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两三个伙伴顺着石头围墙的墙脊总算挤到了墓地跟前。我站在围墙的铁皮尖顶上，手扶着一棵什么树的枝桠，听了所有的发言。陀思妥耶夫斯基说话声音轻轻的，可是很有表现力，诚挚动人。他的演说后来在报刊上引起了许多议论。报刊上热烈地评述的不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演说，而是他在1877年十二月号《作家日记》上发表的关于涅克拉索夫的意见（例如，见《行动》1878年第6期上“文学琐议”栏的一些文章，《祖国纪事》1878年第3、4期及其他各期上“国内概述”一栏）。当他把涅克拉索夫的名字摆在普希金和莱蒙托夫之后的时候，出席者中有个人觉得这是小看了涅克拉索夫。普列汉诺夫也在涅克拉索夫的葬礼上发过言，据他证明，七十年代的革命者们，“土地与意志”社的成员们觉得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话“不公正得令人愤慨”。“他比普希金高！”我们一齐大声喊叫起来。（普列汉诺夫，《文学与美学》，国家文学书籍出版社，莫斯科，1958年，第2卷，页208）
“他比他们高，”不知是谁喊道，有两三个人的嗓音支持他：“对，比他们高他们只是些拜伦式的诗人。”
斯卡比切夫斯基在《市场新闻》上有点儿简单化地直捅捅地称“成千上万的青年的声音宣布涅克拉索夫占首位”指斯卡比切夫斯基在述评《当今文学管见》一文中所发表的意见：青年人认为涅克拉索夫比普希金与莱蒙托夫高是对的。（《市场新闻》，1878年，第6期）斯卡比切夫斯基在《市场新闻》第27期上的述评中继续就这个问题与陀思妥耶夫斯基争论…对此，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作家日记》上作了答复。可是后来我重读《日记》上这一场论战时，我没有读到比这场谁占首位之争对我和许多我的同年人产生更强烈的影响的那个地方，可当时有许多人根本就没有注意谁占首位的问题。正好是在这个地方，陀思妥耶夫斯基以他的动人的、预言家的声音——我当时觉得——称涅克拉索夫是“老爷”中最后一位伟大的诗人。时间会来的，时间已经临近，人民中会产生新的诗人的，和普希金、莱蒙托夫、涅克拉索夫同样伟大的新诗人。
“对，对，”我们兴奋地向着陀思妥耶夫斯基喊叫，这当儿我险些从围墙上摔下来。
是的，我们觉得这种提法是那样令人高兴，那样亲切。现今的整个文化的趋向是错误的。有时候文化极其发达，然而文化的代表人物现在却是片面而狭窄的，只有随同民众的到来才会无与伦比地变得更加丰富，从而也就更加高明。
陀思妥耶夫斯基与异常兴奋的听众在许多重大的意见上自然是极其相左的。后来他谈到这事，说民众只承认尊重他们所尊重的东西的诗人才是自己的诗人，这自然就是指君主专制制度和官方教会。不过这已经是注解性的说明了。后来我很久都在回想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话，当它是深刻的社会变革临近的预言，是人民登上历史舞台的独特的预言。
这几年，我连昔日想当作家的理想也幻灭了。如果连普希金们、莱蒙托夫们、涅克拉索夫们都仅仅标志着那条快要消失的古道上的一座座巨大的灯塔，那么作家是否真的值得一做呢？我从来不想做否定普希金的文抄公，我记得涅克拉索夫作为诗人比普希金和莱蒙托夫要低得多，不过时间会来到的，时间似乎很近了，那时将会出现“新的天空和新的大地”别林斯基和柯罗连科一样，都用这种说法来表示未来的幸福社会的象征。（《通史教程，弗利特里赫·劳伦茨的著作》一文。——《别林斯基》，第6卷，页96），将会出现另外的普希金们和另外的涅克拉索夫们。我们这一代人面临的任务是促使这个时代快点到来，而不是去重复旧文化的片面性，旧文化是在不公正和奴隶制的基础上达到其灿烂的、然而片面的繁荣昌盛的。
有一次我写到，我从青年时代起就有个用语言来表达自己的感想的习惯，寻找表达感想的最佳形式，找不到就心里不安。在我一生的这个时期，这习惯如果还没有失去的话，那也已经淡化了。应当为未来的变革铺平道路，这一想法成了基本的、主导的思想，独特的背景，我正是在这一背景上看待事物和感受事物的。
题解：
弗拉基米尔·迦拉克季奥诺维奇·柯罗连科（1853—1921）的回忆录部分地反映出涅克拉索夫与陀思妥耶夫斯基之间的关系的复杂性，涅克拉索夫是诗人和时代的思想与情绪的表达者，是那些有时候和他交往异常密切，有时候又跟他疏远得被人家当作仇敌的人当中的一个。由于《穷人》他们开始接近，据陀思妥耶夫斯基证实，这种关系总共持续了几个月，在他们极少见面的情况下，他们之间建立起基本的、深挚亲密、终生不渝的关系，尽管他们信仰不同，偶尔却也容许他们互相说些“古怪的”事情，这一基本关系“似乎不想也不可能断绝似的”。（1877年《作家日记》）
陀思妥耶夫斯基始终认为涅克拉索夫是个大诗人，一位带着新鲜的语言来到文坛的诗人，在写作《群魔》时期，陀思妥耶夫斯基寻找理由，比较恶毒地贬损他，说他好像是“一般的人”，俄国的“gentillhom mea”法语：可爱的男人。，“穿制服的自由主义者”。但是到1877年，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心里又充满了怀恋，有时候对四十年代的“老人”又怀着忧伤和感动，他的情绪又转了过来，他为了评价涅克拉索夫的诗作而寻找特别深刻有力又动人的语言。
柯罗连科以及当时他所接近的进步的民粹派青年，都认为陀思妥耶夫斯基在涅克拉索夫墓前的演说是他相信人民，认识到社会的不安宁，了解“深刻的社会大变革业已临近”的证据。这一点是很突出的。
这里的回忆录是《我的同时代人的故事》中的一章，按1954年莫斯科版《柯罗连科十卷集》第6卷页197—200刊载。
《日记》选叶·安·施塔肯施奈德
1880年
10月10日星期五
日间陀思妥耶夫斯基来；他们是7号到的。1880年10月初，陀思妥耶夫斯基从旧鲁萨回彼得堡，他的家属常在旧鲁萨过夏天及初秋。他还一直咳嗽很厉害，不过大体上气色好些了；他对妈妈和奥莉娅奥莉娅是施塔肯施奈德的妹妹，嫁给爱斯涅尔。很亲切。他说他从《卡拉马佐夫兄弟》中摆脱出来已有一星期了，真想休息一下，可是一大堆来信未复使他安不下心来。信有三十封。
“没什么，”我安慰他，“您只要想想接到您的信的人那份高兴就行了；他们会拿着复信奔走相告，夸耀不已的。”
“您总是想出些意料不到的话来安慰人家，”他反驳我说，“难道我会去答复他们！难道有可能答复他们！比如：‘给我解释解释吧，我这是怎么啦？这您是可以也应当做到的，因为您是精神病学家，而且您又富有同情心’用信怎么回答呀，况且还是给陌生的女人复信？这事情不该写一封信，应当写一篇完整的文章。我干脆就发表一篇文章吧，因为我无法回复那么多的来信。”指陀思妥耶夫斯基1877年十二月号《作家日记》上的《致读者》一文，文中特别说到：“来信的人有许许多多，我无法答复他们的问题，对他们感兴趣的那么重要、那么实际的话题，在信中无法回答。这种事情需要写文章，甚至写整整几本书，而不是写信。”（《1926—1930年版全集》，第12卷，页363—364）
“从前您写过回信吗？”
“写过，那时候我蠢呀，再说来信也没有那么多。”
他对我说了恭维的话，对自己的敏捷和随机应变很是得意。顺着我们家的楼梯上楼时，他气喘得厉害。
“您觉得吃力吧？”我问。
“吃力确实有点吃力，”他回答，“像进天堂那么吃力，不过后来等你进天堂那就舒服了；我在你们家里也是这样。”
说着这些话，他十分高兴了。他说，我们都是上流社会风度的人士，可波隆斯基却怕让我们和屠格涅夫待在一个房间里！关于陀思妥耶夫斯基与屠格涅夫的关系见本书页331—332，412—413。他避开我们，到苏·安·托尔斯泰娅伯爵夫人处去用餐10月15日星期三昨天是我们的星期二。客人们逗留到三点钟。往常是不在我家逗留到三点钟的，昨天有点儿特别，不唱歌而进行了朗诵，谁也没有注意时间是怎么过去的。朗诵的有：陀思妥耶夫斯基，玛莎·布新玛莎·布新是施塔肯施奈德的女友。，扎古梁耶夫扎古梁耶夫（1834—1900），记者，《祖国纪事》、《声音》等刊物的撰稿人。，斯卢切夫斯基以及阿韦尔基耶夫；唐杜科娃公爵夫人在她的妹妹梁陀娃的伴奏下唱了歌，梁陀娃还是第一次上我们家陀思妥耶夫斯基令人惊叹地朗诵了《先知》。所有的人都受到震动，只有阿韦尔基耶夫夫妇除外；不过，狂妄的人是不作数的。现在他们突然心血来潮，一直谩骂陀思妥耶夫斯基。见陀思妥耶夫斯基在1880年5月28—29日给安·格·陀思妥耶夫斯卡娅的信中对阿韦尔基耶夫的气愤的评语。随后他朗诵了《为遥远的祖国的海岸》、他喜爱的《小熊》，还朗诵了选自但丁和班扬的作品。陀思妥耶夫斯基在施塔肯施奈德处朗诵的所有作品都跟普希金的纪念会有联系。1880年6月8日，陀思妥耶夫斯基在莫斯科的普希金的纪念会上朗诵了《先知》及《小熊》。同年10月19日及26日，他在彼得堡为文学基金会募捐朗诵了《先知》。选自但丁的作品——显然是指普希金模仿但丁的作品（《我们走远了——恐惧笼罩了我》），选自班扬的作品指普希金的诗《朝圣者》，是用约翰·班扬《天路历程》一书中的题材写成的。
真是个奇怪的、敏感的老头子！他本人整个儿就是一个迷人的故事，其中有奇迹、意想不到的转折与变化，有庞大的妖怪和小东西。
有时候他没精打采地坐着，气呼呼的，为了什么无谓小事在生气。就这么着，他会突然打断人家的话头，连什么借口或事由儿都不找一个，主要是他打不定主意，因为他对客厅还是感到敬畏的。人家不愿意承认这一点，然而这是事实，他对客厅抱着敬畏的感觉，他在客厅里觉得很不自在。这时他坐着，神情严肃起来，好像在考虑伤脑筋的事情，或者内心在斗争。他的头低低垂下，眼睛更加凹陷，下嘴唇不知是耷拉着，还是仅仅和上唇分开，撇着。这时他自己不说话，回答人家的话也断断续续。在这种时候，倘若他能使自己的答话或意见中带上哪怕一丝狡猾的话，那么一瞬间，就像他身上的魔法给收去了似的，他会微微一笑，说起话来，似乎一切都过去了，否则他可能整个晚上愁眉苦脸，就这样离去。谁知道他，其实他是非常善良的，真正善良的人，尽管他阴狠，可能恶劣的心绪发泄出来，但他以后却会懊悔，愿意用亲切的情意去补救。比如昨天，不知什么事情使他厌烦了，刚进来，立即就缩成一团，板着面孔。上茶了，我悄悄对杜娜说，给他一把安乐椅；他坐在靠背椅上，缩着身子，显得特别可怜。普申听见我的话，赶紧主动照我的意愿去做。陀思妥耶夫斯基尽管向他点点头，眨眨眼睛，人却没有坐过去，只是把一杯茶放在柔软的天鹅绒的安乐椅上。他问：“这是摆玻璃杯用的吗？”我说：“不，不是放茶杯用的，是伊万·尼古拉耶维奇为您放在这里的。”这一回，他为这区区小事感到高兴了，似乎立即清醒了过来，笑着向普申道谢，开始说起尼·雅·达尼列夫斯基的新书达尼列夫斯基的《达尔文主义》一书（两卷集，1885年、1889年圣彼得堡版）目的是反对达尔文主义、唯物主义与无神论的。（尚未出版）来，达尼列夫斯基在书中论证万物都有意识的天赋，不仅仅人有，连得牲口甚至植物也有。
比如，松树也说：“我存在！”可是松树不能像我们人一样经常说这话，每时每刻说这话，只能一个世纪内，一百年说一次。陀思妥耶夫斯基说：“意识到自己的存在，能够说：我存在！——这是伟大的能力，至于说：无我，为别人而自行消亡，拥有这个权力，也许还要高尚些。”
这时，从某个时候以来不知为什么对陀思妥耶夫斯基像是非常看不顺眼的阿韦尔基耶夫，猛地离开座位，说道：“这当然是一种伟大的能力，但这种能力是没有的，谁的身上也没有的，只有一个人有，不过这个人就是上帝。”陀思妥耶夫斯基开始反驳他，扎古梁耶夫也驳斥他。但是阿韦尔基耶夫谁的话也不听，哑着嗓子继续讲，说是除了基督，谁也不会为了别人而自行消亡。而基督这样做是没有痛苦的，因为他是神。这时玛莎·布新来了，打断了谈话，可是阿韦尔基耶夫一个人继续嗓子嘶哑地说他自己的。
然而这样子可叫人讨厌了。阿韦尔基耶夫不让任何人说话，可是他的话又没有一个人要听。他的妻子发现这一情况，忽然自告奋勇要去说服陀思妥耶夫斯基朗诵些什么。阿韦尔基耶娃本人有时候不知分寸，哇里哇啦，挺厉害的，对于许多人她简直是个难以忍受的可笑人物。不过她是个极漂亮的女人，对丈夫而言，她是个难得的妻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