争论和唐代制礼
一上帝名号的改革
东汉以后，先是三国，后是两晋南北朝。统一的国家分裂了，原本政教一体的教也发生了分裂。这个分裂，首先表现为上帝名号的混乱。
继汉而起的曹魏政权，认为汉代的上帝祭祀不合规范，他们又进行了改进。他们也没有沿袭汉代的上帝名号，而是采用了新的名号。《通典》卷四二载，景初元年（237）十月，魏明帝下诏道：
曹氏世系，出自有虞氏。今祀圆丘，以始祖帝舜配，号圆丘曰皇皇帝天，郊所祭曰皇天之神，以太祖皇帝配。
《宋书·礼志》载，曹魏青龙年间，魏明帝有诏道：
今祭皇皇帝天、皇皇后地、天地郊、明堂、宗庙，宜皆用白。其别祭五郊，各随方色。
依此诏书，则曹魏所祭的最高上帝，是“皇皇帝天”。
刘备自以为继汉正统，上帝名号一仍其旧：
刘备章武元年，即皇帝位，设坛。“建安二十六年夏四月丙午，皇帝臣备，敢用玄牡，昭告皇天上帝、后土神祇。”（《宋书·礼志》）
孙权则称上帝为“皇皇后帝”：
孙权初称尊号于武昌，祭南郊告天。文曰：“皇帝臣孙权，敢用玄牡，昭告皇皇后帝。……”
“皇天上帝”出自《尚书·召诰》和《礼记·月令》。“皇皇后帝”见于《诗经·鲁颂》和《论语·尧曰》。“皇皇帝天”不知所出，其创造的根基，也离不开儒经。
晋代，群臣讨论，称上帝为“昊天上帝”：
泰始二年……时群臣又议： 五帝，即天也。五气时宜，故殊其号。虽名有五，其实一神。明堂南郊，宜除五帝之坐。五郊改五精之号，皆同称昊天上帝，各设一坐而已。（《宋书·礼志》）
“昊天上帝”出于《周礼·大宗伯》，“以禋祀祀昊天上帝”，“王之吉服，祀昊天上帝”。《左传·成公十三年》有“昭告昊天上帝”语，《诗经·云汉篇》也有“昊天上帝”称号。至于单称“昊天”以指至上神，则儒经中所在多有。以“昊天”指至上神，多见于《诗经》，以“皇天”指至上神，多见于《尚书》。这是儒经中两个最普遍的对至上神的称呼。
到了梁代，至上神的名号又改为“天皇大帝”：
梁武帝即位，南郊为坛，在国之南……正月……上辛行事。用特牛一，祀天皇大帝。（杜佑《通典》卷四二）
“天皇大帝”不见于儒经，但见于《春秋纬·文耀钩》。纬书是两汉之际儒者的创造，所以被郑玄引入对《毛诗》、《周礼》、《礼记》等儒经的注释，也广为后世儒者所知。
北魏时代，至上神曾经称过皇天上帝，后来大约称昊天上帝。参阅《魏书·礼志》。北齐、北周，则称至上神为“昊天上帝”：
北齐每三年一祭，以正月上辛，禘祀昊天上帝于圆丘。
后周宪章，多依周制。正月上辛，祀昊天上帝于圆丘。（杜佑《通典》卷四二）
北齐还有一项重要改进，就是把祭祀上天的日子定在冬至：“后诸儒定礼，圆丘改以冬至祀之”（杜佑《通典》卷四二）。隋承北周，但祭天的日子也定在了冬至：
隋文帝受命，再岁冬至日，祀昊天上帝于圆丘。
经过魏晋南北朝，昊天上帝作为至上神的名号，即将被确定下来。
这一时期上帝名称的混乱，使我们可以想见春秋战国时代各国上帝祭祀的混乱。不过春秋战国时代的混乱，是真正的混乱，各国都要把自己的祖宗尊为上帝。而此时的混乱，则有一个中心，那就是儒经。这说明儒经已经成为中国人信仰的中心；对于中华各民族的凝聚和统一，起了重要的作用。
随着至上神名号的改变，五帝的名号也发生了重要变化。东汉时代把句芒、祝融等作为五帝名号的做法没有被延续下来。其原因，也是在儒经上找不到根据。这时候，虽然于儒经无据，但由于谶纬书被说成是孔子之言，其中的五帝名号逐渐引起了后世儒者的重视。
谶纬之学出现于两汉之际，被当今学界深加诟病。所谓谶纬之学，就是使孔子所说的“不言”的天，采取了“言”的形式，给人发布命令。就汉代的历史看，它是董仲舒天人感应学说的极端发展。从更长的历史发展看，它是孔子以前可言的天在新条件下的重现。在孔子之前，秦穆公、赵简子所见的上帝，就是一个可言的天。
谶纬中所记载的“天言”，绝大多数都是荒唐的神谕。然而，荒唐可以是荒谬，也可能是新的创造。所以在那大量的沙子中间，也时现闪光的金粒。比如科学史界非常重视的“地动说”，就是汉儒借助谶纬所作的重要的、天才的科学假说。上帝观念的更新，也是从纬书开始的。正因为如此，历代儒者，在解释儒经的时候，也常常不能不引谶纬之说。宋代欧阳修曾经抨击孔颖达引纬解经，但无法实现他删除其中谶纬内容的愿望，也无法阻止其他儒者把孔氏的《五经正义》作为必读之书。没有其他原因，因为儒者们认为，那些解释是正确的。
在这被认为是正确的解释之中，就包括对上帝名号的解说。
据《春秋纬·文耀钩》，五帝的名称分别是： 灵威仰（苍、青帝）、赤熛怒（赤帝）、白招招，一作昭。矩（白帝）、叶叶，同协。或作汁，亦通协。光纪（黑帝）、含枢纽（黄帝）。据《尚书纬·帝命验》，则五帝的名称分别是： 灵府（苍帝）、文祖（赤帝）、显纪（白帝）、玄矩（黑帝）、神斗（黄帝）。 一说“灵府”、“文祖”等只是五帝的府第。见司马贞《史记索引·五帝本纪》。据司马贞《史记索隐·天官书》，灵威仰等名号来自纬书《诗·含神雾》。据现存辑佚而成的纬书，则《河图》类、《春秋》类纬书中，都有灵威仰等五帝帝名的记载。
给五帝重新命名，其意图非常明显，就是要使这天上的五帝脱离他们的原型，使之成为更加一般的上帝。
在著名的儒者之中，大约最早是郑玄据纬书把灵威仰、赤熛怒等五帝名号引入儒经注释。《周礼·小宗伯》：“兆五帝于四郊。”郑玄注道：
五帝，苍曰灵威仰，太昊食焉。赤曰赤熛怒，炎帝食焉。黄曰含枢纽，黄帝食焉。白曰白招矩，少昊食焉。黑曰汁光纪，颛顼食焉。
魏晋南北朝时期，灵威仰、赤熛怒等五帝名号得到儒者以及儒教国家的承认。《晋书·天文志》载：
黄帝坐在太微中，含枢纽之神也。天子动得天度，止得地意，从容中道，则太微五帝坐明以光。黄帝坐不明，人主求贤士以辅法，不然则夺势。四帝星夹黄帝坐，东方苍帝，灵威仰之神也；南方赤帝，赤熛怒之神也；西方白帝，白招矩之神也；北方黑帝，叶光纪之神也。
《梁书·处士传》载，梁武帝要何胤出山为官，派王果去传达手令。何胤建议改革国家祀典：
圆丘国郊，旧典不同。南郊祠五帝灵威仰之类，圆丘祠天皇大帝，北极大星是也。往代合之郊丘，先儒之巨失。
据何胤的口气，五帝为灵威仰之类，似乎是个常识。说明这样的五帝名号，已经得到了广泛的认同。
《魏书·儒林传》载，北魏儒者李业兴出使南朝梁，与梁朝朱异讨论祀典。李批评梁朝的明堂没有上圆下方，朱问上圆下方之说出于何经，李说出自《孝经援神契》。下面的对话是：
异曰： 纬候之书，何用信也！
业兴曰： 卿若不信，灵威仰、叶光纪之类，经典亦无出者，卿复信不？
异不答。
朱异无言以对，说明灵威仰之类五帝的名号，已经为儒者普遍接受，因而无法否认。《魏书·术艺传》载，张渊曾著《观象赋》，其中有“五座并设，爰集神灵”句。赋中注道：
五座，谓太微宫中五帝座也。黄帝灵威仰位东方，赤帝赤熛怒位南方，白帝白招矩位西方，黑帝汁光纪位北方，黄帝含枢纽位中央。五帝各异，并集诸神之宫，与之谋国事。《孝经援神契》曰：“并设神灵集谋。”此之谓也。
张渊曾为北魏太史令，与北魏重臣崔浩争论占星。他的《观象赋》，影响深远。天象上的五帝座，司马迁作《天官书》时就如此说。然而五帝是谁？司马迁没有明确指出。依照当时的祭典，则应该是黄帝、炎帝、太昊、少昊等。但从晋代起，正式成为灵威仰等。而黄帝、太昊等，则正式定为“人帝”，不得和上帝同列。
汉代齐、鲁、韩三家《诗经》学者以及《春秋》公羊家，都认为“圣人皆无父，感天而生”。郑玄笺注《毛诗传》，在《生民篇》“不康禋祀，居然生子”下，解释圣人感生说道，“此乃天帝之气也”，以致“无人道居然自生子”。在对《礼记·大传》篇的注释中，郑玄又明确指出：“王者之先祖，皆感太微五帝之精以生。”从汉代刘氏起，就难以追寻自己的上帝血统，此后的皇帝，就更难追寻。随着把上帝说成是皇天上帝或者灵威仰等，这种追寻更不可能了。于是，儒者们依据汉代儒者的意见，开始祭祀“感生帝”：
（北齐）祀所感帝灵威仰于坛，以高祖神武皇帝配。
（北周）南郊，以始祖献侯莫那配所感帝灵威仰于其上。
（隋）高祖受命，从新制度。南郊为坛于国之南……孟春上辛，祠所感帝赤熛怒于其上。（《隋书·礼志》）
这就用制度确定了皇帝和上帝的关系。
二上帝的身份和形象
最高上帝的名号确定了，那么，这上帝是什么呢？过去，说上帝是五帝，五帝就是黄帝、少昊、颛顼等，他们的身份、形象都很明确；现在说上帝是太一，是皇天上帝，那么，他们的身份、形象又是什么呢？
太一或者皇天上帝是上帝，五帝也是上帝，那么，上帝是一位还是六位？
西汉儒者似乎还未来得及讨论这些问题，东汉时期，儒者们对上帝观念进行了热烈的讨论。
《周礼·大宗伯》有“大宗伯……以禋祀祀昊天上帝”语，东汉初年的儒者郑众认为，“昊天上帝”的意思是：“昊天，天也；上帝，玄天也。”（郑玄《周礼注》引）唐代贾公彦作《周礼疏》，认为郑众认玄天为上帝，来自《周易·文言传》的“天玄而地黄”。把上帝看做玄天，表明他已经不再认为上帝具有人的形象。
东汉末年的郑玄，不同意郑众的意见。他认为，昊天上帝，就是冬至于圜丘所祭的天皇大帝。而天皇，就是北极星，名叫耀魄宝。并且，昊天上帝又名太一。天上紫微宫中的“皇天上帝”，也是昊天上帝。（参见《周礼》郑玄注、贾公彦疏）
依郑玄的意见，则太一、昊天上帝、天皇大帝、皇天上帝，都是同实异名的概念。而他们的实体，则是北极星。也就是说，那最高的上帝，儒教的至上神，就是北极星。至于五帝，则是天上太微垣中五星。《礼记·大传》记载：“礼，不王不禘。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郑玄注道：
凡大祭曰禘。自，由也。大祭其先祖所由生，谓郊祀天也。王者之先祖，皆感太微五帝之精以生。苍则灵威仰，赤则赤熛怒，黄则含枢纽，白则白招矩，黑则汁光纪。皆用正岁之正月郊祭之。盖特尊焉。《孝经》曰，“郊祀后稷以配天”，配灵威仰也。“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泛配五帝也。
依郑玄此注，则五帝就是天上太微宫中的五颗星，它们的名字分别是灵威仰、赤熛怒等。郊祀天，也是祭祀它们。《孝经》中所说的“配天”，就是配灵威仰。因此，这五帝称上帝，也都可以称天。这五帝加上《周礼》说的昊天上帝或者称皇天上帝（它是北极星，名叫耀魄宝），上帝就有六位。它们分别是天上的六颗星。这就是著名的“六天说”。
汉代之后，三国曹魏的儒者王肃反对郑玄，他认为上帝只有一位，五帝，是“五行之神”：“以地有五行，而其精神在上，故亦为帝。”（《孔子家语注·五帝》）但他们只是“佐成天事”（同上），不能和昊天上帝相提并论。
与上帝有关的最重要的事件，就是郊祭制度。依郑玄说，祭祀上帝的禘礼和郊礼是两种礼仪，也不在一个地方。《礼记·祭法》记载：“有虞氏禘黄帝而郊喾……”郑玄注道：
禘、郊、祖、宗，谓祭祀以配食也。此禘，谓祭昊天于圜丘也。祭上帝于南郊，曰郊。祭五帝、五神于明堂，曰祖、宗，祖、宗通言尔。
这就是说，圜丘不一定在南郊。因此，它和南郊祭祀不是一回事。唐代贾公彦为圜丘作解道：“言圜丘者，案《尔雅》，土之高者曰丘，取自然之丘，圜者，象天圜，既取丘之自然，则未必要在郊，无问东西与南北方皆可。”（《周礼疏》卷二二）
但王肃也不同意郑玄关于郊丘的意见。王肃认为：“天唯一而已，何得有六？”五帝，不得称天：“五帝可得称天佐，不得称上天。”祭天的郊和丘，也只是一处：“所郊则圜丘，圜丘则郊，犹王城之内与京师，异名而同处。”（孔颖达《礼记正义·祭法》引）孔颖达在《左传正义》中还说，王肃作《圣证论》，广征博引，“言郊则圜丘，圜丘即郊。天体唯一，安得有六天也”。又说：“晋武帝，王肃之外孙也，泰始之初，定南北郊祭，一地一天，用王肃之义。杜君（按： 杜预）身处晋朝，共遵王说。《集解》、《释例》都不言有二天。”
依郑玄说，曹魏在京城洛阳城南的委粟山营建为圜丘，在圜丘之外，另建郊坛。晋代则用王肃说，将郊丘合而为一。此后北朝多用郑说，南朝多用王说。是一天还是六天，郊丘是一是二？在教义上，理解各异；在实践上，则各行其是。
然而，和在上帝名号上的混乱状况一样，在上帝数量和祭坛上的混乱，也有一个中心。这个中心，就是儒经或者先儒对儒经的解说。大家都要把儒经作为自己的根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