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录》选安·米·陀思妥耶夫斯基
第一单元
出生，在父亲家里度过的婴儿时期和少年时代莫斯科玛丽雅医院很遗憾，我对我父母的详细情况知之甚少。这大概是因为他们去世后我的年龄仍十分幼小，不仅如此，连我的哥哥姐姐们也未能和父母认真谈过他们的往事。不过，这仅仅是指对我父亲的情况知之不多，关于母亲，我后来从她的妹妹，即我的姨妈亚历山德拉·费奥多罗夫娜·库玛宁娜处收集到十分详尽的材料。
我父亲米哈伊尔·安德烈耶维奇·陀思妥耶夫斯基，在结束社会工作时是个八等文官，得过三枚勋章。方括号中删节号系表示原书编者所删。从偶然辗转落到我手中的先父的若干文件中来看，我祖父安德烈，父称似为米哈伊洛维奇，是个神甫。
由于我父亲无意从事这种职业，他在得到他母家的同意和祝福后，离家赴莫斯科，进莫斯科外科医学院求学。医学院毕业后，1812年经人介绍当了医生，先在戈洛汶市与卡西莫夫市的临时军医院，后转入波罗季诺步兵团，获团部主治医生职称。1818年以住院医生资格，从波罗季诺步兵团调入莫斯科陆军医院。其后他被免去军职，调到莫斯科玛丽雅医院任医生，1821年3月（我出生那年），我父亲在该处获院部医生职称，1837年他服完公职，共服务了二十五年。从父亲与我母亲的谈话中我得知父亲在加梅涅茨博多尔斯克省除去他的双亲之外，尚有一个身体十分孱弱的兄弟和几个姐妹；知道我父亲曾屡次给留在老家的亲人去信，要求回音，甚至似乎采用过在报上刊登启事的办法，可是他的亲人却依然如石沉大海，音信杳然。
尽管我们家源出一支古老的贵族，然而，或者是由于我父亲离乡背井，未将所有的出身证件带在身边，或者是由于其他什么原因，他在担任公职做到八等文官、获得三枚勋章（这在当时使他得到世袭贵族的权利）之后，便将自己和所有的儿子登记为莫斯科省的贵族，载入家谱第三卷。
现在谈谈我所知道的我母亲方面的家世。
我母亲名叫玛丽娅·费奥多罗夫娜，娘家姓涅恰耶娃。她的父母是商人阶层。父亲名费奥多尔·季莫费耶维奇·涅恰耶夫，在1812年，即卫国战争之前，是个大富翁，算是个荣誉市民（当时有此称号）。战争期间他损失了全部财产，但不是破产者，他尽其所有地偿还了全部债务。
我母亲的外祖父，即我的外曾祖父，名米哈伊尔·费奥多罗维奇·卡杰尔尼茨基。他是个贵族，1795年，即他的女儿瓦尔瓦拉·米哈伊洛夫娜（我的外婆）出嫁那年，他任十四等文官，在莫斯科宗教印刷厂任校对之职。这一情况及某些其他情况我是从文件中得来的，这些文件是我在为继承姨妈亚历山德拉·费奥多罗夫娜·库玛宁娜的遗产而奔走期间所得到的。——安·米·陀思妥耶夫斯基注他想必是个超群出众的人物。这可以从两方面来推断。首先，根据他的职务，他应当是精通俄语的，大概与当时的所有的文学家保持密切的关系（因为当时印刷厂为数不多），从时间上来推想，他可能与当时著名的诺维科夫尼古拉·伊万诺维奇·诺维科夫（1744—1818），作家，出版家，新闻记者。有交往。其次，他的文化程度也可用间接的方法来推断：他让儿子瓦西里·米哈伊洛维奇受高等教育，后来瓦西里不但当了医生，还成了莫斯科大学医学系里一个教研组的教授。
我外公费奥多尔·季莫费耶维奇与瓦尔瓦拉·米哈伊洛夫娜结婚（这是他的第一次结婚）生下一男两女。独子米哈伊尔·费奥多罗维奇（后来终身未娶）；两个女儿：大女儿亚历山德拉·费奥多罗夫娜，即我的姨妈，嫁给亚历山大·阿列克谢耶维奇·库玛宁；小女儿玛丽娅·费奥多罗夫娜，就是我的母亲。1813年，我外婆瓦尔瓦拉·米哈伊洛夫娜去世，我外公费奥多尔·季莫费耶维奇于1814年第二次结婚，娶少女奥尔迦·雅科夫列夫娜·安季波娃为妻。
因此，我幼年时，在我母亲方面我们有如下的亲戚：一，她的父亲费奥多尔·季莫费耶维奇·涅恰耶夫；二，她的兄弟米哈伊尔·费奥多罗维奇·涅恰耶夫；三，胞姐亚历山德拉·费奥多罗夫娜·库玛宁娜及她的丈夫亚历山大·阿列克谢耶维奇·库玛宁；四，继母奥尔迦·雅科夫列夫娜·涅恰耶娃；五，继母的同父异母妹妹奥尔迦·费奥多罗夫娜；六，也是继母的同父异母妹妹叶卡捷琳娜·费奥多罗夫娜；七，她的亲叔叔瓦西里·米哈伊洛维奇·卡杰尔尼茨基和他的妻子娜杰日达·安德烈耶夫娜；八，表姐妹娜斯塔西娅·安德烈耶夫娜·马斯洛维奇和她的丈夫格里高利·巴甫洛维奇；九，表兄弟瓦西里·安德烈耶维奇·吉洪米罗夫。这些人都和我们家的人相熟，经常来我们家。
交代了我所知道的我父母双方的出身和亲属以后，我应当讲一讲我们自己的家庭人员。我父亲于1819年与我母亲结婚。在我出世之前，他们已有三个孩子，因而我是老四。我大哥米哈伊尔生于1820年10月13日；二哥费奥多尔生于1821年10月30日；姐姐瓦尔瓦拉于1822年12月5日出世。在我之后，我父母又生了四个孩子，即：双胞胎妹妹维拉与柳鲍芙，生于1829年7月22日；弟弟尼古拉生于1831年12月13日；小妹妹亚历山德拉生于1835年7月。
我出世时和幼年时期，我父亲居住在莫斯科玛丽雅医院的右厢房（靠近院子的大门），那是一幢三层楼的石头房子，我们住在底层。要是和如今的公务人员所居住的公家房屋相比较的话，就不由得要注意到从前分配的住房要简朴得多。实际上，我们的父亲已是个有家眷的人，当时已有四五个孩子，有校官军衔，所住的房子，除去前室和厨房，其实只有两个像样的房间。从寒冷的穿堂进去，靠门口，按一般格局通常是前室，只有一扇窗户（朝着像样的院子）。前室相当深，后半部分用一道高不达天花板的半截头光滑的板壁隔出半暗不明后半间作儿童室。再过去是大厅，一间相当宽敞的房间，有两扇窗户临街，三扇窗户朝着空旷的院子。后来两扇窗户临街的会客室也用光滑的板壁隔出一间幽暗的后半间作为父母的卧室。整个住所就是这样！后来，到了三十年代，我们的家庭人口又增加了，才增添了一个房间，有三扇窗户朝着后院，于是住所就有了一道后门，从前是没有的。厨房相当大，单独在另一处地方，要经过寒冷而空旷的穿堂。厨房里砌了俄国式的大炉灶，搭了木板台；至于厨房用的铁板炉灶，压根儿就不知道！寒冷而空旷的穿堂里，建造了一个大贮藏室。它的一部分就造在正门的楼梯底下。我们的寓所里的房间和设备就是这些！
室内装饰也很寒伧：前厢房连儿童室是用含胶质颜料粉刷成深珍珠色；大厅是淡姜黄色，会客室连卧室是深青色。糊墙纸当时还没有使用。三只荷兰式壁炉，硕大无朋，是用所谓长条形的瓷砖砌成的，蓝色瓷砖镶边。家具也甚简陋。大厅里，窗户之间，摆着两张呢面牌桌，尽管我们家里从来不打牌。我记得，仅在我父亲的命名日那天家里才有过两三次这种无法无天的玩乐。还有就是大厅中央放着一张餐桌，十几把漆成淡颜色的桦木靠背椅，配了绿色山羊皮软垫。会客室里摆着一张长沙发，几把安乐椅，母亲的梳妆台、柜子和书橱。卧室里放着父母用的床，洗手盆，两只大箱子，装着妈妈所有衣服。我已说过，靠背椅与安乐椅是配了软垫的。长沙发、靠背椅和安乐椅上的软垫里面塞的尽是马鬃，使用久了就形成往下凹的坑。靠背椅与安乐椅，按当时的风尚，都是大号的，两张安乐椅拼在一起足足可以供一个成年人睡觉。至于长沙发，任何一张都可以当双人床用，正因为如此，人坐在靠背椅、安乐椅和长沙发上，无论怎样也够不着靠背，坐时永远只好直挺挺的。窗帘和门帘自然是没有的；窗户上只挂了素色细布帘子，没有任何装饰。
事情很明显，这样狭小的住所，家里的人不可能个个都住得舒服。前厢房后半间的儿童室只供几个哥哥居住。姐姐瓦丽娅夜里睡在会客室的长沙发上。至于我以及后来还有两个妹妹薇罗奇卡她们，因为还是婴孩，就在父母的卧室里睡摇篮。奶妈们和保姆睡在父母卧室旁边的暗间里。提到奶妈们，我应当说明，母亲自己只给第一个孩子，即大哥米沙喂过奶。
谈到我们的家庭，我不能不提到一个人，她以她的整个生活和全部利益参与到我们家庭中来。这个人就是保姆阿莱娜·弗罗洛夫娜。保姆阿莱娜·弗罗洛夫娜在费·米·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中出现了两次：一次在长篇小说《群魔》中（《1956—1958年版十卷集》，第7卷，页115、119）；另一次在1876年的《作家日记》中（《1926—1930年版全集》，第11卷，页256、257），这里记述了乡下陀思妥耶夫斯基家的一次火灾：“最初的惊骇之下，我们想，这下子要烧个精光了。我们纷纷跪下，开始祷告上帝，母亲哭了。蓦然间，我们的保姆阿莱娜·弗罗洛夫娜走到妈妈身边，她是个自由人，即莫斯科的市民，是我们雇用在家里干活的。她带大了、照顾了我们家的所有孩子。当时她大约四十五岁，性格开朗，快活，而且总是给我们讲非常好听的故事！她好多年都没有问我们领工钱，说：‘我不要钱用。’她的工钱积攒了五百卢布左右，存在当辅里*，说是将来‘养老用’。这时她突然悄悄对我妈妈说：‘既然你们要钱用，就把我的钱拿去吧，我没啥，我不要钱用’”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看来，保姆的行动是一个有典型意义的现象，证明来自民众的人能够同情亲友们的不幸，至少能为他人而牺牲自己的利益。
*旧时俄国当铺也经营银钱存放业务。她确实是个出色的人物，从我开始记事以来，我父母不仅尊敬她，还把她当作我们家的一名成员！她不是我们家的农奴，她是莫斯科的市民，她很以这个称号自豪，说她不是普通人家出身。我姐姐瓦尔瓦拉快要出生时她就来我家当保姆了，接下来我出世，嗣后，她又把所有的孩子抚养长大。从我开始记得她的时候起，她已经将近五十岁了。以女人来说，她身材相当高大，而且十分肥胖，她的肚子几乎垂到膝盖上。她饭量极大，但一天只吃两餐；喝茶时咬着糖块，但不吃面包。除了承担保姆的责任之外，她还兼了女管家的职责。我们都叫她阿姨，称她为“你”，她对我们也以“你”相称，不光在我们年幼的时候，后来我们长大成人了她也一直这样称呼。父亲和母亲始终称她阿莱娜·弗罗洛夫娜，或者简单点叫她弗罗洛夫娜；她对他们则以名字和父名相称，即米哈伊尔·安德烈耶维奇和玛丽娅·费奥多罗夫娜。女仆中只有她一个人这样称呼主人，其他的女仆都叫他们老爷和太太。阿莱娜·弗罗洛夫娜一到我家工钱就是每月五个卢布（纸币，合如今的一卢布四十三戈比），我父母去世后，她仍留在我家，还活了十五年以上，始终是拿这么些工钱。她是个老处女，管自己叫“老处女”。谁也不记得她什么时候曾经在厨房里坐过，这情况她这样来解释：厨房里常有各式各样的谈话，作为老姑娘的她听着不方便。父母听到这种理由总是笑笑，不过他们对阿莱娜·弗罗洛夫娜这样的举止极为满意。她始终在儿童室里吃午饭和晚饭，我们桌上撤下去的所有菜肴都直接端到那里去给她吃。
我们孩子要等到自己会吃饭了，不用旁人帮忙，也就是自己能使用刀、叉和匙子的时候，才让我们上大桌子吃饭。不会使用餐具之前，我们总是和保姆一起在儿童室里吃饭。她教我们使用餐具的方法想必是很成功的，因为我记得我在三四岁时就上大桌子吃饭了，虽然我坐的是高脚椅，不过吃饭已不用任何人帮忙了。阿莱娜·弗罗洛夫娜持斋不太严格，她说她是个由不得自己做主的人，上帝不会为此而惩罚她的，但是她认为不吃面包，空口吃菜是极大的罪过。“你呀，哥儿，先吃一口面包，然后再吃菜上帝是这样吩咐的！”这是她常用的一句训诫的话。弗罗洛夫娜几乎从来不外出，就是说，从不出去做客。一年一次，或一年半一次，她得知亲姐妹纳塔莉娅·弗罗洛夫娜到莫斯科来了，才去看望一下。纳塔莉娅是科洛明女修道院的修女，在莫斯科逗留期间她寄居在莫斯科的某个女修道院里。这时候我们的保姆就大清早打扮停当，乘车去姐妹处做客一整天，直到傍晚才回来；这种时候妈妈往往（像她自己所说）好比失去了左右手。隔了几天，保姆的姐妹来回访，也在我们家里待上一整天。这样我们的阿莱娜·弗罗洛夫娜的出外做客和接待客人的事宜就结束了。弗罗洛夫娜的衣着始终非常整洁，天天戴着白细布软帽，逢年过节则戴镶花边的软帽。这种软帽的特点是帽檐镶着宽大的绉边；只要她走路比平日稍快，绉边便微微向上飘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