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家人一起在旧鲁萨度过五月，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于6月4日去彼得堡，以便遵照科什拉科夫教授的意见，到埃姆斯去治病。在彼得堡，梅谢尔斯基公爵和他的某个亲戚开始说服丈夫，叫他不要去埃姆斯，到索登去。以前一向替他治病的冯·布列特采尔大夫也向他提出同样的意见。他们的坚决主张使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颇为难，他决定去柏林向医学界著名人士弗辽利赫教授征询意见。到柏林后他去找教授。那位教授替他看了两分钟，只用听诊器碰了碰他的胸部，然后交给他一个埃姆斯的医生的地址，建议他去找古滕塔格大夫。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对俄国医生的仔细检查已经习惯了，因而对著名的德国医生的马虎十分不满。
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是6月9日抵达柏林的，因为所有的银行都关门，他就去皇家博物馆参观考尔巴赫，关于此人的作品人们已经说了很多，写了很多。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不喜欢这位艺术家的作品，他发现其中“只有冷淡的讽喻”。1874年6月25（13）日给我的信。——安·格·陀思妥耶夫斯卡娅注《书信集》，第3卷，页102。
不过博物馆中的其他藏画，尤其是古代名家的作品却给丈夫以良好的印象，他深感遗憾的是我们第一次去柏林时没有一起去观赏这些艺术珍品。
从柏林回来的路上，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对大自然的优美景色赞叹不绝。他写信给我说：“可以看到世界上最令人神往的风景中一切迷人的、秀丽的、奇幻的东西；冈峦，山岭，古堡，城市，如马尔堡、利姆堡，都有美妙的钟楼耸立，与山岭和山谷巧妙配置，令人惊叹——这样的景色我还从来没有看见过，我们就这样在炎热的、阳光灿烂的早晨一直抵达埃姆斯。”
1874年6月25（13）日给我的信。——安·格·陀思妥耶夫斯卡娅注《书信集》，第3卷，页103。
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也欣喜地描写了埃姆斯的秀丽景色，后来由于孤独和苦闷，这个城市却总是给他以压抑的印象。
在旅馆下榻之后，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到达的当天便去找奥尔特医生，冯·布列特采尔医生有封介绍信给他。奥尔特十分仔细地检查了丈夫，发现他有临时性的卡他，但是声称这病不可等闲视之，因为往后越发展，呼吸功能就会越差。他嘱咐丈夫喝矿泉水，并保证经过四星期的治疗后一定会痊愈。
过了个把星期光景，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已经想家了，在这之前，他只跟家里人有过短时期的分别，况且遇到意外情况还随时可以回家。因为我的信发得不及时，信到达的时间比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等待来信的时间晚了好些，所以我丈夫的想家的苦闷也就更加厉害。我知道他会焦急，所以我亲自送信到邮局，每次都请求邮局职员立即发出去。我把丈夫抱怨旧鲁萨邮局送信迟缓的来信给他们看，请求他们不要耽搁我们的通信，但一切还是枉然：来往信件总要在旧鲁萨搁置两三天，只是到了1875年的春天我们才获悉为什么会发生诸如此类的耽搁。
在埃姆斯，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在当地俄国人中有几个朋友，他们对他怀有好感。比如，他见过库勃利茨基米·叶·库勃利茨基（1821—1875），戏剧史家，戏剧评论家。、阿·安·施塔肯施奈德、赫先生具体指谁不详。，还遇到过沙利科娃郡主，在卡特科夫处经常跟她见面。这位善良可爱的妇人以她的愉快、开朗的态度帮助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摆脱一人独处的苦闷。为此，我对她怀着深深的感激之情。我丈夫有每天作长距离散步的习惯（每天两次），现在失去这份愉快，由此他苦恼更甚。在公共场所的小花园里散步，人群杂沓，熙熙攘攘，没有意思；上山去吧，健康状况又不允许。想到这一年的冬天我们怎样度过，他甚感不安。我们从涅克拉索夫处拿到的那笔相当大的预支稿费已经花掉：一部分偿付刻不容缓的债务，一部分作了丈夫出国去的路费。连一部分小说稿子也不交就去要求提前付款是不可能的。这些情况凑在一起对丈夫产生了影响，他神经衰弱了（也可能是因为饮用矿泉水），于是他在公众中以“肝火旺盛的”俄国人出名，动辄训人。1874年6月21日给我的信。——安·格·陀思妥耶夫斯卡娅注我的一些信，关于孩子们的事情，他们的淘气，他们说的话语，给丈夫以莫大的安慰。他在7月21／9日的信中写道：“我亲爱的安尼娅，你的信中关于孩子们的一些笑话，简直使我精神为之一振，好比我就待在你们身边。”在同一封信中，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提到我们的孩子的教育问题：“他们没有自己的朋友，也就是女友和同学，也就是和他们一样的幼小的孩子。”见《书信集》，第3卷，页125。确实，在我们的熟人中，很少有和我们的孩子年龄相若的小孩，只有夏天，孩子们才会在约翰·鲁缅采夫神甫的家庭成员中找到朋友。
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的钱不够去巴黎一游，但是他无法放弃他那真诚的愿望：在世时再去看一次我们的大女儿索尼娅的坟墓，对她的纪念，他珍藏在心里。他经过日内瓦，两次去“Plain Palais”儿童公墓，从索尼娅的坟头上带回几枝柏树枝，六年间，女儿坟头上的柏树已长得郁郁苍苍，高出墓碑了。
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在彼得堡逗留两三天后，8月10日左右返回旧鲁萨。
在1874年夏季从埃姆斯给我的书信中，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几次提到使他感到苦恼的思想，那是想到我们在最近的将来要经受一段困难时期。6月24日、7月14日及其他日子给我的信。——安·格·陀思妥耶夫斯卡娅注境况确实如此，可能逼得我们去考虑，虽说在物质方面我们一向过得并不轻松。
我前面已经提到，尼·阿·涅克拉索夫四月间来我们家，要求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把他的未来的小说发表在1875年的《祖国纪事》上。我丈夫很高兴与涅克拉索夫恢复友好关系，因为他对涅克拉索夫的才华评价很高；涅克拉索夫提出的稿费比我丈夫在《俄国导报》上所得的高一百卢布每印张多出一百卢布，见前文所述。，这一情况，我们两人也是满意的。
不过这件事对于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也有为难的一面：不久以前，在丈夫编辑《当代》与《时代》杂志时，《祖国纪事》还是对立阵营的一家杂志，与他们进行过激烈的斗争。涅克拉索夫1868年当《祖国纪事》的主编，而《时代》的最后一期出版于1865年。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杂志进行论战的是涅克拉索夫的《现代人》。在它的编辑部成员中，有几个是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在文学上的敌人：米哈伊洛夫斯基，斯卡比切夫斯基，叶利谢耶夫；某种程度上也包括普列谢耶夫关于米哈伊洛夫斯基、叶利谢耶夫及斯卡比切夫斯基的态度见本书页552注②；普列谢耶夫1874年是《祖国纪事》的秘书，但是为了什么原因安·格·陀思妥耶夫斯卡娅把他算作文学上的敌人则不清楚。；他们可能要求丈夫把小说改写，以符合他们那一派的精神。然而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无论何种情况下都不可能放弃自己的根本信仰。《祖国纪事》同样也可能不愿意刊登丈夫的不同见解的作品，于是一碰到稍微严重些的分歧，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必定会讨回自己的小说，不管那会对我们产生什么可悲的后果。1874年12月20日的信中，他为同样的想法感到不安，他写道：“现在涅克拉索夫完全可以卡我，如果有什么地方和他们的倾向针锋相对的话但是，哪怕这一年我们不得不乞讨度日，我在倾向性方面是连一行字也不会让步的。”《书信集》，第3卷，页145。
二月初，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不得不到彼得堡去从旧鲁萨去彼得堡，1874至1875年间的冬天他是在旧鲁萨过的。，在那里待了两星期。此行的主要目的是必须会见涅克拉索夫，商定继续发表小说的期限。还要征求一下科什拉科夫教授的意见，因为丈夫打算这一年也到埃姆斯去，以便巩固去年治疗十分成功的效果。
我丈夫在2月6日《书信集》，第3卷，页147。及9日的信中，怀着由衷的高兴心情把他与涅克拉索夫友好会面的情况告诉我，还告诉我，涅克拉索夫在看完《少年》第一部后就向他表示喜悦的心情。“整夜坐着看书，如此入迷，以我的年纪和健康是不该这样熬夜的了。”“老兄，您写得多么富有新意呀。”（他最喜欢丽莎的最后一幕）“这样新鲜，在我们的年纪是不常有的了，也没有一个作家会有。列夫·托尔斯泰的最近一部长篇小说仅仅是我看过的他过去作品的重复而已，只不过从前的作品好一些。”他认为自杀的场面和故事“尽善尽美到了极点”。倒想象一下看，他喜欢的竟也是头两章。“您的第八章写得最差，”他说，“这里有许多事件纯粹是表面性的”——“怎么一回事？当我自己重看校样时；我自己最不喜欢的恰恰也是这第八章，我把它删去很多。”《书信集》，第3卷，页151—152。
回到旧鲁萨，丈夫把他与涅克拉索夫的许多谈话转告给我听，我确信，与青年时代的朋友恢复亲密的交往对于慰抚丈夫的心灵是十分可贵的。当时与文学界几个人指陀思妥耶夫斯基与阿·尼·迈科夫的分歧，尤其是指他与尼·尼·斯特拉霍夫的分歧。（见《书信集》，第3卷，页155）关于这几年陀思妥耶夫斯基与斯特拉霍夫的关系见本书前文斯特拉霍夫的回忆录的题解。的会见却给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留下了不太愉快的印象。总之，在京城的两个星期对丈夫来说过得很忙乱、疲劳，等他回到家，发现我们全都健康、平安，他高兴得无以复加。
这一次他很不情愿去埃姆斯，我费了很大劲儿才说服他不要放弃夏季的治疗。
但是，除了对孩子们、对我极度惦记之外，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想到工作没有进展，他无法在预定的期限之内交出《少年》的后续篇章，他心里还是很难受的。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在6月13日的信中写道：“最使我痛苦的是工作毫无成就；直到现在我还闲着，我痛苦，缺乏信心，却没有力量动手。不，不该这样写艺术作品，不是为了定货而被迫写作，是有时间和愿望才写作。不过，我大概终究会很快就着手写真正的作品的，会有什么结果，我不知道。在这苦闷中我可能会毁掉这一想法。”《书信集》，第3卷，页180。
我想起1876年我们生活中的一件小小的争执，使我的丈夫很激动，他在两三天之前刚发过癫痫。有个年轻人亚历山大·费奥多罗维奇·奥托（奥涅金）来找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他在巴黎住过，后来收集普希金的珍贵书籍与文献。奥托君声称，他的朋友屠格涅夫托他来找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向费奥多尔讨还欠款。1865军8月陀思妥耶夫斯基从威斯巴登写信向屠格涅夫紧急借款一百塔列尔。（不是像安·格·陀思妥耶夫斯卡娅所写的那样五十塔列尔，见《书信集》，第1卷，页140）但是屠格涅夫派人送给陀思妥耶夫斯基五十塔列尔，为此陀思妥耶夫斯基于1865年8月20日写信致谢。（《书信集》，第1卷，页410）1875年7月陀思妥耶夫斯基通过安年科夫还了这笔债。（见《书信集》，第3卷，页196，1875年7月6日陀思妥耶夫斯基给安·格·陀思妥耶夫斯卡娅的信）丈夫吃了一惊，问道，难道屠格涅夫没有从帕·瓦·安年科夫那儿收到五十塔列尔，这笔钱是他在去年七月回俄国途中在火车上遇到安年科夫时托他转交给屠格涅夫的。奥托君承认收到过安年科夫的钱，但是说，屠格涅夫记得给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寄到威斯巴登去的不是五十，而是一百塔列尔，所以算来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还欠五十塔列尔。丈夫十分激动，认为是自己搞错了，便立即喊我。
“安尼娅，你说，我欠屠格涅夫多少钱？”丈夫先把客人介绍给我，然后问。
“五十塔列尔。”
“对吗？你记得清楚吗？没有搞错？”
“我记得清清楚楚。因为屠格涅夫在自己的信中也写明给你送来了多少钱。”
“你把信放在哪里？拿出来看看。”丈夫要求。
信自然不在手头，但我答应找出来，我们请年轻人过两三天顺便来我们家一趟。
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因为我这方面可能有错而很不愉快，又放心不下，故而我决定哪怕通宵不睡也要把信找到。丈夫的不安也感染了我，连我也开始觉得这件事情上是不是出了什么差错。糟糕的是丈夫前些年的书信都放得乱糟糟的，我至少必须重新翻阅三四百封信才能找到屠格涅夫那封来信。看过信以后，我丈夫确信错误不在我们这方面，他这才放下心来。
两天后，奥托君来，我们把屠格涅夫的信给他看。他非常窘，要求把这封信给他，好让他把信送给屠格涅夫去看，他答应把信还给我们。
过了三星期光景，奥托君又来我们家，带来一封信，但不是我们给他的那封信，而是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本人在威斯巴登写的信，要求屠格涅夫借给他五十塔列尔。这么一来，误会消释了，我们十分满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