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戚之中，第二个我要说一说舅舅米哈伊尔·费奥多罗维奇·涅恰耶夫。他比我母亲小一岁，因此，大概是1801年或1802年生的。妈妈常说，她小时候和弟弟很要好。这种手足情谊一直保持到以后。每逢星期天他常常上我家来，因为平日工作忙，他在一家大呢绒店做掌柜，薪水丰厚。他来我家，对于我们小孩子也是一件乐事，多半总是举行一次小型的家庭音乐会。实际情况是我妈妈的吉他弹得相当好，米哈伊尔·费奥多罗维奇舅舅的吉他弹得更是优美动听，他有一只吉他长期放在我家。每星期天，吃完饭后，妈妈拿起吉他，舅舅也拿起吉他，开始演奏。起先照谱子弹奏一些正正经经的作品，随后弹些忧伤的旋律，临了演奏一些快乐的歌曲，而且舅舅有时也引吭高歌那真是快乐，十分快乐。爸爸待舅舅一向也是非常亲切，尽管对他有所不满，尤其是到后来，因为舅舅开始大吃大喝，酗酒过度，为这事爸爸似乎屡次责备过他！不过这都算不了什么，舅舅始终是我们的贵客！后来忽然出了一件尴尬事情，从那以后舅舅不再上我们家来了。这件事一部分是我亲眼目睹的，一部分详细情况是我长大后从我姨妈亚历山德拉·费奥多罗夫娜处听来的。事情是这样的：我家有个使女薇拉，前面我已提到过，她是个年轻姑娘，长得十分俊俏，米哈伊尔·费奥多罗维奇舅舅同她勾搭，她没有拒绝。妈妈早已察觉事情有点儿蹊跷，有一次终于亲眼看见他们在传递字条。妈妈从薇拉手里抢过字条，上面写着约会爸妈请舅舅到会客室里去，我留在大厅里。照姨妈的话来说，会客室里发生了下述情况：妈妈开始责怪弟弟，怪他竟在姐姐的家跟她的使女干丑事，等等等等。舅舅呢，很久都不分辩，只骂她蠢货。这话把父亲惹火了，打了舅舅，大概是打了他耳光。会客室的门开了，舅舅满脸通红，激动地从我家走了出去，从此再没有来过！这是1834年的事。父亲打舅舅当然是不对的，他应当知道，对他的妻子说粗话的，不是别人，是她的亲弟弟。可是事已至此，舅舅也就不再到我们家来了！使女薇拉自然于当天就结清工资，被我们辞退了。为了把舅舅的事情交代完，我在这里先说一说，在我母亲安葬以后，他常来我家参加亡魂祭，我看到舅舅时已是1838年，他两次或三次从我姨妈处乘车来到车尔马克寄宿中学，把我带回去过节。顺便说明一下，当时舅舅住在我姨父亚历山大·阿列克谢耶维奇处，占用了他们家楼上的一个房间。我偶尔到姨妈处去时也在这间房里过夜。纵酒伤身，舅舅爱喝酒的嗜好，不惟没有戒除，瘾头反而加重，因此，1838年至1839年间的圣诞节期间过早地去世了，当时我正好在姨父处过节。关于舅舅米哈伊尔·费奥多罗维奇·涅恰耶夫，陀思妥耶夫斯基在1840年1月28日写给亲戚库玛宁的信中写道：“舅舅之死使我流下真诚的眼泪以悼念他。父亲、母亲、舅舅均在两年内相继去世！”（《书信集》，第4卷，页243、447）显然，米哈伊尔舅舅不久之前死于“圣诞节期间”，但不是1838到1839年间，而是1839到1840年间的“圣诞节期间”。葬礼相当简朴，不过是从姨父家出殡的。
一个月两三次，寒伧的天主房街偶尔响起骑在前导马上的车夫的吆喝声：“让开！靠边！靠边！”于是，一辆双座的轻便马车，车后站着跟班，由四匹排成纵列的马拉着，驶进玛丽雅医院的清洁的院子里，停在我们寓所的台阶前，这是：（三）姨妈亚历山德拉·费奥多罗夫娜和外婆奥尔迦·雅科夫列夫娜来了。
姨妈亚历山德拉·费奥多罗夫娜·库玛宁娜是我妈妈的亲姐姐，生于1796年4月15日，只比我妈大四岁。1813年5月15日，她嫁给亚历山大·阿列克谢耶维奇·库玛宁，那年，她的母亲，即我的外婆瓦尔瓦拉·米哈伊洛夫娜·涅恰耶娃还在世。不过姨妈的婚礼过后没几天，1813年6月8日外婆便去世了。尽管我说姨妈只比我妈大四岁，可是我应当补充说明，我妈简直把她当作娘，而不是当作姐姐，我妈爱她，对她极其尊敬，我妈也善于使我们大家对姨妈产生这种崇敬爱戴的感情。亚历山德拉·费奥多罗夫娜姨妈是我家所有孩子的教母，无一例外。童年时，我不知不觉地爱过姨妈，后来我长大成人时，我崇拜这个人，她的真正伟大的来自实际生活的智慧使我惊讶，我尊敬她，爱她，像对自己的母亲！据柳鲍芙·费奥多罗夫娜·陀思妥耶夫斯卡娅认为，陀思妥耶夫斯基在《赌徒》中玩轮盘赌输掉一半家产的“莫斯科老奶奶身上”描写了亚·费·库玛宁娜。（《在女儿柳·陀思妥耶夫斯卡娅的描绘中的陀思妥耶夫斯基》，莫斯科彼得格勒，1922年，页21—22）据安·格·陀思妥耶夫斯卡娅的看法，《白痴》中“罗戈静老太婆身上”描写了亚·费·库玛宁娜。（列·彼·格罗斯曼，《陀思妥耶夫斯基研究》，国家出版社，莫斯科彼得格勒，1923年，页60）陀思妥耶夫斯基在1869年8月14日及26日给阿·尼·迈科夫的信中写到，姨妈神经不正常已有好几年了。（《书信集》，第2卷，页200）
五姨父亚历山大·阿列克谢耶维奇·库玛宁，是我亲姨妈亚历山德拉·费奥多罗夫娜的丈夫。我孩童时代年纪很幼小的时候就记得这个人。他不太漂亮，但讨人喜欢。他完全以亲戚身份经常来我家。可是后来他突然不来了！问题在于为了某一件无关紧要的事情，我父亲和姨父互相说了些尖刻挖苦的话，彻底断绝来往。据妈妈和姨妈说，起先他们过得十分和睦。我爸爸是库玛宁和涅恰耶夫两家的家庭医生，那时外公一家（涅恰耶夫家）已住在姨夫库玛宁家的楼上。姨父生过一场极其危险的病，到后来，除了我父亲，他什么人的意见都不听。爸爸把他的病治好了。库玛宁家的两兄弟，康斯坦丁·阿列克谢耶维奇和瓦伦丁·阿列克谢耶维奇（顺便说说，两人都是莫斯科城里的头面人物）和其他亲戚，因为看到亚历山大·阿列克谢耶维奇对当医生的连襟如此信赖，都很不以为然。可是爸爸把姨父的重病彻底治好以后，他在莫斯科商界的医业便大为兴旺，而且担任了库玛宁两兄弟的家庭医生。两连襟结下这样的感情，后来竟会彻底破裂！他们双方都过于高傲，爱面子，谁也不肯先主动表示和好！爸爸不再到他的连襟库玛宁家去治病，尽管他照旧还到他们的楼上涅恰耶夫家，即他的岳父家去治病。这样一直持续到1832年初，也就是外公费奥多尔·季莫费耶维奇临死之前。他已经快要死了，在病床前看到两个女婿，把他们的手拉在一起，请他们尊重他临死时的意愿：互相抛弃前隙，和好如初！两个女婿答应照丈人的意愿办，互相握手，亲吻。于是外公吐了口唾沫，命一个女儿用脚把这口唾沫蹭去，并说：“愿你们的小小不和，也像你们快要死去的父亲的唾沫一样蹭去，消失！”这时两个言归于好的姐妹失声痛哭。这一段事情我屡次听我母亲说起，也听我姨妈说过两连襟和好了，每逢规定的日子指正式规定的假日、休息日。也互相来往，然而他们之间昔日的友好情谊却已荡然无存。姨父开始经常上我们家来，不过总是上午来，这时我父亲往往在各处巡视病人（我们说他在“行医”）。姨父有时乘车来，有时步行来（大多步行来），坐在长沙发上，我妈问他：“姐夫，请您吃点儿什么？”他总是说：“叫他们给我点儿糖水吧，妹子！”于是给他端上一瓶水，一只玻璃杯和一只糖罐。他在玻璃杯里放三四块糖，倒进凉水，等糖溶化了，他就用小茶匙把杯子里的糖水喝光，一杯水够他喝上一小时或者一个半小时。他来看望时非常亲切地和我母亲聊天，坐上一两个钟头，他走了，直到下一回再来看望我们，通常是每月一次，有时候也不止一次。关于这位德高望重、各方面备受尊敬的人物，我在回忆录中还要一再提到他。现在我只说一点就暂时打住：亚历山大·阿列克谢耶维奇姨父对我们一家做了许多好事，我爸爸死后他收留了我们五个孤儿（两个哥哥已在彼得堡），是我们永世不忘的恩人，尤其是三个妹妹，她们出嫁时，他给她们置办了丰厚的嫁妆。
六叔公瓦西里·米哈伊洛维奇·卡杰尔尼茨基。关于瓦·米·卡杰尔尼茨基，过去听过他讲课的人（包括尼·伊·庇罗果夫）也写过一些很有趣的回忆录，见《家族纪事》，页84—87。
七他的妻子娜杰日达·安德烈耶夫娜·卡杰尔尼茨卡娅。
瓦西里·米哈伊洛维奇·卡杰尔尼茨基是我母亲的亲叔叔，他当过医生，莫斯科大学医学系教授，只是我不知道他讲授什么课。三十年代初，他就是年事已高的老头子，很受我父亲的尊敬，似乎也受到当时整个医学界的尊敬。在他命名日（1月1日）那天，往往是整个大学的教授和医学系学生都到“诺文斯克近郊”他那小小的木屋去向他祝贺。他每年五六次带着老伴上我们家来。他们总是在快要喝午后茶时来，而且总是带着跟班坐马车来，在我家闲聊两三个钟头才走。不过我们很喜欢叔公，他因为没有子女，也很喜欢我们。我父母也经常去看望他们，当然只是他们两人去。不过每年复活节，我们大的三个兄弟，在叔公预先约好的那天，必定去他家吃饭。父母亲很放心地让我们去，因为他们知道叔公待我们甚厚。吃过早中饭，下午一点多钟，叔公带我们上杂耍场去玩。复活节时的杂耍场，当时常常搭在“诺文斯克近郊”叔公家窗子的对面。把所有杂耍摊子兜一圈，让我们看各种丑角、小丑、大力士的表演以及其他各种游艺场上的彼得鲁什卡和喜剧演员的表演，叔公累了，带我们回家。我父母派来的马车已经等在那里，我们与叔公告别，乘车回家。我们心里充满了五光十色的印象，节后很长时间我们还模仿滑稽演员，演出按自己兴趣编的各种喜剧。陀思妥耶夫斯基后来对民间戏剧也产生了兴趣。比如，在1876年的各期《作家日记》（《画家俱乐部的枞树晚会》）中，对剧目发表了有趣的见解，可能道出了有彼得鲁什卡一角的民间戏剧的精髓：普尔契尼尔*“类似堂吉诃德，他不愿相信邪恶与欺骗，勃然大怒，见到不公正便冲上前去，而彼得鲁什卡像完全俄国化的桑丘·潘沙，不过民众的性格也已经完全俄国化了”。值得注意的是，按照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看法，凡是戏剧演出应当深切关注当前大众最注意的问题。（见《列宁格勒国立波克罗夫斯基师范学院教学笔记》，1940年，第2版，第4卷，页314—316）
*普尔契尼尔是意大利喜剧中人物；彼得鲁什卡是俄国民间木偶剧中主要人物。三十年代中期，叔公理应退休了，可是他很久还不能完全脱离大学，每天到大学图书馆去看书报，会见过去的同行教授们。大家当然很高兴接待老人。
我的童年生活和环境
现在我来描述我的童年时代。
从幼年时起，当我回想起我的童年生活，我的记忆里总出现下述家庭成员：父亲，母亲，大哥米沙，二哥费佳，姐姐瓦丽娅和我。几个大的孩子，所谓头一批孩子，以我为最小。虽然我下面还有妹妹薇罗奇卡，弟弟尼科里亚和妹妹萨莎，可是他们还十分幼小，无法参加我们做功课和游戏，他们好像单独过着孩子的生活。我们四个孩子当时经常待在一起，我们的兴趣、功课和游戏有许多共同的地方。我开始清楚地记事的时候是在三岁半（妹妹柳芭死于1828年7月，我已能很清楚记得）。当时米沙哥哥八岁，费佳哥哥七岁，瓦丽娅姐姐六岁不到。
在当时的孩子中间，瓦丽娅姐姐是唯一的女孩子，几乎经常待在妈妈身边，坐在会客室里，或是做功课，或是做什么女孩子的手工活儿。我们男孩子没有单独的房间，常常一起待在大厅里。我提到这情况是为了说明两个哥哥在进车尔马克寄宿中学之前，他们的整个童年生活是和我泡在一起的。他们的所有功课是当着我的面做的，所有谈话是当着我的面进行的；我在场，他们并不觉得拘束难堪，只是在少数情况下他们才把我支开，把我叫作他们的“小尾巴”。两个哥哥相差一岁，一块儿长大，极其友爱。这种手足深情一直保持到后来大哥去世。但是，尽管有这种情谊，他们的性格却完全不同。大哥米哈伊尔在童年时就不如二哥费佳那样活泼好动、精力充沛，讲话时也比较冷静。二哥费奥多尔正如我们父母所说，在各方面都表现得真正像一团火。
薇罗奇卡妹妹的出生奶妈和她们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