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贝弗里奇计划成为工党政治纲领的一部分，但是，贝弗里奇本人以及他所设计的社会保障制度都不是社会主义的。贝弗里奇一直拒绝加入像费边社这样的左翼团体，而是于1944年加入了自由党。同样，尽管他的社会保障蓝图是希望建立普遍性的福利制度，但他并没有提及要在贫富之间进行再分配，《贝弗里奇报告》只是希望为每个人建立一个保障基础，并且他设想的是通过政府计划扩大覆盖面，从而使很多人转向购买私人保险机构的服务（布莱克默，2009：42）。
由于福利国家由贝弗里奇首先提出，北欧国家则是典型的“福利国家”，由此容易将贝弗里奇计划等同于北欧的福利模式，两者确实在许多方面有相同之处，但是，贝弗里奇计划的哲学基础是自由主义，而北欧福利模式的理论渊源是社会民主主义。从中也可看到，社会民主主义与新自由主义在许多方面相互吸取了对方的观点。
美国是一个比较典型的自由主义福利模式国家。美国作为一个新兴国家，其社会主义传统远不如欧洲源远流长，社会主义政党也不如欧洲得势。但政治格局却与欧洲无本质区别，都是偏左的政党和偏右的政党轮流执政。美国两党相对于欧洲党均属右翼，但在本国范围内，民主党偏左，共和党偏右。美国的主流经济学是不屑欧洲的高福利政策的，认为高福利政策只能产生懒人经济。但这并不等于美国政府不顾穷人死活。应该说美国从理论和实践上都很重视下层人民的福利，因为一个对下层人民福利不关心的政党是不可能拿到足以上台执政的选票的。从经济学理论上看，美国经济学家认为财富有“溢出效应”，富人的产生客观上会惠及穷人。美国的富豪很多，富豪的纳税增加国家的福利能力和富豪组织生产增加就业岗位都暂且不说，仅富豪的社会捐献就大得惊人：2002年美国人捐赠金额达1900亿美元，占全国生产总值的2.1％（程宏，2004），2005年捐赠总额达2602.8亿美元（白晓威，2006）。从政治学理论上看，20世纪30年代“大危机”时期，美国总统罗斯福提出“人民有免于匮乏的权利”，实际上就是把免除下层人民的贫困化作为一项政府的义务规定下来。根据美国的社会福利制度，穷人每月可领到生活补助，孩子上公立学校，从小学到中学可免费学习、免费就餐，婴儿可免费得到婴儿食品，等等。
21世纪初，曾经担任过前欧盟委员会主席罗曼诺·普罗迪顾问的美国社会批评家和畅销书作家杰里米·里夫金在他的一部新著中，对美国和欧洲的社会模式及其发展理念进行了对比分析。他认为：美国强调经济增长、个人财富的积累和独立自主，欧洲则更加关注可持续发展、生活质量和相互依赖；美国人效忠于工作伦理，强调“活着为了工作”，欧洲人更加注重于闲适，主张“工作为了生活”；美国是融合性的，成功可归因于切断了同旧有文化之间的纽带，在美国大熔炉里成为自由的行动者，欧洲却基于保存原有文化身份，在多元文化的世界上生存；在必要情况下，美国人更乐意在世界范围内采用军事力量，来保护关键的自身利益，欧洲人却不太愿意使用武力，而更倾向于用外交、经济支持及援助来避免冲突；美国是深深个人化的，极少关注人类的其余，欧洲的本性却更加包容和强调整体化，因此也更加关心全球的福祉。（里夫金，2006：10—14）
在福利国家的“黄金时代”，国家福利模式曾是世界各国发展其社会福利制度所学习的对象。不过，由于西方工业化社会在20世纪70年代遭遇经济滞胀，福利国家对公共财政的压力拖累了西方国家的经济发展。从那时开始，西方社会出现了反对政府在社会福利中担当角色的思潮，国家福利的理念开始受到质疑，而主张个人应对自己福利状况负责的自由主义观点开始流行。虽然反对政府提供社会福利的观点一直都存在，不过，在经济全球化和福利私有化的当代，这种观点更加有市场。
在欧洲国家中，英国是最早表现高福利国家和低经济效率相结合特点的国家，被称为是“英国病”的一个根源（陈晓律，1996）。过多的社会福利开支迅速增长和英国经济缓慢发展的极不协调，导致经济增长的富国和连年超负荷的福利重担的穷国之间的尖锐矛盾。它加剧政府财务的恶化，赤字增加，形成福利债务国。而政府不顾经济发展的承受能力大包大揽的做法，使人们普遍滋长了对社会保障的依赖心理，出现了“多干”和“少干”甚至“不干”差不多的反常情况，这种再分配的超前均等化不仅没有促进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而且出现了待业增多和职位空缺并存的怪现象。“英国病”中的社会福利超负荷因素，实际上已经在盛极一时的福利国家热时，向西方国家敲响了警钟，然而，那些政治家们都不愿意冒断送政治生涯的风险来指出或纠正这一越来越凸显的弊端。随着西方发达国家高福利的不断扩大和膨胀，70年代以后过度福利的负面影响越来越显现。
三、新右派对福利国家的抨击
20世纪70年代以后，西方发达国家走进了“滞胀时期”，凯恩斯经济学和福利国家理论受到了普遍的怀疑。以英国的撒切尔主义和美国的里根主义为代表的福利制度改革翻开了社会政策研究的新一页。这一阶段又分两个小阶段，一是从70年代末到90年代初，保守主义和新右派大行其道，对福利国家理论大肆抨击，将其作为西方经济衰退的“替罪羊”；二是90年代至今，“中间道路”占了上风，既对保守主义和新右派的盛行进行反思，又对福利国家的理念重新审视并基本加以肯定。
福利政策的主要反对者是自由主义的右派，或称新右派。他们原则上反对国家提供社会福利，理由是社会福利违反了人们的自由。他们的观点基于以下基本假设：（1）人们有绝对的权利去随心所欲地使用自己的财产；（2）再分配制度基于强制；（3）个人权利至高无上。激进右翼认为，在实践上，社会政策特别是福利国家有不良影响；在经济上，福利国家削弱国家经济竞争力，损害经济发展；在社会上，福利国家鼓励依赖文化，诱使人们安于贫困。
这里对“自由主义”（liberalism）这一概念作一简单说明。自由主义的主要内容是以个人的自然权利或天赋权利（natural rights）为诉求的核心价值，“三权分立”的政府组织形式和公开透明选举的权力让渡程序。在此基础上自由主义可以有各种表现形态。例如古典的自由放任主义，主张小政府大自由；20世纪出现的“新自由主义”（new liberalism）是对自由放任主义的一种修正，主张政府对市场的必要干预，有利于弱势群体的差别分配，可称之为自由主义左派。实际上，现代新自由主义也吸收了社会主义运动的一些理论成果，使自由主义理论脱离了放任主义的激进而具有了某些中庸的色彩。而“新古典自由主义”（libertarianism），则主张恢复古典传统，反对政府对社会的过多干预，可称之为自由主义右派，在与社会民主主义对立的含义上，或在右翼的含义上人们往往将“新古典自由主义”也称之为“新自由主义”。自由主义左右两派在自由、平等、公平、效率、干预、放任等问题上歧见很多，甚至相互对立，互不相容，但在捍卫自由主义的核心价值上却是立场一致。例如自由主义左派的差别分配理论和福利社会理论缓解了深刻的劳资矛盾，30年代的罗斯福“新政”自由主义和英国的凯恩斯主义克服了当时的世界经济危机。这类理论的变化和政策的调整，有效地保护了自由主义的核心价值。
自由主义右派即新右派是60—70年代形成并在80年代产生重大影响的一个学术和思想流派。该流派既包括哈耶克和弗里德曼这样的巨擘大匠，也包括其信徒什尔顿、波韦尔、鲍森、桑普森、哈里斯和约瑟夫等。作为对战后国家干预活动的反对，该流派提出了自己的福利发展、福利目的和功能观及福利处方，其观点成为撒切尔夫人改革的思想基础，对其他西方国家也产生了重大影响。
新右派视国家福利的发展为不幸的事。早在福利国家刚刚建立时，新右派预言家就指出，人的自然状态是不受国家调控的（布莱克默，2009：17），这种自由以及个人主义会导致在社会中存在一定程度的不平等，但自由和规定权利与义务的平等之间是矛盾的。哲学家罗伯特·诺兹克（Robert Nozick）在《无政府、国家和乌托邦》一书中，批评了政府的社会政策和其他形式的干预手段，认为正是那些干预加剧了不平等。在诺兹克看来，模式化的正义就是对人民生活的持续干涉，以使物质、财富按照某种规则来分配。这种模式将基于某个特殊的目标，比如，一个社会可能希望鼓励劳动并实行按劳分配，而另一个社会则只关注平等而不考虑是否付出劳动。（布莱克默，2009：17）但是，根据诺兹克的观点，试图实现正义的任何做法都可能损害更重要的价值，那就是自由。诺兹克是一个典型的自由主义者。根据他的观点，任何希望通过再分配来调整个人财富和收入以便实现社会正义的做法实际上都是错误的，也是非正义的。因此，他认为，获得财富的方式不应模式化。政府唯一要做的就是尽可能少地干预私人生活，“越多的政府行为越可能危及个人权利”（布莱克默，2009：17）。
布莱克默认为：“绝对平等会出现强制和不自由的问题。为了实现绝对平等，我们需要有一个权威机构来调查个人收入、财富分配和监督每个人及每项工作。但这样做不但会造成巨大的实施成本，同时也会造成一个过度膨胀的政府。那样，每个人的生活将受到严格监察。我们完全可以确定，在这种情况下，任何人的境况都不会变好。因此，一个人得到的比另一个人多，会造成不平等和不自由，但绝对公平的状况却会降低每个人的自由程度。绝对平等的政策经常会走向极端。”（布莱克默，2009：19）
在布莱克默看来，权利和自由的另一个问题是自由有“消极”和“积极”的区别。“自由”的消极定义是每个公民都有免受他人侵害的权利，这是经典自由哲学的重要内容。按照这种观点，人们应当享有尽可能多的自由。但是，完全的自由或无政府的自由并不能带来真正的自由。自由必须要有法律来约束那些可能伤害他人或降低他人自由的人。按照自由的消极观点，政治权利是平等的，因此，穷人不是不自由的。也就是说，穷人和富人享有同等的政治权利，他们都可以在议会中投票，同样享有公民权利。按照这种观点，社会或政府没有责任创造一个每个人都拥有平等的行动自由的状态。他们认为，在一个市场主导的社会里，人们可以自由地赚取和积累财富，个人和企业可以自由地进行竞争，这本身就可以保证自由和政治权利的实现。也就是说，市场可以有效确保自由的实现，市场在自由实现过程中至关重要。但市场经常会导致差异和不公平。（布莱克默，2009：28）
哈耶克是国家干预的坚决反对者。在20世纪30—40年代，世界刚刚经历过1929—1933年大萧条，复苏之路仍然步履维艰，当时许多经济学家和社会人士对自由市场体制产生了这样或那样的怀疑，且对政府干预经济抱有这样或那样的幻想和憧憬。就是在这样一个历史背景下，哈耶克就尖锐地指出，放弃市场竞争和价格机制，用中央计划和政府行政手段干预经济过程和进行资源配置，不但会在经济上导致像诗人荷尔德林（F.Hoelderlin）所描述的那样“通向地狱的路是由美好的愿望铺就的”，而且也会在政治上走向一条奴役之路。在哈耶克看来，并不是市场竞争在短期中不会出问题，会始终有效率和处处均衡，而只是从人类社会长期演变过程来看，它是一种自发演化生成的、最不坏的且不断扩展的增进人类福祉的资源配置方式（韦森，2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