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回，我在自己的学习室里对着“伤脑筋”的算术题——龟兔问题苦恼得不得了，——我那时十四五岁，忽然冒出个巧妙的主意：我到妈妈那里去，海军学院的数学教师高林科来了，他可以帮帮我的忙。妈妈那里，除了高林科之外还有几个人，像往常那样，大家都热心地追逐起我的兔子来。忽然费·米·陀思妥耶夫斯基进来了。“什么事情？”他也思索着各种不同的解法，不过他一定要让乌龟比兔子先到。“乌龟很可怜，它没罪，是上帝创造它这个样子的。它竭尽全力，这一点比兔子好；兔子一蹦一跳赶上它！”
过了几天，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又上我们家来了，原来是因为有事情。妈妈在家的时候，晚间常有五六个position sociale法语：社会地位。——原注、外表和信仰极不相同的人到我们家来“消磨时间”。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坐在妈妈的小客厅里，她亲自从bouillotte法语：茶炊。——原注给我们斟茶，这茶炊是穿燕尾服的听差端进来放在一只可移动的小桌子上的。因为“银”茶炊，因为仆人穿“燕尾服”，客人们被弄得不好意思或者愤愤然，便常常议论起来。不过在我提到的这一次，说话的是从前在军事法庭供职的某个亚历山大·亚历山大罗维奇·纳夫罗茨基，他是通俗歌剧《悬崖》亚·亚·纳夫罗茨基（1839—1914）作了一首自由体长诗《斯捷潘·拉辛的悬崖》，后由作者自己谱了曲子。的作者，当时的大学生很热心地排练过该剧，他还作了许多长诗和小诗。那天晚上他谈的话题是关于宇宙的灵魂，宇宙的理智，他说，此时此刻这一切都集中在我们的行星上，不过我们这颗行星很快就要冷寂，像月亮一样，如此等等。我站在我挪给陀思妥耶夫斯基坐的安乐椅后面，听到这话我自然愣住了。说到后来他几乎只对着陀思妥耶夫斯基一个人了。陀思妥耶夫斯基不作声，后来忽然像捞稻草似的回过头来对着我说：“玛涅奇卡，乌龟爬到了吧，您怎么看法呢？”说着又同样突然地转脸向着妈妈，开始讲起他到这里来的动机。要搭救某一个人我记得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出席妈妈举办的一个大型慈善音乐会。大厅里面已经很热，他走出大厅，在一个角落里坐下，但立即被青年们所包围，尽管他并不愿意人家去“访问”他——当时还没有访问这个词儿——，他很少提到重大的话题，再说他常常疲劳得要命。不过我记得他和妈妈的争吵。他们两人都极其不善于争吵，两人都火冒三丈，互相不听对方说话，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的男高音竟升到塔姆贝尔里克塔姆贝尔里克（1820—1889），意大利男高音歌手。的高度。妈妈特别和他争论得多的是他的“东正教的上帝”（当时陀思妥耶夫斯基正在出版他的《作家日记》）。有一次在热烈争论中，妈妈对他说：“好吧，我祝贺您，您跟您那‘东正教的上帝’一起去待着吧！很好嘛！”听到这种“妇道人家的理由”——如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所说，——他忽然和善地大声笑了起来：“呀！安娜·巴甫洛夫娜！咱们也动肝火啦，像小青年一样！”
妈妈托我做什么事情的时候，我很喜欢拼命飞奔穿过门对门的一排直通房间，然后一拐弯奔进我们公家宿舍的那间半暗不明的前厅。有一次我就这样飞一般地奔跑，那时我已十六岁，中学已经毕业，在门口跟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撞了个满怀。我很窘，连声向他道歉，但我忽然明白道歉是不必要的。他站在我面前，脸色苍白，揩去额头上的汗水，重重地喘着粗气，迅速沿着楼梯走来：“您妈妈在家？哦，谢天谢地！”说着，捧住我的头，在脑门上吻了我一下，“哦，谢天谢地！刚才人家对我说是你们母女俩被捕了！”这事发生在我们去威斯巴登之前不久。从那里回来，我和父亲正好遇上他的葬礼，妈妈没遇上：她还没有能够回来1879年秋天费洛索福娃被逐出俄国。亚历山大二世对她的丈夫说：“看在您的分上，放逐她到国外去，不把她放逐到维亚特卡去了。”（阿·弗·端尔科娃，《安娜·巴甫洛夫娜·费洛索福娃和她的时代》，页334）1882年2月她回俄国，已经是陀思妥耶夫斯基死后了。
《日记》选亚·谢·苏沃林
姆洛杰茨基行刺洛利斯梅里科夫1880年2月20日伊·奥·姆洛杰茨基*向米·塔·洛利斯梅里科夫开枪。梅里科夫在冬宫爆炸案后刚被任命为重新设立的“维护国家秩序与社会安全最高委员会”特别全权首席长官。2月21日军事法庭判处姆洛杰茨基死刑，22日执行。大家知道，姆洛杰茨基判刑时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场。（《俄国旧事》，1923年，第3期，页103）
*伊·奥·姆洛杰茨基（1855—1880），民意党人。
那天，我在费·米·陀思妥耶夫斯基处。
他住的是一套寒伧的小房间。我见到他时他正坐在会客室里的一张小圆桌旁装纸烟。他的脸色像个刚从澡堂子出来，刚从他洗蒸气浴的团部归来的人。脸上似乎还有汗渍。我大概情不自禁地流露了惊讶的神色，因为他瞥了我一眼，问了好，说道：“我刚发过癫痫。我很愉快，十分愉快。”
说着他继续装纸烟。
关于行刺的事他和我都还不知道。但是谈话迅速转到一般的政治罪行上，尤其是冬宫的爆炸案指1880年2月5日斯切潘·哈尔都林谋杀沙皇。上。议论这一事件时，陀思妥耶夫斯基谈到社会对这种罪行采取奇怪的态度。社会似乎同情它，或者说得比较接近于真实情况些，社会似乎不清楚该如何看待它。
“您看，”他说，“我和您站在达齐阿罗商店的橱窗旁边观看图画。我们身边站着一个人，他假装在看图画。其实他在等待什么，一直朝四下里张望。另外一个人忽然匆匆向他走来，说：‘冬宫马上要被炸了。我按了机器。’这话我们听到了。您想想，我们听到了这话，这些人是那么激动，当时的情景和他们的嗓音不相称。我跟您怎么办呢？我们到冬宫去报告快要爆炸的消息？或者到警察局去找警察，让他们逮捕这些人？您会去吗？”
“不，不会去的”
“我也不会去。为什么？因为这很糟糕。这简直是犯罪。我们也许会去报警。您来之前，我一边装纸烟，一边就在想这事情。我把所有可能促使我这样做的理由逐一想了想。理由是充足的，可靠的。随后我又把不让我这么做的理由考虑了一番。这些理由真是微不足道的。说得干脆些，是怕担个告密者的名声。我想象，我怎样去到那里，人家怎样打量我，怎样询问我，当面对质，也许会提出要给予奖励，要不就是他们怀疑我是同谋犯。报上刊登出来：陀思妥耶夫斯基指认罪犯。这难道是我的事情？这是警察的事情。他们是受命管这种事情的，靠干这种差使领薪水的。自由主义者们不会原谅我。他们会折磨我，搞得我走投无路。难道这正常吗？我们这里什么都不正常，所以什么事情都发生，谁也不知道他该怎么行动，不仅在最困难的情况下不知道，就是最普通的情况下也不知道。这种情况我可以写很多东西。对于社会，对于政府，我可以说说许多好的和坏的东西，但这是行不通的。我们这里最重要的东西是不能说的。”
就这个话题他谈了很久，说得很兴奋。就在这时候他说，他要写一部长篇小说，主人公叫阿辽沙·卡拉马佐夫。他打算让他进一进修道院，再成为革命者。他会犯下政治性罪行。他会被处死。他会寻找真理，在寻找中，他自然会成为一个革命者陀思妥耶夫斯基打算再写一部关于卡拉马佐夫兄弟的长篇小说，描写七十至八十年代阿辽沙在国外的生活。
题解：
亚历克赛·谢尔盖耶维奇·苏沃林（1834—1912），新闻记者，反动的《新时代》报发行人，用列宁的话来说，经历了从自由主义，甚至可说是民主主义（六十年代）到无耻吹捧资产阶级（从七十年代末至八十年代初），到“每逢当权派实行任何政治变革都要献番殷勤的堕落之路”。（《列宁全集》，中文版，第18卷，页265）不过，苏沃林在向沙皇俄国统治者摇尾乞怜的同时，也清醒地看到他们的实质。他聪明，乖巧，深知各种不同事件的内幕，在原来根本不准备供发表的《日记》中，他好像在“倾吐心头的积愫”，对十九世纪末至二十世纪初资产阶级独裁的俄国的腐朽和腐败作了相当准确、鲜明的描绘。
苏沃林虽然多次写过论述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文章，但《日记》中关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篇页他从来没有发表过。这些记叙和官方制造的说作家是忠于君王的传说大相径庭，苏沃林也参与了这一传说的炮制。日记表明陀思妥耶夫斯基对革命者、对民意党人的恐怖行动的态度是复杂的、矛盾的。作家谴责他们，然而在很大程度上他理解他们的反抗是“必然”的，对于许多优秀人物——“寻求真理的人们”来说，他们的道路是合乎规律的，他懂得周围的现实是不正常的，为“被侮辱与被损害的”苦难而进行报复是公正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对薇拉·查苏利奇案件的批评也证明了他对民意党人所抱的矛盾态度。（格·康·格拉多夫斯基，《结论》，基辅，1908年，页16—18；斯·弗·利勃罗维奇，《在书籍的岗位上》，彼得格勒莫斯科，1916年，页40—4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