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传统文化
一个民族没有传统与一个人没有记忆是一样的，一个国家没有文化与一个人没有修养是一样的。
1 传统与创新
(1) 尊重传统是国学之主旨
国学之主旨，一言以蔽之，就是尊重传统（与西方崇尚创新相对立），这就是《论语》以《学而》开篇，《学而》以“学而时习之，不亦说（悦）乎”为肇始的原因。中国古人认为人生就是时时学、处处习的过程。繁体“習”的字形是小鸟在白天张开翅膀练习飞翔。人比小鸟更需要学习，因为人的寿命远远长于小鸟，人生的意义也远比小鸟深远，不学习就不能做好人。小鸟练习飞是以母鸟为师，母鸟已经谙熟飞的技术。人的情形也如此，不过人类除了向父母学习之外，还多了一个向圣人或贤者学。父母的智能高于孩子，这是毫无疑问的，千年之前的圣人、贤者高于今人吗？
这是问题症结之所在。
中国人对世界最大贡献之一就是中国人正确解答了这个问题：就信仰与人文而言，千年之前的圣人、贤者确实高于今人。原因很简单，远古时代的生产水平低下，生活清苦，相对于后人他们的欲望比今人少，心也比今人平静，所以道德水平远远高于今人，所以他们的洞察力也远高于今人。当然，除此之外还有一个容易被忽视的因素：“古人”是个集合概念，涵盖很长的历史时期，而今人习惯上只是指三代以内的人，在数量上，今人不及古人的百分之一。须知，人文不同于科学理性，它不是累进式向高级发展，往往在人类的理性尚未发育时就已经处于巅峰。梁漱溟称这种现象为“中国文化的早熟”，在这种情况下，传统就成为“保守文化成果”的代名词，除此别无他意。
(2) 孔子为什么“述而不作”？
其实上面的论述已经包含对这个问题的解答。尽管孔子并非真的述而不作，但主张的述而不作却是无比正确的。对完美的东西进行创新就像画蛇添足，往往弄巧成拙。下面举三个例子。
其一，老子在《道德经》中预见“有生于无”。后人自以为是，以唯物主义者自居，批驳老子是唯心主义。直到20世纪有了宇宙大爆炸理论，才从科学理性的角度证明了老子论断的正确性。
其二，《易经》将坤（也指女人）比喻为牝马，理由是古人发现宇宙是从左向右转（相当于今顺时针旋转），地球从右向左转（相当于今逆时针旋转），所以地球永远是逆势前行，既然逆势就必须有韧性，有耐力，以柔弱克强力——这些也正是女人的品性。近百年来，中国人崇洋媚外，推翻了《易经》的教导，提倡男女平等，使女人的优秀品质丧失殆尽，社会与家庭处于动荡中。这是圣人之言不可违的绝好例证。
其三，古人坚持天人合一、体天格物、敬天保民的生存策略符合人类自身的长远利益，但被现代人视为“不思进取”，结果……
2 传统从生成到完善
(1) 传统之生成
中国文化传统始于西汉。由于之前经过了漫长的百家争鸣的过渡，可以说经受住了考验。在百家争鸣期间，一度最吃香的是墨子与杨朱，然而墨子逻辑思想与兼爱学说经不住历史考验，与杨朱的极端个人主义一起被中国人抛弃了。
中国人为什么反对逻辑？
一言以蔽之，是因为逻辑是求真的，是要在两个对立事物中确立孰是孰非，排除第三种可能性。殊不知第三种可能性往往对人类更有益。
中国人早就发现对立的事物并不是非黑即白，即使是对立的事物，它们之间的关联也远比其对立更重要。比如成功与失败是对立的，但二者具有很强的关联性，失败中包含成功的因素，成功中蕴含着失败的危险。所以《易经》不是以成功告终，而是以潜伏的危险的卦象告终。用哲学术语概括这种情形就是“合二而一”（与西方的“一分为二”立异）。
中国人为什么不接受杨朱？
一言以蔽之，是因为个人主义不符合自然规律，自然万物是相互依存而不是各自为政的，中国人既然选择了跟随自然的生存策略，就不会轻易背叛。
(2)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中国文化传统之完善
中国传统的完善以汉武帝宣布“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为标志。由于道家的天人观与儒家是重合的，所以宣布“独尊儒术”，也就等于宣布尊重道家的天人观了。事实也如此，汉武帝的尊儒丝毫没有伤害道家。法律是治国的最常用的手段，所以在任何时候都不可能被废除，所以法家也发毫未损。其他如阴阳家、农家等也都未受到影响，能够继续健康地生存并发挥各自的作用。
如果说“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无害的方面比较隐蔽的话，有益的一面则相对直观。“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杜绝了在人文方面盲目的创新，从而保证了（1）天人关系的和谐，（2）家庭与社会的安定。
虽然出于争强好胜的本性，总有人试图在学术上创新发展国学，达到创新者青史留名的目的，但很少有成功者。所有青史留名的志士都不是由于创新，而是由于坚守国粹（如屈原、司马相如等）、反对异端（如韩愈、朱熹等）、舍生取义（如岳飞、文天祥等）、为人师表（如孔子、司马迁等）、克己奉公（如诸葛亮、张居正等）、忠孝温良（如许慎、徐庶等）、道德文章（如刘勰、欧阳修等）、诗词书画（如李白、苏东坡等）、保国卫民（如卫青、霍去病等）、敬天爱民（如汉文帝、唐太宗等）而受到历史青睐的。凡此种种都是传统精神的具体体现。
二、 文化传统
1 天人合一、体天格物、敬天保民之传统
人类在天的覆盖与地的承载之下，需要从天吸取能量（阳光、雨露），从大地获取生活资料。人类一刻也离不开天与地的关照。
人类应该把土地对于人的关照视为理所当然的，还是视为一种恩赐，倍加珍惜？
东西方人给予这个问题以截然不同的答案。中国人认为（1）人从天那里获得阳光雨露、从地那里获得生活资料都是天的恩赐，（2）这种恩赐是有限的，（3）获得恩赐是以护天敬天为条件的。
执是之故，中国的文化以护天敬天为纲。当然世界还有另外一种做法——以人对自然的征服为纲领，完成人的自我完善。可以将人类文明或文化创造活动的趋势概括如下：
今人把理性文明当作人类进步的标识，对护天敬天的话题不屑一顾，致使大祸临头而不知。在这种情况下，重温华夏这一存活数千年的护天敬天传统意义巨大。
“天人合一、体天格物、敬天保民”之传统肇始于孔子，孔子的《易大传》从理论高度完成了对天人关系的论证，后人需要的不过是实现这些论证。“天人合一、体天格物、敬天保民”的传统能够存活两千多年，是因为：(1)两千多年来没有任何一个君主完全无视这个传统，即使秦始皇这样的暴君也只能在欺压子民方面打主意，不敢轻易对天滥施淫威；(2)两千多年来没有一种文化形态能够动摇这个传统；(3)中国人两千多年来从没有停止过祭天、祭地、祭祖（祭祖表示忠实于传统）。
“天人合一、体天格物、敬天保民”体现了人类最大的善与最高级的智慧，是人类迄今最伟大的文化建树。民主、自由、平等、博爱等西方文明统统属于人类的自我需要，为的是让自己生活得更好、更有尊严。不能说这不重要，但终究与天人关系不在同一个层面上。天人关系关系到人类整体的生死存亡。如若天发怒，收回给予人类的生存环境，那时，皮之不存，毛将焉附？进入21世纪之后，外国的有识之士越来越尊敬孔子、敬重国学，原因即在于此。
2 神治为主，辅以人治与法治的传统
在治理国家方面，处理神治、人治、法治三者的关系是国学的重要内容之一。断言中国两千多年的君主制社会实行人治或法制都不符合事实。按照重要性排列，中国实行的首先是神（中国人以自然本身为神）治，其次是人治，当然还要借助于法律手段。神治的意思是按照自然的要求决定人类的生活方式。所谓天人合一就是把天与人的命运捆绑在一起，在不伤害天的前提下谋求人的生活资料（而非财富）。靠法律做不到不伤害天，只有依靠信仰与教化，正如荀子所分析的那样：“人无法（律），则怅怅然；有法而无志其义，则渠渠然（局促不安）；依乎法而又深其类，然后温温然（柔和自如）。”《荀子·修身》。
荷兰学者汉肯举过如下例子：两辆汽车在一条窄路上相向行驶。道路两侧都是深沟。很显然，为了避免撞车，两辆车都应该从道路中央分别向两侧偏开行驶。问题的难处在于应该各自偏开多少。偏开越多当然就有越大的危险性。因此两人都希望对方能多做一些让步，以避免发生不愉快的事情。然而如果双方都坚持这样做的话，那么，相撞就不可避免了。［荷］汉肯：《控制论与社会》，黎鸣译，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
显然，从中间划一条线的法律方法不能根本解决问题，最终还是需要借助于道德，特别是借助于神治（由神来强化道德，然后用道德调和人际矛盾）。
人治与法治是统一的，世界上不存在没有法律的社会，问题是如何让法律有效。所有的法律都是人制定出来的，所以法治的本质还是人治。人治最大优点是就事论事，避免教条主义，最大缺点是人的品德决定了法律能否有效贯彻实行。正因为如此，需要将神的权威高悬于人之上，让人畏惧，不得不服从。从根本上说，赏贤使能、民为邦本、仁政理念、隆礼重法、节用裕民、修身为本、忠君爱国等都是为了巩固和加强神的权威，使人治不脱离敬天保民的轨道。事实证明，没有神治，人类为所欲为，最终受害者是人类自己。
3 具象、直觉、整体认识论之传统
一个民族，能够在数千年的时间里恪守大义，不逆天时，不掘地藏，坚守“天人合一、体天格物、敬天保民”的传统，一定有一种稳定的机制在起作用。这种机制就是“具象的、直觉的、整体的”认识论。
所谓具象就是把各种自然之象摄入头脑，寻求它们的各自的意义与互相之间的联系，崇拜之，效法之，并以自然之象定夺人间善恶、是非。
所谓直觉就是以人之视觉、听觉、嗅觉、触觉等器官感知世界，感知的时候不动用逻辑思维，按照原样将自然万象摄入头脑中。
所谓整体认知就是把自然视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自然界往往动一发而牵全身，所以在自然面前必须永远承认人的无知与低能，表现出“如临深渊、如履薄冰”（《诗经·小雅·小旻》）的虔诚与谨慎。
之所以“具象的、直觉的、整体的”认识论能够形成铁打不破的传统，主要因为这个传统不仅反映在哲学领域，它还渗透到其他许多领域，比如中医、园林、文学、书画、宗教、迷信，特别是这种认识论与信仰紧密联系在一起，极难动摇。
在国学传承过程中，也有违背整体认识论的时候，主要表现就是陷入局部考证中而失去大局观、整体观，使国学变为琐碎的考据学，这种倾向在东汉王充与唐朝刘知几的时候达到两次高潮，近代章太炎、胡适、傅斯年、顾颉刚等人又掀起过一次高潮。毋庸置疑，章太炎在国学方面多有建树，但他在《国学概论》一书谈论国学治学的方法问题时的主张却是十分错误的：对于古书，没有明白哪一部是真，哪一部是伪，容易使我们走入歧途；所以研究国学第一步要辨书底真伪。
四部底中间，除了集部很少假的；其余经、史、子三部都包含着很多的伪书，而以子部为尤多。清代姚际恒《古今伪书考》，很指示我们一些途径。
先就经部讲，《尚书》现代通行本共有五十八篇，其中只有三十三篇是汉代“今文”所有，另二十五篇都是晋代梅颐所假造。……
其实，用不着费那么大力辨别原造之真与假造之伪，因为中国古人的认识方法有其鲜明特性，很好辨别。一部书，如果出现与国学主旨精神背道而驰的东西，那一定是伪造的，剔除就是了。考据学是经乾隆皇帝大力提倡之后而成为显学的，其用心完全在于维护清王朝的统治，并没有为国学着想。章太炎夸奖“清代小学一门，大放异彩，他们所发现的新境域，着实不少”，这话在一定程度上道出了实情。然而，这些成绩多是微观的，而且多偏于技术性，往往无关国学之宏旨。
4 信仰之传统
中国人的信仰早期是有神论的，西周以后逐渐转向无神论，无神论信仰持续了三千多年。
作为国学主流的诸子几乎都是无神论。老子说：“以道莅天下，其鬼不神。非其鬼不神，其神不伤人。非其神不伤人，圣人亦不伤人。夫两不相伤，故德交归焉。”（《道德经·六十一章》）孔子说：“祭如在，祭神如神在。子曰：‘吾不与祭，如不祭。’”（《论语·八佾》）足以证明孔子是无神论者。墨子讲鬼，但墨子并未入国学主流，而且墨子所说的鬼与有神论的神还不是一回事。
表面看，中国也有很多神，比如盘古、女娲等，它们在民间也有广泛的流传。须要注意，正如章太炎所说，这些神从来都没有进入中国文化的主流，《山海经》与《淮南子》中的鬼怪故事也从来都不被当作正统的经典。王充在《论衡》里对鬼神有过严厉的批判，有人认为王充这是反主流文化，实际上是在维护主流文化，儒家学人对王充的这一做法大多是认同的。
评价一种信仰，与该信仰有神无神没有太大的关系。评价信仰唯一应该考虑的是信仰本身是否有利于人的心灵健康与人类的长远利益。人类一天也离不开自然，所以人类欲长久生活在自然中，护天敬天是首善之举。如果信仰有利于护天敬天，就应该给予较高评价，相反，如果不利于人类与自然长期共存，那么不论这种信仰能给予人类多少现实利益，它也是应该受到质疑的。这一点爱因斯坦做得很好。1921年爱因斯坦来到纽约，一位犹太教师打来一个电报，在电报中问爱因斯坦：“你相信有上帝吗？”爱因斯坦回复：“我相信的是斯宾诺莎的上帝，就是在一切存在的事物规律的和谐中显现自己的那一位上帝。” 在两三千年的漫长时间里，中国人信仰的始终是爱因斯坦所说的上帝，信仰中基本不含有向神灵祈求现实利益的动机，所以说中国人的信仰是最大公无私的信仰，最纯洁的信仰。
道教把关羽神化，似乎关羽变为了神，其实人们崇拜的义与勇并未溢出儒家范畴。而且无法否定这样一个事实：除了祭祀天地之外，中国人祭祀得最多的是自己家族的祖先与圣人孔夫子。前者表示对生命的敬畏，后者表示对教化的推崇。中国人在孔庙顶礼膜拜，那是通过孔子向自然表示敬意，因为孔子学说的核心是天人合一。
中国古代信仰长盛不衰，最重要的原因是中国是个知行合一的民族。
5 知行合一之传统
“知行合一”并不是西方哲学所说的“理论结合实践”。中国古人所说的“知行合一”讨论的是道德（天道之德）与伦理（人间之序）的统一。“知”解决的是天的问题，“行”解决的是人的问题，所以，知行合一乃是对天人关系的一种诠释，或者说知行合一是把天人合一的理念道德化、行动化。然而这种道德化、行动化并非独立于天人合一，而是不可分的。儒家认为，“知耻近乎勇，好学近乎知，力行近乎仁”，后面还应加上“知近乎行”——这是一种综合的思维方式，知耻与勇、好学与知、力行与仁、知与行是一而二，二而一的，不能截然分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