼地监督着《时代》，把我当作极端危险的人物，不让我的一些文章发表；我在那几篇文章里恰恰急于要表白我的爱国主义，洗刷受指责的屈辱。所有的同事思想也有些不一致。但主要的是——读者和文学界的情绪变了。
在这种情况下要求编辑部方面有特别的毅力。但这时米哈伊尔·米哈伊洛维奇确实精神委顿，可能是过去的烦心的事情折腾得他够呛，也可能是他已经得了病，不久这种病就送他进了坟墓。怀念过去《当代》的辉煌成就对眼前的事业十分不利。在《时代》存在期间陀思妥耶夫斯基两兄弟怎么也不肯相信他们会遭到失败，因而常常十分疏忽大意。无论如何，《时代》的第1期能够出刊已经是二月份的事了，若不是早作准备的话，连三月上半月都出版不了。本来决定一月号和二月号合刊出特大号，结果未出，直到四月初才出来。出版特大号的广告刊登在1864年3月24日的《彼得堡公报》上。这时杂志的订户自然早已定局，脱离常轨的读者对文学界的新现象丝毫未予注意。下面引证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给兄弟的信的片断，信中也评论了《时代》的第1、2期，对书报检查表示不满。（《书信集》，第1卷，页352—354）
从这一片断很明显可以看出我们这期特大号的可怜相，其原因之一是书报检查机关的严厉控制与惊惶失措。另一原因则是编辑部的疏忽大意：封面难看，铅字缺损，纸张蹩脚，排错的字很多——凡此种种极其令人不快，又丝毫没有理由请求原谅。善于享有成功、保持成功的杂志是从来不允许发生类似的草率的毛病的。例如《现代人》，无论刊物怎样空洞，没有分量，却始终以外表装帧漂亮见长，校对方面也十分认真。
《时代》就这么以一本面目可憎、没有生气的刊物苟延下去，还经常脱期。其实它和《当代》一样，只不过以前一切都自行向好的发展，现在也同样自行往坏的变化而已。同时死亡又接踵而至：玛丽娅·德米特里耶夫娜、米哈伊尔·米哈伊洛维奇及阿·格里戈利耶夫相继去世。玛丽娅·德米特里耶夫娜于4月15日病故，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立即驰往彼得堡。过去一直腿上有病的米哈伊尔·米哈伊洛维奇生了短短的几天病之后，于6月10日猝然病故。
这是个残酷的打击。原本就脱期的杂志，停刊两个月，用来物色和报批新的编辑，把工作整顿就绪。书报检查机关方面自然没有任何着急的理由，时间上拖延了很久。合适的文学界人士书报检查机关是怀疑的，所以只好请亚历山大·乌斯季诺维奇·波列茨基当编辑。亚·乌·波列茨基还是在陀思妥耶夫斯基流放之前，在迈科夫家及亚诺夫斯基医生家遇到过他。波烈茨基在《时代》的作用，见《素材及研究2》，页574—577，以及《书信集》第1卷页495—496多利宁的注释。他在林业局任职，在文学界默默无闻，不过人很聪明，有教养，除此以外，他还有一些特点：罕见的精神品质，无可指责的仁慈，心地纯洁。他衷心同情《时代》的方向，担任了正式编辑的职务，这时一切事务自然是由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来管。顺便说说，读者中间一些对名字不太留意的人也产生了一点混乱，许多人以为当时是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也就是著名的陀思妥耶夫斯基死了。所以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还得格外使把劲儿，千方百计让人家知道，他，著名的作家活着，死去的是他的哥哥。
在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手里，事情立即变样。他以做这一类工作时特有的细致周到进行工作，精力相当充沛。遗憾的是这份精力集中在对事业无关紧要的目标上，白白耗费掉了。原先估计主要任务是在开办的头一年里要把刊物出下去，按期出版，征求新的订户，也就是根据过去情况看，应达到四千来份光景，或者更多些。到那个时候整个情况又会好转，一切费用就有着落了，忙碌操心也会得到补偿。刊物一期接一期在出；1864年的最后几个月，编辑部一个月内出了两期，因而1865年的一月号在2月13日即已出版，二月号在三月份出版。印刷和纸张也变了样；校对也认真了；再者，刊物的篇幅也在增加，1864年一月号几乎达到四十印张，而不是原定的二十五印张。这里我按刊物上所标明的，把书报检查机关审查通过的时间摘录如下：三月号是4月23日通过的，五月号是7月7日，六月号——8月20日，七月号——9月19日，八月号——10月22日，九月号——11月22日，十月号——10月24日（！），十一月号——12月24日，十二月号——1865年1月25日。不过这些标明的时间并不确切，因为有时是在刊物开印时注明的（在首页），有时在印刷快要结束时加注的（在末页）。混乱到这样的地步，十月号上排印着：10月24日，分明应当是11月24日；六月号的封面上印着：7月，第6期，上面印的杂志发行人是米·米·陀思妥耶夫斯基家属。——斯特拉霍夫注然而编辑部越是努力去改善刊物的外表情况，就越是缺少时间和精力去提高刊物的内容质量，读者对此不可能没有察觉，尤其是在文学刊物达到这样大的规模的时候。刊物编得很有格调，很有味道；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不可能刊登十分低下的作品，然而出色的作品还是没有，——他自己不能写，又没有地方去给一期又一期的杂志搞到有意义的作品。主要是刊物丝毫没有表现出现代性，对当前现实无关紧要；这只是些普通的集子，尽管可读，却毫无吸引人的东西。在《时代》开头几期上还能遇到多少算是精彩的文艺作品：屠格涅夫的《幽灵》（第1期），符·克列斯托夫斯基的速写《鲈鱼》（1—2期），高尔斯基的短篇小说（1—2期），迈科夫与波隆斯基的诗歌（第3、4期），阿·格里戈利耶夫、斯特拉霍夫、米柳科夫的文章，最后，还有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地下室手记》（第2、4期）。1864年的最后几期杂志（第11、12期），除去巴比科夫*的长篇小说《偏僻的街道》和查耶夫**的剧本《亲家法迪伊奇》之外，没有刊登过一部文艺作品。刊物上是一些不著名的文学家——伊·格里戈利耶夫、伏龙诺夫、菲利波夫、希拉科夫、伊万宁、费奥多罗维奇及米隆诺夫等人的文章。批评栏由尼·索洛维约夫与德·阿韦尔基耶夫撰稿。
*康·伊·巴比科夫（1841—1873），作家，《酒杯》杂志编辑。
**尼·亚·查耶夫（1824—1914），作家，接近斯拉夫派。刊物出得越快，越厚，这种情况就越明显。读者对它不可能有好感，因为在很大程度上读者是出于责任才看刊物，为了对作者或刊物有个了解，为了研究问题，为了能够谈论谈论，发表意见等等。因而，如果读者预先没有任何想要看看它的愿望，是不会去看的。《时代》编辑部就出版了八期或十期这样的刊物。频繁的出版反而使读者和文学界厌烦，没有一期刊物能引起读者和文学界的注意。
不仅书报检查机关的毫无必要的严厉措施损害了刊物的内容，没有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自己的作品也削弱了刊物的内容。阿·格里戈利耶夫于1864年9月去世了，他的文章对于刊物是至关重要的。诚然，读者是几乎不看他的文章的，就如现在不去看它一样；不过在我们的心目中，对于严肃的文学家来说，这些文章却是给刊物增加分量、增添色彩的。他死后我替他发表的两组书信，自然是真正给《时代》增添了色彩。
最后，还有一个方面，给事业的进展带来异常的损害的，恰恰是经营管理方面的混乱，在分送杂志、迅速而准确地满足订户方面存在的混乱。事情搞得如此之糟，不得不公开向订户道歉。
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的灾难显然是继承得来的，在他手上不仅没有好转，反而更趋恶化了，编辑部深受其苦。经营管理没有直接掌握在他的手里，他也并不想紧紧地抓在自己手里，他对管理不感兴趣，他认为还是文学方面比较重要些。这个时期编辑部的现金十分短缺，常常是空空如也，因而，管理上的各种活动都拖延下来。最后，在征求新订户的关键时刻，订户的强烈要求传到编辑部来，却没有告诉编辑，这种情况屡次发生。
尽管整个情况如此，——真是怪事！——1865年的《时代》还是达到一千三百份订户，这个数字意味着，虽然稍有困难，新的杂志已经可以开办了。可是老杂志受到已经花去的费用的拖累，却维持不下去。二月号出版后编辑部里已一文不名，无法支付同事们的薪水、纸张费及印刷费。大家作鸟兽散，各奔前程。米哈伊尔·米哈伊洛维奇的家属分文没有，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负了一万五千卢布的巨债。
《时代》就这么完蛋了。讲起它的历史，有一个情况我没有提到，这个情况也有它的意义，那就是其他文学刊物对该杂志的态度，主要也就是彼得堡的一些出版物，直到现在大多数仍是定期刊物的态度。这种态度自始至终都是敌意的，而且，由于《时代》本身的努力，这种敌意逐月增加并且愈趋激烈。《时代》上的论战是斯特拉霍夫首先发难。第1期上就刊登他的《致〈时代〉编辑部的信》，文中由于“年轻一代”的“唯物主义”而对他们进行严厉的抨击；第3期上斯特拉霍夫又触犯了《现代人》，该刊在五月号上登载了萨尔蒂科夫谢德林的讽刺剧《雨燕》作答，连《地下室手记》也遭到批评。陀思妥耶夫斯基利用《现代人》与《俄罗斯的话》的论战，在第5期上以《谢德林君或虚无主义者的分裂》一文出来发言。《现代人》在第7期上以安东诺维奇的《胡诌者的胜利》以及《致雨燕（书致首席雨燕陀思妥耶夫斯基君）》两篇文章作答。陀思妥耶夫斯基在《时代》第7期上发表《对种种牟利问题和非牟利问题必要的文学解释》进行答辩。《现代人》继续论战，在第8期上刊载《向雨燕提出问题》，第9期上刊登《雨燕落入圈套》（两篇都是安东诺维奇的文章）。陀思妥耶夫斯基在《时代》第9期上发表《为了结束》一文以中止变为人身攻击和愚蠢的丑化的论战。《现代人》以冷嘲热讽的《和〈时代〉作一番含情脉脉的解释》（第10期）作答。（见斯·斯·博尔谢夫斯基的《谢德林与陀思妥耶夫斯基》，莫斯科，1956年，页107—108；还可参阅《与陀思妥耶夫斯基论战》。弗·爱·博格拉德的文章及广告——列宁格勒，第67卷，页363—4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