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十年代末期，果戈理在大家的记忆中还很鲜明，尤其在文学界，大家都还记得他，谈话中经常引用他的文句。我记得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对果戈理笔下的各种典型的耐人寻味，像赫列斯塔科夫、波德科列辛、考奇卡列夫等人对于陀思妥耶夫斯基来说，果戈理是他不断地受到吸引又不断地被他排斥的核心。他从别林斯基的论述和理解中去领会果戈理，也知道对果戈理的一些摇摆不停的看法。因此，他在世的最后时期，在1876年的《作家日记》中，他几乎逐字逐句地重复了别林斯基的话，说“果戈理在他的《通信集》中是差劲的，尽管有个性；果戈理在《死魂灵》中有些地方不是作为一个艺术家而自己直接开始议论的地方，简直是差劲的，甚至也没有个性，然而他的作品，他的《结婚》，他的《死魂灵》又是最深刻的作品，内容最丰富的作品”等等。（《1926—1930年版全集》，第11卷，页250）在四十年代，作为自然派的首领、艺术家的果戈理和作为思想家的果戈理之间的这种区别，对于陀思妥耶夫斯基来说更加明显。
四十年代，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与兄弟的通信中一直把自己和果戈理作比较，寻找不同之处的根据，他对别林斯基的比较感到高兴：他，陀思妥耶夫斯基，“运用分析法而不是综合法”，果戈理则是“整个儿直接拿来，因而就不那么深刻”。（《书信集》，第1卷，页86—87）他的早期作品，尤其是《穷人》，是按照果戈理风格的途径创作出来的。
关于陀思妥耶夫斯基对果戈理喜剧中人物的独特理解见本书魏恩贝尔格的回忆录。的生命力，曾经作过非常精辟的论述。一般说来，文学在当时对大家还有着那样的作用，对于现在这一代人却已经没有了。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则是自己全身心地投入文学中，不仅从普希金和果戈理那里受教育，也经常以他们的作品为养料。他在普希金纪念日发表的演说超过所有其他人的演说，给他赢得了胜利，没有亲眼看见他的人很难理解这一胜利，我不禁屡次想到这一褒奖归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所得完全是公平的，所有的崇拜者和颂扬者当中，没有人比他更爱普希金的了。
二创办《当代》
整个1860年，我几乎只在米柳科夫处才见到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我尊敬而又好奇地倾听他的谈话，我自己则未必说什么；不过在《火炬》上登过我几篇自然哲学的小文章，引起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的注意。陀思妥耶夫斯基兄弟那时已经邀集一些撰稿人，他们决定明年创办大型的《当代》月刊，早就在诚恳邀请我去工作。我虽然在文学上已有了小小的成就，引起米·尼·卡特科夫卡特科夫于1860年3月请斯特拉霍夫参加他的杂志工作。这样在《俄国导报》五月份第2期上出现斯特拉霍夫的文章《物质的原子论》，在七月号和八月号上又发表他的两首诗。与阿·亚·格里戈利耶夫对我的几分注意，但我毕竟应该说，在这方面首先要感谢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他从那时起就对我另眼看待，常常鼓励我、支持我，并且比别人更热心地始终肯定我的作品的优点。读者对此自然可能看作是他那方面的一个错误，然而我应当提到这一事实，尽管那好比他的文学上的偏爱的一个小小的例证，我心甘情愿地承认，我本人常常看出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对我的活动赋予重要意义，其中确有夸大之处，尽管我的虚荣心在小声嘀咕。
1860年9月，各主要报刊上刊登了《当代》出版的广告下面斯特拉霍夫引用了这则广告的全文，这里从略。（见《1926—1930年版全集》，第13卷，页496—502）广告是由费·米·陀思妥耶夫斯基拟的，刊登在第1期杂志上。主要意思是必须把“俄国的知识阶层”和民间因素结合起来，他们的分离是彼得大帝的改革引起的，这种状况行将结束：俄国人相信他们永远也不会变成欧洲人，他们有独特的民族性，俄国人的任务是替自己创造一种形式，来自民间土壤里的形式。俄国的思想有可能成为欧洲各民族中所发展的思想的综合体。，还贴出海报。
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自然是希望自己担任杂志的真正编辑并予以宣布的；可是他当时是受警察监视的，所以后来也未批准他任《时代》的编辑。只是在1873年，这一障碍消除了，他才正式被任命为《公民》的编辑。因为两兄弟很合得来，所以开始时作了非常恰当的分工：一切物质上琐事由米哈伊尔·米哈伊洛维奇自己担任，思想领导归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
三新的流派——乡土派作家
回过头再来谈谈创办《当代》的主导思想。为了理解我们大家当时的情绪以及在这种情绪影响下所形成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兄弟对杂志的看法，有必要回忆一下这一切是在什么时候发生的。那是1861年，也就是农奴解放那一年，上一个朝代最光明的时刻，真正令人欢欣鼓舞的时刻。在俄国，新的生活好像应该是开始了，有的地方跟过去完全不一样了；好像最大胆的、令人振奋的希望正在实现而且是可能实现的；轻松地相信一切都很美好也就很自然的了。
书报检查制度逐年放松，出版的书籍和杂志如雨后春笋。1855年之前的沉默时期所产生和郁积下来的意见和情绪，这时表现出来了，毫无保留地发表出来了；在没有拘束和普遍的活跃气氛中，各报刊勇敢地办起附刊来，而且方式方法有了发展；从前的老习惯和书报检查机关监督的放松使一切都呈现出很不错的诱人景象。
这样一来，这七年中形成了一些流派，直到现在还占主要地位。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所推行的《当代》的流派是这种流派的最新现象。按照他的推测，那完全是新的、特别的流派，与分明已经在俄国开始的新生活相适应，它应当取消或超过从前的西欧派与斯拉夫派。想法本身的含糊并不使他感到担心，因为他坚信想法是在发展的。然而，最值得注意的是在当时情况下文学界有些古怪的特点，使他以为过去的文学流派——西欧派与斯拉夫派已经枯竭或者行将枯竭，新的情况就会产生。问题在于那时各派的区别不是很清楚的，整个文学界是打成一片的。我还记得当时在耍笔杆的人之间盛行的几乎是友好的感情。由于不久前才得到发言权，由于对共同的看管人——过去很吓人的书报检查机关还余悸犹在，文学家们认为自己有必要互相保护，互相支持。一般认为，文学是一种共同的事业，意见的分歧在共同的事业前面应当退居次要地位。确实，大家一致赞成教育、言论自由，解除一切束缚与限制等等，总而言之，赞成最流行的自由主义的基本原则，这种原则被理解得非常抽象，以致各种极不相同的以及互相抵触的意图都可以装在这些原则下面。各种不同流派的代表人物自然知道各自的差别的界限，可是对于一般读者及大部分搞写作的人来说，文学界却是个统一体。其实这是一片混乱，形状模糊而又五花八门，所以很容易使人产生一种愿望：给它形式，或者至少从中区分出某种比较明确的派别来。至于直接涉及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那么，纵观他办刊物的整个活动，不能不说，他的愿望是实现了的。在彼得堡文学界，有时他的声音很高，尤其是他在世的最后几年，他甚至压倒其他人的声音，抗议着，指出另外一条道路。
无论如何，在《当代》创刊时就断定斯拉夫主义者们和西欧主义者们已经过时，该有新的东西问世了。下面是1861年第1期上的编辑部按语全文（《1926—1930年版全集》，第13卷，页502—503），这里略去。文中也发挥了斯拉夫主义者与西欧主义者已经过时，该是有新的东西开始出现的时候了的看法，并指出杂志将“特别注意一切现代的现象，但愿我们多少能用这些现象来证实和透彻表达我们的思想”。
在《广告》中对西欧主义与斯拉夫主义谈得过于粗率，需要更明确地表述关于取消这两种派别的想法。除去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以外，这一看法还得到阿·格里戈利耶夫的全力支持，他从第2期阿波隆·亚历山大罗维奇·格里戈利耶夫（1822—1864），著名评论家，诗人。从1850年起，格里戈利耶夫在所谓“莫斯科人”的“青年编辑”中是为首的，参加的有奥斯特罗夫斯基、皮谢姆斯基、费特、波捷欣*等等。1856年起他在各种极不相同的杂志中工作，1861年起他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办的杂志编辑部的固定撰稿人，在他们当中以名为“乡土派”这一社会思潮的主要理论家的面目出现，这一思潮基本上与斯拉夫主义相近。阿·格里戈利耶夫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影响，不仅在哲学方面，就是在社会思想方面也是很显著的。
*亚历克赛·安季波维奇·波捷欣（1809—1865），散文家，戏剧家。起开始热心地为《当代》写稿。在某种程度上是我促使他参加杂志工作的，我过去认为，直到现在仍认为他是我们最好的评论家。我还记得那次谈话。他们一定要我写文学评论文章，我拒绝写，坚持指定叫格里戈利耶夫去写。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声称他本人很喜欢格里戈利耶夫，很希望他来合作，这使我喜出望外。可是邀请已经有点儿嫌迟了，第1期出来时没那个评论家的文章，后来，直到他去世，我们一直认为他在文学判断方面是我们的领袖。
这一在彼得堡文学界长期以乡土派闻名的流派便是这样形成的，说我们脱离了自己的土壤，我们应当去寻找自己的土壤，这是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所喜爱的语汇，在他的第一篇文章中便可见到。见《论俄国文学中的几篇文章。序言》。（《1926—1930年版全集》，第13卷，页47、60）斯特拉霍夫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话复述不甚准确。
陀思妥耶夫斯基兄弟是彼得堡文学直接培养出来的；在评价他们的文学方法和见解时始终要记住这一点。米哈伊尔·米哈伊洛维奇自然是比较温顺的、冷静的，或者甚至对斯拉夫主义者们是抱着成见的，这一点在他提出的问题上也反映出来：“霍米亚科夫亚·斯·霍米亚科夫（1804—1860），斯拉夫主义者，作家。和基列耶夫斯基伊·瓦·基列耶夫斯基（1806—1856），政论家，哲学家，斯拉夫主义的理论家。究竟算是什么深刻的思想家？”这一问触到了阿·格里戈利耶夫的痛处。格里戈利耶夫在发自奥连堡的第一封信中把这个问题当作促使他在发了四篇文章以后为什么想要离开杂志的直接原因提出来的。见《时代》杂志1864年十月号上《回忆阿·格里戈利耶夫》一文*。——斯特拉霍夫注*阿·格里戈利耶夫与《当代》杂志编辑部（主要就是与杂志的思想领导人费·米·陀思妥耶夫斯基）分手，不仅仅是因为他在几篇连续性文章的第四篇《俄国文学中人民性思想的发展》（《反对停滞不前》）中维护了斯拉夫主义者的思想，称霍米亚科夫和基列耶夫斯基是“深刻的思想家”。斯特拉霍夫所引用的格里戈利耶夫在1861年6月18日发自奥连堡的信中写到，他必须离开《当代》，因为照他的意见，杂志不应“与《现代人》保持可耻的友谊”。（《阿·格里戈利耶夫。传记材料》，克壤日宁编，彼得格勒，1917年，页267）格里戈利耶夫在给斯特拉霍夫的信中屡次谈到这一想法：“《当代》有明显的倾向性，偏向车尔尼雪夫斯基及其同伴。”（同上，页278）格里戈利耶夫对费·米·陀思妥耶夫斯基与阿克萨科夫的《日报》的激烈论战深表不满（同上，页286），一般说来，《当代》对斯拉夫主义者的态度，他也是不满意的。下面斯特拉霍夫承认这是“杂志和格里戈利耶夫之间产生小小分歧”的原因。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当时和斯拉夫主义者们几乎不认识，自然不想去反驳格里戈利耶夫，而且以他广博的头脑，他感觉到真理在谁一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