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在谈到“海员们”对待囚禁在监狱里的彼得拉舍夫斯基派分子的态度之前，我们先把“死屋”里几位最著名人物作几句交代。陀思妥耶夫斯基讲到阿基姆·阿基梅奇，说他曾在高加索当准尉，是某一处碉堡的头儿，邻近有位和气的公爵，夜间袭击了他的碉堡，放火烧了他的碉堡，过后不久，他把公爵硬拉来做客，用枪打死了这位公爵这个人是别洛夫，高加索哥萨克军的大尉，根据他对“海员们”讲的事情经过说，他临时占领了边境上的一个哥萨克镇，当时的哥萨克镇一般都是筑了碉堡的。没有人来袭击这个小镇，也没有放火烧过小镇，可是山民们从城墙底下把哥萨克们放在牧场上的牲口抢走了。他偶尔从调查中得知这是住在邻近的和气的山民干的，便把山民中七个最有威望的人请来做客。他没有用枪打死他们，而是把他们吊死在碉堡前的斜坡上。就是为了这件事他被判刑，流放服苦役。他要是在公爵夜间偷袭碉堡和放火烧碉堡的时候把公爵打死，那他立刻会得到嘉奖而不是受到严惩了。贵族伊里英陆军少尉是因弑父罪被发配到这里来的“杀死父亲的贵族”在《死屋手记》中没有写出名字。陀思妥耶夫斯基在《手记》的第一章中写道：“我自然是不相信这桩罪行的，不过他那个城里的人应当是知道他的身世的详细情况的，他们把他的案情全都告诉了我。事实是这样确凿，不由得人不信。”过了几年，陀思妥耶夫斯基得知“杀父者”无罪的确切消息，他便在《死屋手记》的第二部分第七章中告诉读者。后来，在七十年代，这一事件成了他的一个作品构思的素材，这一构思与《卡拉马佐夫兄弟》的构思有关。（见《1956—1958年版十卷集》，第10卷，页465—467，格罗斯曼的注释）这里说杀死父亲的是伊里英，与马尔季扬诺夫的说法相仿。，他原在托博尔斯克门的常备军营服役。由于不道德的行为，根据法院判决，被降为列兵；至于杀死父亲的罪行方面，由于证据不足，法院便把他列为重大嫌疑。但是，军事法庭的判决书在呈送给皇上尼古拉·巴甫洛维奇审批时，他作了批示：“杀父之人不宜在部队中任职。服苦役二十年。”画家阿利斯托夫在《死屋手记》中阿利斯托夫首次出场时是没有名字的，仅是四个贵族之一，他们都是“卑贱下流的人，极其堕落，以当密探和告密者为业”。《手记》接近尾声时，在倒数第二章《逃亡》中，他已被称为“阿——夫”，其中讲到“他在我们这里多少也搞一点假护照买卖，他的无耻到了令人愤慨的地步，引起人家最冷酷的嘲笑，使人产生克制不住的厌恶”。关于阿利斯托夫的情况，详见白拉依洛夫斯基的刑法法典著作，托卡尔日夫斯基引用了他的话。是告密者，也是少校教官的勤务兵斐迪克的朋友，曾经是属于纨绔少年一伙的。年轻时大吃大喝，把财产挥霍殆尽，后来为了搞钱又十分卑鄙下流，当了密探。在这里他想快点飞黄腾达，诬告将近十个无辜的人参与反政府的阴谋，等到调查证明这全是谎言诬告，他恶意为别人所设下的惩罚落到了他自己头上。在监狱里享有最大的同情的波兰人是马尔切夫斯基马尔切夫斯基参加1831年波兰起义，在鄂木斯克服刑。与茹科夫斯基茹科夫斯基即约瑟夫·若霍夫斯基（1800—1851），参加波兰的1848年起义，被判在鄂木斯克服苦役。在《死屋手记》中没有用他们的全名，仅称作“马——基与茹——基老头”（《1956—1958年版十卷集》，第3卷，页670），称作茹——基的自然是约瑟夫·若霍夫斯基无疑。马尔季扬诺夫显然把姓名搞错了，他也讲到这个人，说他曾当过教授（陀思妥耶夫斯基写的是“他过去曾在某处当过数学教授”，马尔季扬诺夫则说得比较具体：“已撤销的维林大学的教授”）。马——基，在陀思妥耶夫斯基是指亚历山大·米莱茨基，因参加1845年的密谋而被判刑，1849年关在鄂木斯克监狱。马尔切夫斯基则因参加1831年的起义而被流放，四十年代末至五十年代初，他大概不在监狱里，已住在流放者的移居地。此外，米莱茨基与马尔切夫斯基不同，他不是贵族。（《1956—1958年版十卷集》，第3卷，页673），因参加波兰的尚达尚达是指1830至1831，1846，1863至1864年波兰民族解放斗争期间起义政权的中央组织机构。而被流放服苦役。马尔切夫斯基是个富裕的地主，拥有好几处领地，据说当过“掌礼官老爷”。他极端憎恨俄国人，但是个很有教养、知道分寸的人，即使置身在他所憎厌的人们中间，他也有很大的威信。茹科夫斯基是已撤销的维林大学的教授，波兰思想的狂热信奉者，不过作为一个人和基督徒，确实赢得大家的尊敬。《死屋手记》中讲到他的宗教信仰：“他整天跪着向神祈祷，因而得到苦役犯的普遍尊敬，直到他死去。”同时陀思妥耶夫斯基指出：“我似乎觉得他的理智有点儿毛病。”（《1956—1958年版十卷集》，第3卷，页673）
当时对监狱的看守要求精力充沛，注意力集中，警惕性高。不仅犯人去干活时他要押送，犯人关在牢里时他也要留神注意他们。早晚点名检查人数，检查牢房的清洁与秩序，检查私自夹带进来的酒、烟草、纸牌及其他禁止的物品，注意犯人中间保持秩序与肃静，对犯人进行突击检查、突击搜查等等，诸如此类的事情使得看守长的职务极为繁重，责任十分重大。可是“海员们”特别乐意代军官们值勤，在监狱站岗，因为他们有机会在上司那里露面，同时可以减轻几分罪犯们的艰苦处境，他们的遭遇总是引起人们的同情。除去分配犯人在城堡及近郊干活之外，还安排若干犯人在监狱里面干活。后一种犯人归岗哨调度，乃至派他们到需要的地方去——或者到岗哨的哨所，或者到他们自己的牢房里去。逢到这种情况，“海员们”为了监狱里的活儿，总是能够把他们想留的犯人留下来。想把某个犯人留下来在监狱里干活，头天晚上先写条子给第二天早晨由他去替代的看守长，后者便会把所要求的犯人留在监狱里。陀思妥耶夫斯基及杜罗夫常常这样被留在监狱里干活，逢到老的看守换班，新的看守长把他们叫到哨所里，在看守长的房间里待上一阵，这时人家把白天的新闻告诉他们，把心肠慈善的人捐助的东西转交给他们，允许他们看看青年人带进来的书籍，看看彼得堡的亲属或伙伴们寄来的信。叫他们进来的时间往往正好是上级不会来巡查的那几个钟头里；不过为了防备万一，哨所里总是配备一名护卫兵随时押送他们去干活。特罗伊茨基医生在私下谈话时甚至将这种情况告诉管理犯人全部劳动的鲍里斯拉夫斯基将军与城堡司令德·格拉夫将军，他们只是笑笑，劝他转告青年们，还是小心谨慎为妙。
按一个“海员”的说法，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性格一般说来是不讨人喜欢的，他有一副狼落入陷阱似的神气；且不说那些犯人，他向来回避他们，不与他们有任何合乎人情的接触，就是那些对他的遭遇表示关切，想方设法尽可能要给他方便的人，他们的人道的态度，他也觉得受不了。他老是皱眉蹙额，脸色愁苦，远远避开众人，宁肯在闹哄哄、吵吵嚷嚷的牢房里独自待着，只是在必要的时候才跟一个什么人交谈，把话看得十分金贵。当他被“海员们”叫到长官的房间里，他对他们的态度更加拘束。他们请他坐下歇一歇，他常常拒绝，只是他们盛情难却，他才让步，勉勉强强地回答问题，但他几乎从来不让自己同他们作推心置腹的谈话，吐露自己的心事。任何表示同情的话他都半信半疑地听着，好像他怀疑在这种同情的话语后面隐藏着不良的动机。他甚至拒绝看青年人带进来的书籍，只有两三次，他对维坚斯基译的狄更斯的《大卫·科波菲尔》与《匹克威克外传》发生了兴趣，带到医院里去看完了。狄更斯是陀思妥耶夫斯基最喜爱的作家之一，给他以重大的影响。两人的题材相同：城市与最穷苦的市民阶层；两人所喜爱的主人公相同：受命运播弄的性格软弱的、不幸的被压迫者；对儿童有特殊的爱，对人的思想活动作深刻的心理上的议论；情节方面，都力求引人入胜。也可以说他有受狄更斯的直接影响的迹象：狄更斯的《董贝父子》之于他的《涅朵奇卡·涅兹万诺娃》，狄更斯的《老古玩店》之于《被侮辱与被损害的》及《罪与罚》等等。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心目中，狄更斯往往与莎士比亚、拜伦、瓦尔特·司各特、巴尔扎克、维克多·雨果及乔治·桑等人并列，他们都是不可超越的典范，都处在他的创作的源头，对他来说，他们永远是这样（例如1876年的《作家日记》中说到这些作家“在俄国他们始终‘最深刻、最亲切’地为人们所理解，所接受”，见《1926—1930年版全集》，第11卷，页309）。1868年1月1日及13日给索·亚·伊万诺娃*的信中，联系《白痴》的构思，谈到匹克威克，认为他是“肯定的、非常好的”，但又很可笑的人物典型。（《书信集》，第2卷，页71）《少年》中提到过《老古玩店》。（《1956—1958年版十卷集》，第8卷，页4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