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喜爱期刊杂志，心甘情愿为杂志效劳，他自然明确意识到他在做什么，在哪些方面偏离严谨的思想和艺术的形式。他自小就受期刊杂志的熏陶，终生忠实于它。按照斯特拉霍夫的看法，陀思妥耶夫斯基属于这样的作家，对他们来说，“长远的和共同的利益”服从于“暂时的和个人的利益”（前面斯特拉霍夫写过类似的看法）。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创作中确实始终十分关心期刊杂志和政论性文章。1845年他曾准备和涅克拉索夫一起出版文集《揶揄者》，并拟了广告。（见《书信集》，第1卷，页82—83）1847年他在《圣彼得堡公报》上发表四篇题为《彼得堡年鉴》的文章。（《1926—1930年版全集》，第13卷，页8—32）在西伯利亚时他苦恼地渴望着能重新发表文章，在进行艺术作品构思的同时，还产生一些政论性的构思：在外省来信的“标题下”动手写了一系列论述现代文学的文章。（《书信集》，第2卷，页570、585）1861至1864年间，出版《当代》及后来的《时代》杂志，他的理想实现了。1873年，陀思妥耶夫斯基出版《公民》，后来，1876至1877年，1880至1881年，出版了《作家日记》，这本杂志的最后一卷，陀思妥耶夫斯基直到去世前一天还在修改、校订。他全身心投入在他周围沸腾的文学界，从来没有站在一旁，也没有脱离过。他经常阅读俄国的报刊杂志。他的注意力常常集中在收集一部分精彩的文学作品，搜集所有对他本人和对其他人的批评性的评论文章。他十分重视一切好评，一切赞扬，对攻击和谩骂又十分伤心。他的主要的思想兴趣在此，他的物质利益也在此。他只靠文学劳动为生，从来不打算去搞其他工作，也没有打过什么公家机关或私人机构的主意。没钱的时候他很洒脱地到各编辑部去借钱。他不在彼得堡的时候，我按他的要求几次替他到各编辑部去商量借钱，他希望以他未来的中篇小说例如，见1863年9月18日（公历30日）陀思妥耶夫斯基给斯特拉霍夫的信。（《书信集》，第1卷，页332—334）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信上说自己手头很紧，请斯特拉霍夫有便去找一找《读书文库》杂志的编辑波波雷金（他在《当代》停刊后曾邀请陀思妥耶夫斯基去合作），代借三百卢布，作为陀思妥耶夫斯基打算写的作品的预支。这部作品就是未来的《赌徒》，到1866年底才写完。预支一些钱。商量的结果大多遭到拒绝，我有时不禁很痛苦地想到，他在向什么人提要求啊，何况这种要求都是白提的。然而他却把这种情况看作是他的职业无可避免的艰辛，他清楚地知道他们怎么也不能责备他的。依赖编辑部和书商，一切买卖和商量始终是一件和气的事情，是平等的人之间的交易，永远也不会像人与人之间的其他关系那样令人难受。
所以，文学是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的最血肉相连的领域；他选文学作职业，有时甚至以自己的处境自豪。他勤奋工作，写作，达到了目的：他在辉煌的文学事业的一个方面进展顺利，获得了巨大的声誉，传播了自己的思想，到了生命的暮年，也获得了富裕的钱财。
因此，很容易明白，他是多么喜爱文学，尤其是开头，使他与彼得堡的期刊杂志界的普遍情绪相对立的分歧还没有尖锐地暴露出来的时候。他不能一下子与斯拉夫主义者们接近其原因也在此。他强烈地感觉到他们历来由于坚持自己的原则而对流行的文学所抱的那股敌意。1861年，伊·谢·阿克萨科夫开始出版《日报》，在头几篇文章中就很雄辩地对各杂志所盛行的流派表示谴责。根据这一情况，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热情地为文学辩护。阿克萨科夫的《日报》1861年10月15日起开始出版。1861年第11期《当代》上出现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文章《文学界近况。〈日报〉》。但是这篇文章主要的打动人的力量在于它不仅保卫了文学，而且像斯特拉霍夫所证实的那样，还表现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对斯拉夫主义的反感，因为那是“贵族式的”、狂热的、“非常激烈的”爱国主义的意识形态。斯拉夫主义在生活和文学中，除了自己的理论之外，不愿看见任何其他的东西。《日报》第4期上署名恩·勃的文章和编者按特别使陀思妥耶夫斯基生气。编者按说到过去的农奴制，“在普遍的复杂之中，地主和农民之间的私人关系倒是颇有人情味的”。对此，陀思妥耶夫斯基写道：“人要愚蠢到什么程度才会相信农奴制的仁慈的合理性。”（《1926—1930年版全集》，第13卷，页154）陀思妥耶夫斯基把阿克萨科夫比作“戴黄手套、拿马鞭”的贵族少爷，看到干粗活的小工“连八普特重的东西也扛不动”，他会觉得惊奇。（同上，页150）和阿克萨科夫的报纸的论战在1862年的第1、2期的《当代》上继续（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文章：《两个阵营的理论家们》）。十分明显，首先是阿克萨科夫的报纸的政治路线引起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憎厌。斯特拉霍夫显然是想抹去陀思妥耶夫斯基在1861至1862年间对斯拉夫主义者的思想意识的极端憎恶的态度。
五《当代》的成功——同事们
《当代》杂志迅速获得了决定性的成功。订户的数字对我们大家都至关重要，我记得清清楚楚。头一年，1861年，是两千三百户，米哈伊尔·米哈伊洛维奇说在费用账上能够收支相抵了。第二年订数达四千三百零二份；订户名单按省份刊登在1863年一月号《当代》页189—210上。创刊第三年的四月份，订户已达四千份，米哈伊尔·米哈伊洛维奇说剩下的三百份到年底一定要达到。这样，事业一下子就变得牢靠了，从第二年起就有了大收入，因为两千五百家订户就足够抵消刊物的开支；那时作者的稿酬比现在低，每一印张大致五十卢布，很少有高出此数的，有也几乎从来没有超过一百卢布。
《当代》取得这样迅速而巨大的成功，其原因应当认为首先是由于费·米·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名气响亮；他被流放去服苦役的事尽人皆知；这一段经历反而扶持和扩大了他在文学上的名声。“我的名字值一百万！”有一回在瑞士他带着几分自豪地对我说。
另一个原因是出色的长篇小说《被侮辱与被损害的》，尽管有种种缺点，对于为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的名声所吸引的读者，是一种相称的报答。据杜勃罗留波夫证明，这部小说在1861年是文学界的一件大事。这位评论家写道：“陀思妥耶夫斯基君的长篇小说写得很不错，看这部小说的人几乎无不怀着愉快的心情，谈到它时也几乎都赞不绝口”接下去又写道：“总之，陀思妥耶夫斯基君的长篇小说直到现在（即直到1861年9月）仍是今年最优秀的文学作品。”（《杜勃罗留波夫》，第3卷，页590—591）斯特拉霍夫这里引用了杜勃罗留波夫的《逆来顺受的人》一文。
第三个原因应该认为是公众的普遍的情绪，他们从来没有像当时那样如饥似渴地追求新的文学作品。头一阵热潮之后，继之而来的往往是迅速的失望；可是这一回情况却非常好。杂志非常有趣味；刊物上感觉得到令人鼓舞的气象，除此以外，还出现十足自由主义的倾向，不过那是一种特殊的倾向，与许多人已经开始感到腻烦的《现代人》的倾向迥然不同。但是《当代》在实质性的要点上显然与《现代人》没有分歧。在第9期的《现代人》上，不仅在分析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的文章中对之大加赞赏，我们已从中引用了几行，而且《当代》一创刊《现代人》就友好地欢迎它了。以车尔尼雪夫斯基为代表的《现代人》编辑部在《当代》创刊之初就断言，《当代》在许多问题上，包括在上流社会可能存在意见分歧的一些问题上的观点，要与《现代人》发生分歧。车尔尼雪夫斯基写道：如果我们没有搞错的话，《当代》既不打算成为《现代人》的相似之物，也不打算成为《俄国导报》的相似之物。（《新时期的出版物》，《现代人》，1861年，第1期，页90；见《车尔尼雪夫斯基全集》，第7卷，莫斯科，1950年，页956）《当代》杂志存在的头两年尽管与《现代人》也发生争论，但在很大程度上是支持它与《俄国导报》论战的（例如，见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口哨〉与〈俄国导报〉》、《答〈俄国导报〉》、《文学界的一次歇斯底里大发作》及《有感于〈俄国导报〉的伤感的札记》诸文）。《当代》与《现代人》之间的关系在1862年底复杂化了。《现代人》第1期出版于一月底，即《当代》创刊号问世后约三星期光景，就在这一期上刊登了《〈当代〉的颂歌》（大概是杜勃罗留波夫或库罗奇金写的）《〈当代〉的颂歌》系涅克拉索夫所作。（《涅克拉索夫》，第2卷，页478—480，763—764），诗中告诫新杂志要谨防敌人和危险。这个时候的《现代人》的一句话可是举足轻重的啊，它当时处在繁荣的顶峰，完全控制着彼得堡的公众；它的欢迎词比一切广告都管用。1861年十月号的《当代》上甚至出现涅克拉索夫的诗歌《农民的孩子》，同时还有奥斯特罗夫斯基的喜剧《巴尔扎米诺夫的婚礼》；1862年的《当代》四月号上又出现谢德林的剧本《当代》1862年第4期上刊登萨尔蒂科夫谢德林的《协议》与《追求幸福》…这样一来，《现代人》杂志文艺方面的最著名的同事，为这个刊物倾注了全力的涅克拉索夫和谢德林，连他们都对《当代》另眼看待。从这里当然也可看出《当代》所取得的成功，甚至可以看出对它的流派怀有几分敬意，这种敬意，我以为，涅克拉索夫是一直保持到去世的。
不管怎样，《当代》在读者心目中声望迅速提高，与此同时，老的杂志如《祖国纪事》、《读书文库》及其他刊物却纷纷下跌，唯独《当代》蒸蒸日上，几乎开始与《现代人》—争长短，起码它光凭自己的成就也有理由渴望这种竞争。这一成就无论如何不是一种虚假现象，就是说，不是在我国公众中司空见惯的一时轰动。后面我要详细叙述它是怎样衰落的，现在我只指出，迅速的成功使我们产生强大的自信，这种自信心，在顺利情况下于事业大有裨益，然而在不顺利的情况下于事业却十分有害。
《当代》存在期间它的撰稿人由两部分人组成。一部分人围绕在阿·格里戈利耶夫身边，他善于以自己的思想和心灵上的诱人的特点，尤其是以真诚关心青年人的文学事业，把他们拉在自己身边；他善于激发他们的才干，引导他们作最大的努力。另一群人是由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和我组成《当代》编辑部内有两部分人的说法与事实不符。斯特拉霍夫与阿·格里戈利耶夫的通信（见弗·克壤日宁编的《阿·亚·格里戈利耶夫。传记材料》，页266—297）中反映得很明白，这个时期斯特拉霍夫的思想与阿·格里戈利耶夫大大接近，而不是与陀思妥耶夫斯基接近。关于格里戈利耶夫在《当代》杂志的作用，见本书页220注②及页221注*。；我们特别友好，天天见面，甚至一天好几次。1861年夏季我从瓦西里耶夫岛搬到商人大街（如今的喀山大街）木工胡同对面的一幢房子里。编辑部设在米哈伊尔·米哈伊洛维奇家，他当时住在商人小街一家煤炭铺的宅子里，正面朝叶卡捷琳娜运河；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则住在商人中街。阿·格里戈利耶夫和他的年轻伴侣居住于沃兹涅先斯克大街索勃列夫斯基家的带家具出租的房间里，已经住了很久。我详细写到这些情况是为了说明我们彼此相距很近；不过我马上回想起当时这些街道的鄙陋情景，都比较肮脏，住满了境况并不怎么好的彼得堡居民。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在许多长篇小说中，尤其在《罪与罚》中对这些街道及其居民的面貌作了惊人的描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