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90年代，随着国有企业改革的深化，下岗失业问题成为我国社会面临的首要问题。为了处理由国有部门释放出来的大量富余职工和城镇新增劳动力大军带来的失业问题，政府把创造就业岗位作为这一时期社会政策的主要任务。1992年，中共十四大确定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战略目标。为了配合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我国在1993年确立了社会政策（以社会保障为代表）改革的大思路。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提出“建立多层次的社会保障体系”。这一时期，我国社会政策变革的重点内容是各类社会保险制度的建立和完善，特别是养老保险制度。其中最重要的社会政策变革是形成了以社会保险制度主导的社会保障改革思路，计划经济时代的非缴费制的劳动保险制度逐步被个人缴费的保险制度所取代。1991年的《国务院关于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决定》，首次提出了“三支柱”（基本养老保险、企业补充养老保险和职工个人储蓄性养老保险）制度和“三方负担”原则（养老保险实行国家、企业、个人三方负担）。1995年国务院《关于深化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通知》，确立了社会统筹与个人账户相结合的养老保险制度模式。养老保险制度更加符合市场经济的要求了，它的地位也逐步明确了（景天魁，2010）。同时，政府积极探索统账结合（保险基金实行社会统筹账户与个人账户相结合）的社会医疗保险制度模式。住房改革也是这一时期我国社会政策变革的重要内容。国务院于1998年7月发布《关于进一步深化住房制度改革加快住房建设的通知》，全面实行以市场化供应为主的住房货币化改革，建立和完善以经济适用住房为主的多层次城镇住房供应体系。
可以说，整个90年代我国社会政策体系开始进入全面而急剧的变革，总的特点是国家出于经济发展的考量，逐步从社会福利和服务领域中退出，过于注重经济发展从而导致社会政策严重缺位。改革开放前，中国社会管理体制的最大特点是与“行政制”紧密结合、什么都管的“单位制”，那时的职工，生老病死统统由单位负责。改革开放后，原有的单位逐步转变为功能单一的利益主体，企业就是企业，学校就是学校，机关就是机关，不再承担更多的社会事务，企业和事业单位剥离了办社会的职能，越来越多的社会成员也从对本单位有极强依赖性的“单位人”变成自主性越来越强的“社会人”、“社区人”。由于社会结构的变化，社会管理一时难以跟上，大量社会事务无人问津，许多社会事业萎缩凋敝，加之迅速出现的庞大流动人口，给社会管理提出了严峻挑战。
这一时期，在市场化、社会化、产业化风潮的冲击下，就连九年义务教育的经费都推给乡村两级，其实是由家长负担，许多农村小学教师连工资都领不到；片面的就业市场化使弱势群体无业可就，生活窘迫，城乡困难群体增加；收入分配不公越演越烈，贫富差距迅速拉大；医院创收，医药费攀升，群众缺医少药，一些地方甚至把拍卖乡镇卫生院当做改革方向。所有这些社会政策的偏差，甚至影响到社会基本结构和社会管理。（景天魁，2010）
这一时期社会政策领域的具体变化可以归纳如下：
在价值上，从理想主义转向了实用主义。自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政府在福利国家中的作用受到了新右翼思潮的全面批评，西方社会出现了社会福利私有化的国际性潮流。在国际思潮和经济改革实践的影响下，我国的社会政策实践深受否定福利国家实践的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影响，主流舆论一般把社会政策与经济发展对立起来，倾向于认为社会政策会拖累经济发展。
在政策目标上，从关注社会公平转向了关心经济效率。这一时期，我国政府施政的基本理念是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然而，实践表明，我们在坚持效率优先的时候，并没有有效地兼顾公平。为了加快经济发展，提高经济效率，经济政策差不多成了国家的唯一功能，社会政策开始失去其相对独立的政策领域的地位，转而服务于经济政策，以推动经济效率的提升和经济的增长。这一时期公平与效率之间的失衡是我国经济改革开放时代的一个重大教训。
在社会福利的提供主体上，社会福利的主要提供者从国家和单位转向了个人和家庭。社会政策改革的出发点是为了减轻国家或国有企业的负担，在减轻国家负担的考量下，随着单位体制和农村集体经济的解体，加上国家有意识地弱化自己在公共福利提供上的功能和角色，在市场体系和第三部门没有得到充分发展的情况下，国家不适当地从社会福利和服务领域中有计划地全面退出，忽视了社会政策满足公众需要的作用，弱化了国家在公共福利提供上的功能和角色，过分渲染个人责任，强调个人的自我负责，在养老、医疗、教育等领域，几乎看不到社会政策的影子，养老靠自己、看病靠自己、小孩上学靠自己，什么都要靠自己。
在社会福利的提供机制上，从国家计划转向了市场主导。社会保障制度和社会福利改革带有明显的市场化取向，无论是劳动就业政策、教育政策、医疗政策，还是住房政策，都经历了从国家主导向市场主导的转变过程。旧的城乡社会保障体系逐步瓦解，变得支离破碎，许多人失去了基本的社会福利和服务。而从二元社会结构派生出来的庞大的流动人口群体没有成为社会政策的目标群体，他们游离在城市与农村之间，既非农民，又非工人，基本没有得到任何社会保护。
在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上，从中央主导转向了地方各自为政。责任分工不明确。政府应该承担什么责任模糊不清，在政府的责任中，中央政府是什么责任，地方政府是什么责任，没有确定。政府的责任没有办法确定，民间的责任也就没有办法明确，这个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新型的社会保障制度的确定。
这些变化的后果是，导致了我国社会政策的弱化，政府放弃了自己在公共福利中的必要角色，加剧了转型期中国的社会问题和社会风险，制约了市场经济改革的深化。虽然过分强调经济政策是多数国家和地区现代化早期阶段的通病，但我国在经济政策方面的过分看重几乎是有过之而无不及，经济政策几乎成了压倒一切的基本政策，社会政策严重落后于经济政策，结果导致公众的许多基本需求得不到满足，并形成了庞大的社会弱势群体。
三、新世纪以来的“国家再临”
2001年底，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这是一个重要标志，表明我国在社会主义原则引导下初步建立起了合理配置资源的市场经济体制，中国的改革开放成果得到世界认同，中国正式融入全球经济体系。中国的“入世”意味着世界市场一下子扩大了近四分之一，全球经济体系中也同时增加了五分之一的消费者。中国社会管理的有效性也越来越受到世界各国的关注。
在现代化进程中，一个国家和地区的经济起飞有可能促使其社会政策时代的到来：因为它使政府具备一定的经济能力扩大公共事业和社会福利支出；社会问题的积累及其对社会稳定和经济持续发展的威胁使其被普遍关注；困难群体基本生活权利的被关注以及如何使他们共享社会进步的成果成为一个话题，社会公正作为一种社会价值被再次认同。另外，随着工业化的发展，社会组织之间也会在功能上发生分化，社会上会出现大量非营利组织和专门从事社会福利服务的机构。在这种情况下，政府试图通过制度化的方法解决问题，就可能迎来社会政策的重建时代。
在经历十余年的社会政策“失踪”期后，在片面追求经济总量带来了许多社会问题和社会风险，导致庞大的社会弱势群体的出现后，社会政策缺失所导致的严重社会后果开始得到有效回应，政府开始重新思考市场经济与社会政策的关系。随着教育、医疗、住房等社会民生问题日益得到高度重视，社会政策在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中的作用被重新发现。伴随着一系列新社会政策的出台，我国进入了社会政策体系的重建期。自2003年以来，我国政府不断推出各项社会政策，重建国家在公共福利与服务中的责任，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社会政策扩展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