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切当然都是理想！您相信吗，比如，我还没来得及把《日记》的形式搞清楚，我也不知道，将来什么时候我是否能办妥此事，以致比如《日记》哪怕续载两年，到头来依旧还是一部不成功的作品。比如当我坐下写作时，我有十至十五个题目可写（不会少于此数）。但是几个我最喜爱的题目却不得不搁在一边，因为那要占很多篇幅，耗费很多精力（比如克罗涅别尔格案件），搞得刊物上文章寥寥无几，很单调，于刊物不利；结果你写的不是你想写的东西。另一方面，我过于天真地以为这将是真正的《日记》。真正的《日记》几乎是不可能的，仅仅是做给公众看的。我发现一些事实，得到许多印象，这些印象我常常很感兴趣，——但是其他的怎么写？有时候简直不可能。比如：已经有三个月了，我接到各地的许多来信，具名的和匿名的，都是赞扬的信。有些信写得十分有趣，别致，并且是现今可能存在的所有各派的来信。由于这些可能存在的各派，汇合成对我的一致的欢迎，我本想写一篇文章，写一写这些未具名的信给我的印象，还有一个使我比什么都感兴趣的想法：“我们的一致性在哪里？我们各种不同的派别有可能会合在一起的联结点在哪里？”但是，正在构思文章的时候，我突然领悟到，这篇完全真情实感的文章无论如何不能写。然而写文章而没有真情实感的话，——那还值得写吗？连热烈的感情也不会有前天早晨，有两个姑娘突然走进我家，两人都二十来岁，她们进来说：“我们从大斋戒期起就想和您认识。大家都取笑我们，说是您不会接待我们的，即使接见也什么话都不会跟我们说的。但是我们决定试试看，所以就来了。我们是某某女士和某某女士。”先是我妻子接见她们，后来我出去。她们说她俩是医学院的大学生，她们那里女的已经有将近五百个，她们进医学院，“接受高等教育，以便将来有好处”。这种类型的新式姑娘我没有遇到过（老的女虚无主义者我认识很多，都是亲自认识的，仔细研究过她们）。您相信吗，我度过的时光，难得有像和这两个姑娘在一起的两个小时那样美好的。感情多么纯朴、自然、清新，思想和心灵多么纯洁，最真诚的认真和最真诚的快乐！
通过她们，我自然将会认识许多同样的姑娘，我坦率地对您说，印象是强烈的、良好的，但是怎么描述呢？用为了青年人而产生的全部诚挚和欢乐吗？——不可能。况且这几乎是个个性问题。在这种情况下，我该记下什么印象呢？昨天我突然知道，一个年轻人，还是个学生（哪里的，我不能说），这个人，我在熟人家里时人家让我见过他，他走进在这户人家教孩子的家庭教师的房间里，看到教师桌上放着一本禁书，便告诉了主人，主人立刻驱逐了家庭教师。等到人家在另一家向这个年轻人指出，他这是干了一件卑鄙的事情，他还是不明白。这就是向您揭示出事情的另一面了。嗯，我怎么来叙述这情况？这是个性问题，同时又不是个性问题，这里的思想和信仰过程是特别有代表性的，正如人们所转告我的，正因为如此，他才会不明白，关于此事他倒是有些有趣的话可说。
不过我啰唆起来了，加之我极不善于写信。请原谅我的字迹，我患流感，头痛，今天眼睛也酸痛，所以我写信时几乎看不见字母。请允许我握您的手，给我以荣幸，把我当作许多深深尊敬您的人中间的一个。请接受我的敬意。
您的仆人费·陀思妥耶夫斯基
对这封信，我这样答复：
深可尊敬的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
您的信使我那么幸福，一连几天，人人都有的生活上的不快，不知为什么竟然没有影响我，也未能扰乱这份快乐。随后又产生了愁思：我配不上您的来信。我一生中从未学过什么东西，从未作过自我修养，一向是兴之所至，随心所欲的；为什么要赐我这封美好的、几乎是充满友情的信？为什么您像对待一个受过充分教育的、明白事理的、认真的人那样跟我说话呢？我简直觉得我是从您那里偷了这封信，那不是给我的，是给另外一个人的，他比我出色，这封信阴差阳错落到我的手里；或者我在我过去给您的一封信中虚妄地把自己表现成另一副模样了。然而不对，不可能；我认识一些人，他们对待我很严厉，甚至怀有敌意，他们发现我有许多缺点，但从来没有故意作假！我要驱散这种思虑，我将依旧只有喜悦。在这份喜悦中占首位的是我将和您当面相识，这一点，不知为什么我直到现在仍旧不让自己去幻想，我觉得那是极不可能成为现实的。
去叶琛图基必定要经过哈尔科夫，因而我们将有幸在自己家里见到您。我说我们，因为我丈夫她的丈夫是亚历克赛·基里洛维奇·亚尔切夫斯基。是您的才能的最真诚的崇拜者之一，尽管他在我们最近一次朗诵晚会上驳斥过您写银行的那篇简讯。陀思妥耶夫斯基在1876年三月号的《作家日记》上触及银行问题。（《1926—1930年版全集》，第11卷，页223）陀思妥耶夫斯基批驳那种认为俄国土地银行会议不宜太公开的看法，因为他发现这里缺少广泛的公开性，含有“搞隔离”的意图。他表示异议的内容是什么，我无法告诉您，因为我对他的银行业务几乎一窍不通，而且我觉得这类事情十分乏味，谈到银行我往往避到另外的房间里去。那天晚上我很伤心，因为我们熟悉的一位军官（朗诵《安娜·卡列尼娜》中的伏隆斯基极为出色），以他那过于响亮而有节奏的军人的嗓音糟蹋了您的短篇小说《百岁老妇》短篇小说《百岁老妇》发表在1876年三月号的《作家日记》上。（《1926—1930年版全集》，第11卷，页217），因而他没有产生应有的效果。我怎么也不能原谅我自己，我没有亲自朗诵，委托他去朗诵，满以为他可能朗诵得比我好；而且，我朗诵（《耶稣的新年枞树游艺会上的孩子》《耶稣的新年枞树游艺会上的孩子》刊登在1876年一月号的《作家日记》上。（《1926—1930年版全集》，第11卷，页154）及《农民马列伊》《农民马列伊》刊载在1876年二月号的《作家日记》上。（《1926—1930年版全集》，第11卷，页187—191））的时候，许多人听着无不流泪，而他们觉得这个故事单薄得多，据我看，它是很亲切动人的。请允许我向您解释，什么叫“朗诵伏隆斯基”。您知道吗，在我们文学晚会上按要求每次都朗诵《安娜·卡列尼娜》，这样朗诵：我念书中谈到安娜·卡列尼娜的章节，我的叔叔（出色的朗诵者）朗诵关于列文与奥勃朗斯基的部分，这位军官念有关伏隆斯基的，一位小姐朗诵关于吉蒂的部分。朗诵得极其生动。我们每人都在准备这次朗诵；我对自己要朗诵的章节往往记得滚瓜烂熟。
我若是能知道您对这部长篇小说的看法如何，我将感到很有兴味，但是我不敢问，因为这个问题非三言两语所能答复。只好寄希望于以后，看您是否会在您的《日记》中谈点什么。这部小说引起大家极大的关注，您应当发表些意见才好，更何况，看了对它的“评论”，也想说话：“为什么不把评论家叫作猪呢？”引自克雷洛夫的寓言《猪》。如果看看托尔斯泰同时代的评论家们的意见，那么亚尔切夫斯卡娅的严厉的意见便是可以理解的。例如，“平庸的”读者（亚·米·斯卡比切夫斯基）在《市场新闻》报上声称，《战争与和平》中自然景色是和“人的苦难与思考谐调”的，但《安娜·卡列尼娜》中的自然景色却没有“重大的思考和苦难”，所以自然景色是“令人反感的”。（《市场新闻》，1875年，第104期）彼·特卡乔夫称《安娜·卡列尼娜》“故事虽然引人入胜，但没有意义，精致的形式中充满了作者个人的审美热望的内容”，他把托尔斯泰列入“促使社会上的道德水平降低”这一类的作家。（《行动》，1875年，第5期，“评论性小品文”，页19）真奇怪，在我们的怀疑、分析和破坏的世纪，竟没有一个像样的评论家，这简直是命运的嘲弄！然而，不仅评论界中“母猪”多的是，上流社会也多的是：“您知道吗，托尔斯泰为什么不描写大学生，不描写人民？”倒好像艺术家可以跟着流行的要求的调门走，按订单写作似的；倒好像艾瓦佐夫斯基伊·康·艾瓦佐夫斯基（1817—1900），俄国画家。画海洋、画天空，却没有画庄稼汉与大学生，为此而可以责备他似的；怎么敢要求长篇小说作家按尽人皆知的旧套子写作呢？如果他不符合旧套子，怎么能否定他的意义呢？由于这些分歧，您为什么不该发表意见呢？就假定“对长篇小说的批判性的观点”和您的《日记》中的任何一个栏目也不符合吧。然而这些栏目是您自己开辟的，因而您也可以取消。总之，我不知道您为什么要拿随便什么框框限制您自己；而且您说：“这占很多篇幅，而文章太少，刊物会显得单调。”没关系！假定“克罗涅别尔格案件”陀思妥耶夫斯基在1876年二月号的《作家日记》上评论了克罗涅别尔格案件。（《1926—1930年版全集》，第11卷，页191）克罗涅别尔格被控告毒打七岁的女儿。使陀思妥耶夫斯基感到愤懑的不仅是真正的罪行，还有整个审理程序，尤其是辩护人施巴索维奇的发言，他指控七岁的女儿未经允许拿了几只黑李子是偷窃。把孩子带到法庭上，将会给她一辈子留下不好的印象，这种做法也使陀思妥耶夫斯基愤懑。然而陀思妥耶夫斯基认为判被告无罪是正确的，因为若判克罗涅别尔格有罪将意味着家庭的彻底毁灭。，您的《日记》中的这一杰作（按最严厉的评判者的判决），会占据整个一期刊物的版面，没有给小说及其他等等留下篇幅的话，那又算得了什么呢？这个案件难道没有给社会以精神上的满足？难道不是比形形色色的偶然事件所唤起的零星感想更令社会满足吗？我知道有些人认为这篇文章有重大意义。他们说：“过若干年，克罗涅别尔格案件会被人忘记，关于此案件所说、所写的一切会被人忘记，一切词藻空泛的小品文，一切甜腻腻的有人情味的发言将会被人遗忘，只有这篇文章永远不会失去意义，它将成为对社会、对律师和我们大家的强烈谴责。”是的，据我的看法，人的每一件花过一番心血的作品都是不朽的，可是我们却会突然失去这篇文章，因为“这占很多篇幅，而文章太少，刊物会显得单调！”您本人是您的《日记》的创作者，谁也没有任何权利要求您无论如何得给《日记》安排一定数量的栏目，再说社会上又有谁说得出一套完整的看法：“《作家日记》应当成为什么东西呢？”我初次看到《日记》的广告，怎么也想象不出这份刊物会是个什么样的东西：是您对过去和现在的思考？对时下的观点、派别、事件的分析？是您自己的或虚构人物——作家的私人生活的传记？
我从您的所有其他作品上了解您，我只是确信这份刊物将是内容丰富的，引人入胜的，亲切的，诚挚的，我为写作《日记》这一好主意而感到高兴。
收到第一期，我觉得它正应该是这样，不可能是另一种样子，总之是“没有黑斑的太阳”。不过您大概会把这归入到我的“只看见美好的东西”的才能上去。这事以后再说，现在还是谈《日记》。我怀着极大的兴趣看出您着手办这份刊物的目的，预先就默默地在咂摸阅读未来的长篇小说时的欣悦。《少年》中的《图谢尔寄宿中学》《少年》中的主人公阿尔卡季·陀尔戈鲁基在图谢尔寄宿中学求学。、《奥丽雅之死》奥丽雅之死是指一个年轻姑娘为贫穷的残酷的生活所逼而自杀。涅克拉索夫认为这是《少年》中最强烈感人的场面之一。（《书信集》，第3卷，页152）及其他的美妙场面在记忆中印象犹新，这些场面我也曾有机会在上流社会大声朗诵过的。有一点使我替您颇为惶恐不安，那就是必须严守期限（我是说《日记》）：我觉得，这必定是极其不愉快的，负担很重的；不过，如果限时限刻是不愉快的话，那么也有其极好的一面：《作家日记》是一份完全独立自主的事业。写作的时候请仿效某个编辑部的意向，估计到这些意向（这是一种特别的书报检查制），这里，自己还是做得了主的，——妙极了。
为什么医生们要叫您到叶琛图基去而不是到克里木去？我们哈尔科夫有位出色的医生法兰科夫斯基，这个人极其正直、诚实，学习勤勉，博览群书，见多识广，生活经历丰富。他经常到处跑，既到过国外，又到过高加索，也到过克里木，——他发现，没有什么比海滨的空气、海水浴及葡萄酒疗法对每个人的机体更加有好处的了，不论他害过什么病。况且叶琛图基还异常潮湿、泥泞，缺乏任何使生活舒适的设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