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有被判刑的人当中最年轻的是卡什金，第十五届高等政法学校学生，刚从皇村高等政法学校毕业，出身于拥有大量领地的富裕贵族家庭，故而在此之前受过良好的家庭教育。卡什金具有相当浓厚的人道主义观点，是个极其讨人喜欢的青年人。他把解放农民作为自己毕生的主要理想之一。他忠于这一理想，和斯佩什涅夫一样，1861年以后当了第一届调停人。
格里戈利耶夫、毛姆贝利、李伏夫和巴尔姆都是近卫团的军官。
前三位以认真好学的精神著称。他们反复阅读了彼得拉舍夫斯基收集在“禁书图书馆”里的许多著作。彼得拉舍夫斯基想把这批书变成社会性的藏书，让大家可以借阅。有军官参加他的小组他甚为高兴，他把希望寄托在他们的宣传上，他们不是在低级官员中间作宣传（除了也是很有分寸的《士兵闲谈》的作者格里戈利耶夫之外，谁也没有想到这一点），他们在自己的同僚中进行宣传，这些人出身于俄国最优秀的贵族家庭。
第四个人近卫团军官巴尔姆，为人浅薄而心地善良，出于年轻人的兴趣而参加小组，没有任何既定的目的。
被判刑的人当中，除了彼得拉舍夫斯基之外，只有一个杜罗夫谢尔盖·费奥多罗维奇·杜罗夫是诗人、作家。所谓杜罗夫小组经常在他的寓所聚会，彼得拉舍夫斯基派分子中的左翼人士也经常去参加。（见本书页134注②）杜罗夫与陀思妥耶夫斯基向来不接近。服苦役时他们之间的关系是疏远的，但不是敌对的（正如马尔季扬诺夫所写的，见本书页187—188）。从苦役监狱释放回来，杜罗夫与陀思妥耶夫斯基一起住在克·伊·安年科夫家整整一个月。（见1855年9月18日给波·叶·安年科娃*的信，《书信集》，第1卷，页162）陀思妥耶夫斯基在1856年12月14日给乔·钦·瓦利哈诺夫的信中写道：“替我问候杜[罗］夫，祝他诸事顺遂。告诉他，我爱他，真诚地忠实于他。”（《书信集》，第1卷，页202）
*波林娜·叶果罗夫娜·安年科娃（1800—1876），十二月党人安年科夫的妻子。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算是革命者，也就是希望通过暴力的途径进行自由改革的人。然而彼得拉舍夫斯基与杜罗夫之间有着本质上的不同。彼得拉舍夫斯基按才能是个革命家，对他来说，革命不是达到任何既定结果的手段，而是目的；他喜欢宣传者的活动，他渴望为革命而革命。对于杜罗夫则相反，革命分明是一种手段，但不是达到既定目的的手段，而是摧毁现存制度的手段，是为了个人在新产生的制度中达到某种超群出众地位的手段。对他来说这一点尤其必要，因为他由于一连串的放荡行为在关于杜罗夫的传记札记里对这一点写得很含糊：“雅·伊·罗斯托夫采夫伯爵的一位亲戚，抛弃原来的熟人圈子，离开亲人，置身于年轻的生活浪漫的名士中间。”而和家庭及社会断绝了关系，唯有期待革命活动才能恢复名誉。他以成立（杜罗夫派分子的）特别小组来开始他的革命活动；该小组与彼得拉舍夫斯基的小组既分不开，又合不到一起。已经知道杜罗夫与陀思妥耶夫斯基蓦然间来到同一所“死屋”服苦役时，他们两人一致得出结论：他们的信仰与理想中丝毫没有共同的东西，他们之所以落到同一地方来坐牢是由于命里注定的差错。
与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组接近（我重复一遍：与小组接近，因为在当时情况下从来没有过正式组织起来的、纵然是秘密组织起来的社会团体）的人当中，有两个人没有被审查委员会列为犯人，那是因为他们恰巧在该委员会着手工作时死去。这两个人，一是瓦列里扬·尼古拉耶维奇·迈科夫，他非常积极地参加了彼得拉舍夫斯基所组织的基理洛夫那本词典的出版小组，工作很有才气，1847年夏天在水滨浴场中风死去。另一个是维萨里昂·格里戈利耶维奇·别林斯基（1848年春去世），在四十年代的所有小组中享有崇高的威望（他的那些书报检查机关未通过的文章在各小组里被人们如饥似渴地传诵，其中一人因散布别林斯基致果戈理的信而被判处死刑谢苗诺夫不可能不知道陀思妥耶夫斯基是因此而被“判刑”的，这里没有提到他的名字，未悉何故。）。其他经常来圈子里走动的人之所以逃过审查委员会的注意，是因为他们没有在会议上发表过任何讲话，而他们的学术性文章与文学作品没有带上太强烈的倾向或反对书报检查制的味道。也许米哈伊尔·叶甫格拉福维奇·萨尔蒂科夫除外，他幸亏在大逮捕开始之前受到书报检查机关的行政性的控告，1848年初春被按行政方式放逐到维亚特卡。1848年2月28日，萨尔蒂科夫因为在《祖国纪事》上发表的中篇小说《矛盾》与《莫名其妙的事》而被流放到维亚特卡。彼得拉舍夫斯基派分子案件的大逮捕开始于1849年4月22日。萨尔蒂科夫被人从第三厅拉到工作地点按问题逐项进行审讯。（见斯·马卡申的《萨尔蒂科夫谢德林》，第1卷，莫斯科，1951年，页277—298，319—332）
1849年4月底，我们中间便迅速传开一个消息，说彼得拉舍夫斯基以及许多经常去看望他的人已被捕，他们的寓所遭到搜查，他们被判处叛国罪。我们特别感到伤心的是斯佩什涅夫、陀思妥耶夫斯基、普列谢耶夫与卡什金的被捕，也为某些人如别克列米谢夫，还有弗拉基米尔·米留金的被捕难过，不过他们后来获释了。搜查米留金的住宅时找到一本秘密的笔记本，是查勃洛茨基杰谢托夫斯基按秘密指示调查了解俄国各地的地主对农奴的态度，呈交给国有财产部部长基萨列夫的一份报告。这本笔记本是第一份对俄国农奴制度的极其大胆的起诉书，在渴望解放农奴的小组中宣读以后产生了强烈的反响。米留金家的人当中，只有弗拉基米尔一个人经常参加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组的活动。他的兄弟们，即基萨列夫伯爵的亲侄子们担心在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组找到查勃洛茨基的笔记本会造成许多人被捕，更何况皇帝尼古拉一世还不知道这本笔记本，基萨列夫不敢呈给皇上，因为他发现自1848年起国内想要把农民从农奴制的依附地位解放出来的热潮已骤然冷却下来。米留金家的家庭会议上决定想尽一切办法把笔记本找回来，免得落到审查委员会的手中。这一任务委托给家属中办事最谨慎、最周到的德米特里·阿列克谢耶维奇（后来的伯爵与元帅）。米留金当时在总参谋部任上校，去找亚历山大·费奥多罗维奇·高黎曾公爵，高黎曾公爵很敬重基萨列夫伯爵，原任接受呈文委员会的御前大臣，被皇上亲自任命为审查委员会成员。幸亏亚历山大·费奥多罗维奇公爵酷爱搜集珍贵手稿。德·亚·米留金以最委婉的方式提出问题：在审查委员会的案件中公爵有否见到过查勃洛茨基的关于俄国各省农奴情况的笔记手稿，高黎曾公爵一句话也不答，只是把米留金请到自己的卧室，打开秘密的书橱，让他看放在书橱的一只抽屉里的手稿，上面批着：“余一人已阅。余在世一日，决不让此文流传出去。”
过了一个月，1849年12月，全体犯人由审判委员会最终审判，判决之严厉，使我震惊。他们全体一无例外地被判处死刑，1849年12月22日日期错误，应为12月29日。被押到谢苗诺夫练兵场的断头台上。
在我面前自然产生一个问题：说实话，四十年代经常参加我们的小组来活动的一些最极端的人，他们的罪行究竟是什么？他们与其他没有受审判、没有被判刑的人究竟有什么区别？
我如今栩栩如生地回想起我们借助欧洲语言的基本知识，怀着多么喜悦的心情，轻而易举地阅读外国著作，既有严肃的科学著作、哲学著作、历史著作、经济著作及法学著作，也有小说、散文及政论作品，当然，我们看的是原著，没有任何书报检查机关的荒谬绝伦的涂改和删节，尤其是那些严肃的科学著作，没有充分的理由书报检查机关是根本通不过的。我难以忘记的是来自我们中间的一些最有才华的作家多么愉快地在我们面前倾吐他们的积郁，向我们朗读他们的作品，也朗读我们最喜爱的其他同时代作家的作品，这些作品不是经过当时书报检查机关之手被弄得面目全非的样子，而是发自心底的歌声的原样。
我们之中许多人都喜欢热烈地谈论他们对出版物上的言论自由与理想的司法制度的向往，司法制度将使俄国从警察国家变为法治国家！倾听这样无拘无束的言论，我们为“旋风在空中自由地呼啸”而感到高兴，却不明白“它来自何处，飞向何方”。当然，在我们听到的这些谈话中有某种令人精神振奋的东西，我们都为那一刻所主宰。然而我们毕竟感觉到，对俄国来说，最伟大的事情可能是从农民解放中产生，我们期待着不是通过革命的途径，而是“奉沙皇之命”来实现农民的解放。
四十年代的人，在当时的自由主义的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组和其他小组里经常碰头的人，便是这样一种共同的思想情绪。被判处死刑的人，在愿望和倾向方面与其他人很少有差别。只有对彼得拉舍夫斯基一个人，可以指出他有几分像狂妄的鼓动家，在一切可能的情况下想方设法要唤起他所熟悉与不熟悉的人去反对政府。其他的人，在他那里碰头或者相互间来往的人，都没有组织过任何秘密团体，没有犯过任何罪行，不仅没有犯过，甚至连想也没有想到过，而且也没有追求过任何明确的反政府的目的，没有作过任何犯罪的宣传鼓动，根本也没有为自己的理想而互相来往过，像后来陀思妥耶夫斯基与杜罗夫关押在同一犯人连队时所表现的关系一样。
唯有一件事情，如果付诸实现的话可能被法院判刑，那就是打算在国外出版俄语杂志，不受书报检查机关的钳制，不必担心杂志在国内的流通，必定会自行渗透进来。但是这一意图并没有着手去实现，所以审查委员会对此一无所知。因此唯一的过错依然只是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组里的人对待禁书的随便态度，以及彼得拉舍夫斯基的晚会上闲谈时所采取的某种形式，其实也不过是在议论任何题目的时候推选一位主席，他摇铃让想说话的人发言而已，这种形式也只是最近几年才采用的。给我以惊人印象的是所有判处死刑的人几乎都是偶然地从小组中抓来的，说句良心话，从他们的行动上，甚至信仰上，我找不出任何犯罪的地方。显然，刑法法典中关于死刑的条款以及一般的关于政治犯罪的条款，定有什么不对头的地方。
《天山之行》第二卷摘录
在塞米巴拉金斯克，我没有什么事情要做，除了去拜访省长，因为总督曾经把我介绍给他。我对这个小县城及附近的郊区没有什么兴趣，因而我决定在这里只逗留一昼夜。这期间我受到省长、总参谋部的潘诺夫少将方面极其殷勤的接待。少将事先得知我要来，便派出副官来迎接我。副官是个出色的陆军军官，名叫杰姆青斯基，殷勤邀我去他那里暂住，因为当时的塞米巴拉金斯克还没有一家旅馆。不过最使我高兴的是杰姆青斯基精心安排的一次意外的会见：他在自己的寓所里，完全出乎我的意料地把身穿士兵军大衣的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陀思妥耶夫斯基，我的彼得堡的亲爱的朋友引来见我。我初次见到陀思妥耶夫斯基是在他的《死屋》出版后在彼得堡的一个友人处。这次见面是在1856年8月。陀思妥耶夫斯基迅速把他在流放期间所遭受的种种事情告诉我。同时他告诉我，他在塞米巴拉金斯克的处境很过得去，他认为这不仅多亏了他的顶头上司营长待他好，整个塞米巴拉金斯克的行政当局对他也不坏。不过省长认为把降职的普通军官当作朋友对他是不合适的，但他并不阻止他的副官跟陀思妥耶夫斯基保持几乎是友好的关系。应当指出，当时，在西伯利亚，上级对待已经获释的流放者或被监视者一般来说态度都是比较宽容的。潘诺夫将军家晚上的“常客”，玩惠斯特时做将军的老搭档的，是一位医生，他同时也照顾省长的衰弱多病的身体。亚历山大二世发表即位宣言时，潘诺夫正式接到通知，经他的推荐而晋升为五等文官的这位医生已被解除警察的监视，省长由此才初次知道他原来是受警察监视的人，因而省长对我开玩笑说，自从他受命当省长以来，不是医生受他的监视，而是相反，他受医生的监视。
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陀思妥耶夫斯基给了我一个希望，他跟我约好，在我回去时，他将到我在巴尔纳乌的冬季寓所来看望我，事前他会和我先通信联系的。
我在科帕尔只逗留了一天，告别了我亲爱的阿巴库莫夫，我那有趣的库尔德扎之行完全应该感谢他，经过驿道上三天马不停蹄的奔波，回到塞米巴拉金斯克谢苗诺夫在1856年11月1日回塞米巴拉金斯克。，依旧在好客的杰姆青斯基处落脚，这一次住了四五天，很愉快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一起度过这几天。
这时我才彻底弄清楚他的整个精神状态和物质生活状况。尽管他已经享有相对的自由，但是，要不是命运在他对玛丽娅·德米特里耶夫娜·伊萨耶娃的亲切关系中赐给他一线光明，让他在她的家里和交往的人们中找到每日的栖身之处和最温暖的同情的话，他的处境就会依旧是凄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