颜师古《汉书注·郊祀志》引《汉旧仪》道，祭天时，“用六彩绮席六重，用玉几玉饰器凡七十”。至少在汉代儒者看来，汉代祭祀，和古代相比，已是极度奢华。
当甘泉畤被废除、在南郊建祭坛的时候，大风曾经吹坏了甘泉宫中的竹宫，吹倒了百余株大树。两年后，匡衡因罪免官，许多人又说不该废除旧的上帝祭坛。汉成帝问刘向，刘向回答道：
家人尚不欲绝种祠，况于国之神宝旧畤。且甘泉、汾阴，及雍五畤始立，皆有神祇感应，然后营之，非苟而已也。况武宣之世，奉此三神，礼敬敕备，神光尤著。祖宗所立神祇旧位，诚未易动。
刘向还援引《易大传》“诬神者殃及三世”，认为匡衡等人的建议是错误的。由于成帝没有儿子，皇太后下令，恢复被废除的神祠。
不久以后，儒者杜邺向当时的大司马王商进言道，《周易》说“东邻杀牛，不如西邻之瀹祭”。这说的是“奉天之道，贵以诚质大得民心”。行为恶劣而祭祀丰盛，就得不到保佑；道德高尚而祭品微薄，也必定会招来吉祥。现在京外的祭坛，不合阴阳方位，又道路遥远，费用高昂，所以得罪了上天。到甘泉祭祀时，迷失了道路；祭祀后土回来，大风卷起巨浪，不能渡河。祥瑞没有，灾异却屡屡出现，这是上天不高兴的表现。所以应该恢复京城的郊坛，而废除京外的祭坛。
数年以后，汉成帝死。皇太后又下诏说，皇帝当年怕没有皇嗣，恢复了京外的祭坛，但仍然没有得到上天的佑助。现在应该重新恢复京城的祭坛。
继位的汉哀帝由于疾病，又恢复了原来所有被废除的祭坛及被免职的神职人员。“凡七百余所，岁三万七千祠云。”（本节除随文注明者之外，引文均出自《汉书·郊祀志》）
汉哀帝也没有得到上天的佑助，三年之后，就因病而亡。又过了五年，时任大司马的王莽，和孔光、刘歆等人上书，奏请恢复了匡衡设立的长安南北郊祭祀。此后祭祀上天的郊坛建在京城南郊，就成为定制。
这样，上帝和皇帝、天坛和皇宫处于一地，成为国家的宗教政治中心。每次祭天大典，诸侯国都要来助祭，并献上礼品。祭礼庄严肃穆，气氛神圣凝重，对于凝聚人心、巩固国家统一，起了重要作用。
三上帝新观念的初创
汉初所祭五帝，乃是上古的五位君主。或者用今天的话说，是上古的五位部落首领。独尊儒术之后所祭的至上神太一，则来历不明。这可说是纯粹人为创造的神。
司马迁作《史记》，从尧、舜，到夏、商、周，包括秦，他们的世系都可追溯到黄帝。这意味着，所谓天子，就是上帝之子。
“天子”一词，见于儒经。《尚书·召诰篇》“皇天上帝改厥兹元子大国殷之命”，是过去的儒者和现代的研究者都熟悉的商周之际的重要观念。周可以称天子，秦也可以称天子。但是刘氏为什么可以称天子呢？这对于司马迁就是一个难解的问题。在《史记·秦楚之际月表》中，司马迁追溯尧舜以来一统天下的过程，不是“积善累功数十年”，就是“修仁行义十余世”，或者是苦心经营“百有余载”，然而刘邦一介平民，数年之间统一了天下。这不仅使司马迁怀疑所谓“无土不王”的古训，也使司马迁得出结论： 刘邦一定就是古人所说的大圣人：
此乃传之所谓大圣乎？岂非天哉，岂非天哉！非大圣孰能当此受命而帝者乎？
然而传统的观念仍然存在，刘氏无上帝血统而称天子，其合法性受到怀疑。为了适应新的情况，汉代儒者们从两个方面进行努力： 一面努力寻找刘氏的上帝血统，一面对上帝本身进行重新塑造。这两方面的努力到东汉初结出了果实。一是贾逵从《左传》中的“刘累豢龙”找到刘氏是尧的后代，一是《白虎通义》把“天子”定义为一种“爵称”：
天子者，爵称也。（《白虎通义·爵》）
据许慎《五经异义》：“古《周礼》说，天子无爵。同号于天，何爵之有？”许慎还考察了《左传》中有关“天子”、“天王”的用法，“施于夷狄称天子，施于诸夏称天王，施于京师称王”，所以他得出结论说：“知天子非爵称也”。见孔颖达《礼记正义·曲礼》引。但是，其他儒者却一定要把“天子”说成是爵称。《周易乾凿度》道：“天子者，爵号也。”《尚书刑德放》也说：“天子，爵称也。”据许慎说，孟喜、京房等人说《易》也认为“周人五号，帝天称一也”，赞同天子是爵号。《春秋公羊传》何休解诂道：
德合天者称帝，河洛受瑞可放。仁义合者称王，符瑞应，天下归往。天子者，爵称也，圣人受命，皆天所生，故谓之天子。见《春秋公羊传注疏·成公八年》。
《春秋公羊传》和孟、京氏易学，是汉代的主流派学问，何休的解诂也一定有所本。所以他们的意见，能够被《白虎通义》采纳，成为钦定的标准说法。
天子既是爵称，那就未必要有上帝的血统。而上帝，也应该有一个新的说法。
把太一作为最高的天神，是儒教重新塑造上帝努力的开始。然而直到西汉末年，太一仍然被当做一个成仙上天的人。《汉书·王莽传》：“太一、黄帝皆仙上天。”重新塑造上帝，还需要一个过程。
《汉书·郊祀志》载，汉平帝元始五年（5），王莽上奏折，建议改革上帝祭祀制度。除了将祭坛移至京郊之外，又对上帝的名号进行了改进。王莽道：
谨与太师光、大司徒宫、羲和歆等八十九人议，皆曰天子父事天，母事地，今称天神曰皇天上帝泰一，兆曰泰畤。而称地祇曰后土，与中央黄灵同；又兆北郊未有尊称，宜令地祇称皇地后祇，兆曰广畤。
中央帝黄灵后土畤及日庙、北辰、北斗、填星、中宿中宫于长安城之未地兆；
东方帝太昊青灵勾芒畤及雷公、风伯庙、岁星、东宿东宫于东郊兆；
南方炎帝赤灵祝融畤及熒惑星、南宿南宫于南郊兆；
西方帝少昊白灵蓐收畤及太白星、西宿西宫于事郊兆；
北方帝颛顼黑灵玄冥畤及月庙、雨师庙、辰星、北宿北宫于北郊兆。
王莽的建议被通过，从此，“长安旁诸庙兆畤甚盛矣”。
王莽的五帝，还没有完全脱离上古君主的原型，但也可以看出力图脱离原型的努力。
王莽等人的建议有个更加重要的内容，就是把最尊贵的天神称为“皇天上帝泰一”。“皇天上帝”名号见于《尚书·召诰》，在王莽等人看来，这才是上帝的正式名号。把最高的上帝命名为“皇天上帝”，表明传统宗教儒教化程度的进一步加深。谬忌（薄忌）向儒教贡献了一个五帝之上的最高神，王莽等人依照儒经对他进行了重新塑造。从王莽开始，可说是儒教至上神的正式确立。
从此以后，后世儒者就在西汉儒者开辟的方向上，对儒教的上帝不断进行着新的塑造。如果说王莽在“皇天上帝”之后还留了一个“太一”的尾巴，到了东汉，儒者们就直接称至上神为“皇天上帝”，去掉了“太一”这个尾巴。《后汉书·祭祀志》载：
建武元年，光武即位于鄗，为坛营于鄗之阳。祭告天地，采用元始中郊祭故事。六宗群神皆从，未以祖配。天地共犊，余牲尚约。其文曰：
皇天上帝，后土神祇，睠顾降命，属秀黎元。为民父母，秀不敢当……
所谓“采用元始中郊祭故事”，就是用王莽改革了的郊祭制度。王莽深通儒学，他所改革的制度成为后世儒教郊祭制度的基础。依据儒经为上帝命名，也成为儒教的一个基本原则。称上帝为“皇天上帝”而不加“太一”，表明上帝名称已经完全奠基于儒经之上。
与上帝彻底依儒经命名的同时，五帝的名号又发生了进一步的变化。《后汉书·祭祀志》载，东汉五帝祭祀也是“采元始中故事，兆五郊于雒阳四方”。也就是说，五帝祭坛，是依五行方位，建立在京城四郊。而五帝的名号，则有了新的变化：
立春之日，迎春于东郊，祭青帝句芒。
立夏之日，迎夏于南郊，祭赤帝祝融。
先立秋十八日，迎黄灵于中兆，祭黄帝后土。
立秋之日，迎秋于西郊，祭白帝蓐收。
立冬之日，迎冬于北郊，祭黑帝玄冥。
这里的“黄帝”，已经不是轩辕氏，而是和青、白等并列的，其色为黄的帝。五帝，也彻底摆脱了上古君主的影子。
据《左传·昭公二十九年》，则句芒等只是上古的“五行之官”，后来被“祀为贵神”。
故有五行之官，是谓五官。实列受氏姓，封为上公，祀为贵神。社稷五祀，是尊是奉。木正曰句芒，火正曰祝融，金正曰蓐收，水正曰玄冥，土正曰后土。
而担任这些官职、后来又被祀为贵神的人，原不过是少昊、颛顼等人的子孙：
献子曰：“社稷五祀，谁氏之五官也？”
对曰：“少皞氏有四叔，曰重、曰该、曰修、曰熙，实能金、木及水。使重为句芒，该为蓐收，修及熙为玄冥，世不失职，遂济穷桑，此其三祀也。颛顼氏有子曰犁，为祝融；共工氏有子曰句龙，为后土，此其二祀也。
后土为社；稷，田正也。有烈山氏之子曰柱，为稷，自夏以上祀之。周弃亦为稷，自商以来祀之。”
这五行之神，在《吕氏春秋·十二纪》中，分别是黄帝、炎帝、青帝、白帝、黑帝下属的五方之神，后来被儒者采入《礼记·月令》。据《月令》，则四季之帝、神如下：
其帝太皞，其神句芒。（孟春、仲春、季春）
其帝炎帝，其神祝融。（孟夏、仲夏、季夏）
中央土，其帝黄帝，其神后土。
其帝少皞，其神蓐收。（孟秋、仲秋、季秋）
其帝颛顼，其神玄冥。（孟冬、仲冬、季冬）
随着黄帝、太皞等原有五帝先降格为“太一之佐”，此后太一又被皇天上帝所代替，五帝则被他们原来的下属所代替，完全丧失了作为上帝的资格。而原来的五方之神，则升格为儒教的上帝。而决定他们神的品位级别的，则是儒者。
当最高的上帝和五帝都摆脱了上古君主形象的时候，汉代可以说初步完成了儒教上帝的创造，或者说完成了对传统宗教的改造。
四孔子祭祀的建立
孔子祭祀的建立，是儒教的重要特点，也是对传统宗教的重大改革。
春秋时代，鲁国东门外飞来一只海鸟，执政的大夫臧文仲以为是神鸟，就让国人祭祀。由此引来大夫展禽一番关于祀典的议论：
海鸟曰“爰居”，止于鲁东门之外二日，臧文仲使国人祭之。展禽曰：
“越哉，臧孙之为政也！夫祀，国之大节也；而节，政之所成也。故慎制祀以为国典。今无故而加典，非政之宜也。
“夫圣王之制祀也，法施于民则祀之，以死勤事则祀之，以劳定国则祀之，能御大灾则祀之，能捍大患则祀之。非是族也，不在祀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