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束热情之歌，是没有说完的话，涅克拉索夫作诗一向如此，然而这是一个病人的何等痛苦的呻吟！我们的诗人身患重病，——他亲自对我说过，——他对自己的病况知道得一清二楚。但是我不相信这个健壮而又敏感的身躯。他痛苦不堪（他的肠道患某种溃疡，病症很难诊断），但是我不相信他拖不到春天。到了春天，他到温泉去，到国外去，换一换气候，快些去，他就会痊愈，我相信准是这样。人与人相处往往是很奇怪的，我们在我们的一生中难得见面，我们之间常常不了解，但是我们的生活中有过这样一件事，我永远不能忘怀。那就是我们生活中的第一次见面。前不久，我顺路去看望涅克拉索夫1877年1月陀思妥耶夫斯基到涅克拉索夫处去过。，他患着病，痛苦到极点，开口头一句话就提到我们初次相识那些日子。当时（三十年之前！）发生了一件事情，那么新鲜，生气勃勃，美好，故而永远保留在有关人士的心灵里。我们当时才二十出头。我住在彼得堡，从工程学校退学已经快一年陀思妥耶夫斯基1844年10月19日获准退学，但他的退学申请书在同年的8月中旬即已提出。，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退学，总是抱着十分模糊不定的目的退学的吧。那是1845年的5月。头年初冬我突然动手写我的第一部中篇小说《穷人》1844年9月30日陀思妥耶夫斯基写信给兄弟说：“我快要把一部和《欧也妮·葛朗台》篇幅相当的长篇小说写好了。相当独特的长篇小说。我已经誊好了，14日之前大致可以接到回音。我把它投给《祖国纪事》。”（《书信集》，第1卷，页73）这显然是《穷人》的第一稿。从后来的信中可以看出，1845年初小说已改好（第二稿），陀思妥耶夫斯基信中提到时已当它是卖掉的作品。我们从格里戈罗维奇的回忆录中同样也可找到旁证，说明《穷人》写作的主要工作在1844年。（见本书页85），在这之前我什么也没有写过。写完后，我不知道拿它怎么办，交给谁。文学界的友人，除了格里戈罗维奇，我一个也不认识。他当时除了写过一篇短文《彼得堡的街头乐师》刊登在一个文集里见本书页83注①。之外，也是什么都没有写过。那时他好像准备夏天到自己的村子里去，暂时在涅克拉索夫处住一阵子。他顺便路过来看我，说：“把稿子带来（他自己也还没有看过）。涅克拉索夫打算在明年之前出个集子当时涅克拉索夫在筹备出文集，名叫《彼得堡文集》，1846年1月出版。，我拿给他看看。”我带着稿子去了，匆匆见了涅克拉索夫一面，我们互相握握手。想到我带了自己的作品来，我感到难为情，赶紧离去，和涅克拉索夫几乎没有说过一句话。我很少想到作品会成功，这些人，如当时人们所说的“《祖国纪事》派”，我是害怕的。我兴致勃勃地看别林斯基的文章已经有好几年了，可是我觉得他这个人严厉，可怕，“他会嘲笑我的《穷人》！”——有时我不禁这样想。但有时候又这样想：我怀着激情，几乎含着眼泪写下的东西，“难道我握笔写作这个中篇时所体验到的一切，全是虚妄，是幻影，是不真实的感情？”
不过我这样想自然只是短短的一瞬间，狐疑不决的心情立即重又出现。交出稿子的当天晚上，我到住在远处的一个老同学家里去。我们整夜谈论和朗读《死魂灵》，读了几遍我也记不清。当时青年人往往如此，两三个人聚在一起，“诸位，咱们是不是念点儿什么，念果戈理吧！”于是他们坐下来就念了，说不定念个通宵。
那时青年人中间似乎传播着许许多多东西，似乎期待着什么。我回家时已是深夜四点钟，当时是明亮如同白昼的彼得堡的白夜。
正是晴朗、暖和的季节，我走进自己的寓所，没有去睡，却打开窗户，坐在窗前。突然门铃响了，使我极为惊讶，格里戈罗维奇和涅克拉索夫奔过来拥抱我，他们两人欣喜若狂，几乎要哭出来了。原来他们傍晚时很早就回家，拿了我的稿子试读：“读上十页就知道了。”可是读了十页，他们决定再读十页，后来他们欲罢不能，不停地读下去，读了一整夜，一个人读累了就轮流着大声朗读，一直到凌晨。后来格里戈罗维奇单独和我在一起时对我说：“他读到大学生死去，父亲跟着棺材奔跑的那个地方，我突然发觉涅克拉索夫的声音哽住了，一连哽咽了两次，他突然忍不住了，用手掌拍了一下稿纸说：‘唉，他呀！’他这是说的您，我们就这么念了一整夜。”等他们念完（七个印张！），异口同声地决定立即到我这里来：“睡觉算什么，我们喊醒他，这比睡觉要紧！”后来，等我仔细观察了涅克拉索夫的性格以后，我常常为这个时刻感到惊奇：他的性格是孤僻的，几乎是谨慎而多疑的，不大喜欢流露自己的心情。至少我觉得他始终是这样，因而我们初次会面那个时刻真正是最深沉的真情流露。那天夜里他们在我的寓所逗留了半小时，这半小时，天知道我们讲了多少话，急急忙忙，夹杂着惊叹，从三言两语中去了解对方。我们谈到诗歌，谈到真实，还谈到“当前形势”，自然，也谈到果戈理，引用《钦差大臣》，引用《死魂灵》中的话，但主要是谈别林斯基。“我今天就把您的中篇拿去给他看，您等着吧，——他这个人，他这个人多么好！等您认识他以后，您会知道，他的心眼有多么好！”涅克拉索夫双手摇着我的肩膀，非常兴奋地说。“嗯，现在您睡吧，睡吧，我们走了，明天上我们那儿去！”倒好像他们这样来过以后我还能睡得着似的！多么巨大的成功，多么令人高兴，最主要的是多么珍贵的感情，我清清楚楚记得：“有的人获得成功，大家跑去看他，赞扬啊，祝贺啊，可这两个人却是含着眼泪，在凌晨四点钟跑来把我喊醒，因为这比睡觉要紧唉，太妙了！”我想的是这个，哪里还有睡意！
涅克拉索夫当天便把稿子拿去给别林斯基看。他钦佩别林斯基，而且一生中最爱的也是他。当时涅克拉索夫还没有写出什么东西来，达到像他一年以后所写的那样的水平。据我所知，涅克拉索夫十六岁左右单枪匹马来到彼得堡，几乎也在十六岁开始写作。他如何与别林斯基相识，我知之不详，但别林斯基一开始便了解他，而且可能对他写诗的情绪有过极大的影响。尽管当时涅克拉索夫年纪还轻，他们之间年龄相差悬殊，但想必他们当时就有那样的时刻，说过那样的话，使他们一辈子互相影响，牢不可分地结合在一起。“新的果戈理出现了！”涅克拉索夫举着《穷人》走进他屋里，高声叫道。“您那里果戈理出得像蘑菇一样快！”别林斯基严厉地批驳他，但稿子还是收下了。傍晚，当涅克拉索夫再次去时，别林斯基“简直激动地”迎接他说：“带他来，快点带他来！”
于是（大概已经是第三天），他们带我去见别林斯基。我记得，乍一看见，他的外貌，他的鼻子，前额，使我颇为吃惊。我不知为什么，原先把“这位严厉的、可怕的评论家”完全想象成另一个模样。他极其自大而又矜持地接待我。“没什么，应该如此呗！”我心里想。但是过不了一会儿，一切都改观了：脸上不是自尊自大的神气，不是大评论家接见刚动笔写作的二十二岁青年作者的傲慢，而是——这么说吧——他有感触，尽快要向我倾吐，他有重要的话，急于要向我诉说，那俨乎其然的神色正表示他对这些感想和话语的重视。他目光炯炯、热情洋溢地说了起来：“您自己是否明白，”他按照习惯突然提高嗓音，把这句话对我说了好几遍，“您写了什么！”他要表达强烈的感情时总是提高嗓音。“您像画家一样，只凭直感，凭直感可以写作，但是，您向我们指出的那整个可怕的现实，您自己是否了解它的意义呢？您才二十二岁，说是已经了解了，那不可能。您写的那个不幸的小官员，他长期当差，把自己搞成这样，逆来顺受，连承认自己是个不幸的人都不敢，把小小的牢骚几乎都当作是自由思想，连得承认自己不幸的权利都不敢。当那个好人，他的将军把一百卢布给他时，他垮了，惊奇得不知所措，‘阁下’居然会体恤像他这样的人，是‘阁下’，不是大人，您把他表现得多么生动！至于那颗蹦落的纽扣，吻将军的手的一刹那，——那已不是对这位不幸者的同情，那是惶恐，万分的惶恐！他的惶恐就在于那次道谢之中！这是悲剧！您触及了事情的实质，一下子揭示了要害。我们，政论家和批评家，只是评论，我们竭力用语言去说明实质，而您是艺术家，只用线条，一下子就用形象揭示出本质，让人可以用手去触摸得到，让最懵懂的读者茅塞顿开！这就是艺术的奥秘，这就是艺术的真谛！这就是艺术家的为真理服务！真实启示了您，真实昭示了作为艺术家的您，真理作为一种才能为你所掌握，珍惜您的才能吧，始终做个诚实的人吧，您将成为一个伟大的作家！”
他当时对我讲的就是这些话。后来他对其他许多人讲到我时说的也是这些话，这些人如今还活着，可以作证。我心里如陶醉一般从他那里出来。我在他家的屋角里停下，望望天空，望望明亮的白天，过往的行人以及一切，我全身心地感觉到，我生活中的重大时刻来临了，永久性的变化发生了，崭新的情况开始了，那是即令我的天花乱坠的幻想都不曾遐想过的情况（那时候我是个不得了的幻想家）。“难道我真的这么伟大？”我处于战战兢兢的兴奋中，惭愧地暗自想道。啊，不许想到自己伟大不伟大，后来我永远也没有想过，但当时——能忍得住不想吗！“啊，以后我要使自己无愧于这些赞扬，这些人多么好，多么好！这些人原来在这里！我要受之无愧，我要努力做个像他们那样的优秀人物，我要始终‘诚实’！唉，我是多么轻率，万一要是别林斯基知道了我的头脑里是些什么不体面的、恶劣的东西！可人家还说这些文学家骄傲，自高自大呢！不过，这种人只有俄国才有，他们是同样的人，有同样的真理，而真理、善和真实总会战胜邪恶与陋习，我们必将胜利！啊，去接近他们，和他们在一起！”
我一直想着这一切，历历如绘地想起那个时刻。以后我永远也难以忘怀。那是我一生中最美好的时刻。我在服苦役时，回想起这一时刻，增强了勇气。现在我每次回想起来还心情激动。三十年以后的此刻，我又回想起这一时刻，不久以前坐在涅克拉索夫的病床边时，似乎又经历了一次当时的情景。我没有向他细说，我只提到，当时我们的那些时刻是什么，我看到他自己也就回想起来了。我并且知道他回想起了什么。我服苦役回来，他指着他书中的一首诗给我看。“这是我那时候写的一首关于您的诗，”他对我说。指《不幸者》这首诗。然而我们天各一方地过了一辈子。他缠绵病榻，想起如今已经作古的友人：正当盛年，他们的预言之歌犹未唱完，便成为邪恶和背信弃义的牺牲品而倒下，
他们的遗像
从墙上责备地望着我。陀思妥耶夫斯基引用的是《我即将成为腐朽之物》一诗的最后四行。
这里，使人难堪的是责备地这个词儿。我们依旧是“诚实的”
吗，依旧是吗？让每个人凭自己的良心去判断去决定吧。不过你们自己念一念这痛苦之歌吧，让我们心爱的热情的诗人复活吧！一位热衷于忍受苦难的诗人！
题解：
身患不治之症的涅克拉索夫的来访使陀思妥耶夫斯基想起他的青年时代最有意义的一段时期，于是在1877年1月的《作家日记》中出现陀思妥耶夫斯基所回想起来的这一插曲，主要的是非常确切地叙述了与他的文学处女作有关的事情的表面过程以及思想内容，这些思想因《穷人》而为别林斯基所发挥，起先是在与作者的谈话中，后来又在刊物上。
别林斯基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生活和创作起过特殊的作用，别林斯基使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信仰转而倾向社会主义，这一“转变”在他们当面结识之前，通过别林斯基的文章就开始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兴致勃勃地看别林斯基的文章已经有好几年了”。他照着别林斯基的意见学着去了解果戈理，领会自然派的实质，评价四十年代的文学现象。这个时期陀思妥耶夫斯基所形成的审美标准，在他后期的创作中实质上依旧未改变。陀思妥耶夫斯基越是紧跟别林斯基，越是伤心；从《两重人格》开始，别林斯基对他越来越冷淡，《女房东》发表后，对他大失所望了。和别林斯基的分歧主要是在文学问题上，在他去服苦役之前，他始终信仰别林斯基的思想。从西伯利亚回来，他仍旧是别林斯基的热烈崇拜者。这从他的《——波夫君与艺术问题》一文中与克拉耶夫斯基的论战可以看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