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章探讨的是哲学中的认识论问题，对“世界是什么”的探讨，要求我们进一步探讨“我们如何能知道世界是这样”——这也就深入到了认识论的层面，就是研究知识的本质和有效性。“知识就是力量”是我们耳熟能详的名言，然而知识的这种力量究竟从何而来呢？
知识分为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最有“力量”的认识，实际上是我们的理性认识，也就是能够把握事物的本质和规律的认识，而这也就是说，理性认识应该能够呈现具有普遍必然性的“真理”。真理是有“力量”的，因为它能让我们顺利达到改造世界的目的，收到好的效果。但是真理并不简单等同于“力量”。我们的知识究竟有没有真理性？它的真理性是如何得到保证的？怀疑主义者们对此提出了尖锐的质疑，这些质疑如果得不到有效的回答，就会把人类的知识引入无法为自己辩护的绝境。那么，究竟该如何回答怀疑主义者的质疑呢？本章给出了一个初步的探讨。
一、知识的力量
如果有人问你：“你上学干什么？”你多半会回答：“学习知识呀！”
是的，正因为大家都是怀着这样的想法来到学校里接受教育，所以几乎在所有教室的墙上挂的名人名言里，都少不了一句：“知识就是力量。”本书将尽可能少提哲学家的名字，但是讲出这句话的英国哲学家弗兰西斯？培根，是我们不能不知道，也不应该不知道的，因为：第一，没有任何一句话像培根的这个论断这样言简意赅地点明了每天在小学、中学、大学、科研院所、企业研发部门等等场所学习和工作的亿万人所从事的活动的目的和意义。第二，这位哲人在论证知识的伟大力量时所用的三个例子——印刷术、火药、指南针——全部来自我们中国，他还给出了这样崇高的评价：“历史上没有任何帝国、宗教或显赫人物能比这三大发明对人类的事业产生更持久的力量和影响。”诚然，培根那时未必知道这三大发明都是中国人的杰作，但也正因为这样，他的评价才像一个不知道考生姓名的阅卷老师打出的分数一样，更加客观公正、令人信服。他不愧为我们那聪敏绝伦的老祖宗们的异国知己。这也是我们应该知道他，记住他的一个重要理由。
然而，我们每个中华民族的子孙都知道此后那严峻甚至残酷的历史：此后的印刷术是在西方而不是在它的故乡中国得到了长足的发展，现代的印刷术——从照相制版到我此刻正在运用的电脑打印，还有方兴未艾的“3D打印”技术——已经让我们很难再联想到唐代雕版的《金刚经》或者宋代毕昇的泥活字，因为突飞猛进的现代科学技术特别是计算机科学技术已经令古老的印刷术脱胎换骨，“面目全非”；西方的近现代化学也让火药在几百年的时间里如虎添翼，演化出无数令早期黑色火药望尘莫及的炸药品种、爆破技术和相应的强大兵器，来自火药故乡的“大清”将士，却在西方列强发射的弹雨硝烟中粉身碎骨，血流成河；指南针在中国成了风水先生“认龙脉”、“选阴宅”的工具，在西方则衍生出令人目不暇接的精密电磁仪器和现代导航、测量、动力等技术……凡此种种，真可以说是“东边日出西边亮，墙内开花墙外香”。然而，这一切都是为什么呢？既然“知识就是力量”，那么，为什么最先得到某些知识，发明某些技术的中国，最后却并没有获得相应的“力量”，反而是晚走了一步甚至几步的西方，把这些知识的“力量”发挥到了极致呢？
二、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
其实，我们上文提到的培根也已经给出了一种解答的线索。
如同所有的伟大哲人一样，培根对事物的评价决不停留在表面上，而是有着惊人的预见性和穿透力。他在肯定了三大发明的巨大影响——这些影响有许多是在他去世后才产生的——之后，紧接着就指出：“这些发明与其说来自人类的智慧，不如说是得自偶然的机会。”培根在这样说的时候，并无贬低这三大发明之意，但他所谈的“来自人类的智慧”和“来自偶然的机会”的知识的区别，似乎可以把我们对知识的看法引向更深的层次。
也许你会说，其实并不存在这两类不同的知识，因为要得到不管什么知识，都既需要人类智慧的努力，也需要偶然的机会。举个例子，据说德国化学家凯库勒曾经花了很多时间研究苯的化学结构式，但一直没有结果，因为他设想过的所有结构式都不能让一个苯分子中的六个四价碳原子和六个一价氢原子化合到一起。直到1865年的一个夜晚，他做了个梦，梦见一条蛇咬住自己的尾巴，这才忽然领悟，苯分子应该是一种和这条蛇类似的环状结构，于是此前的所有疑难骤然解决。在这个故事中，凯库勒的长期潜心研究，是“人类的智慧”的努力，而他恰好在1865年的那个夜晚灵光突现，梦中解谜，则是“偶然的机会”。推而广之，所有知识都是“人类智慧（长期不懈的研究）”和“偶然机会（某时某地的突发机缘）”这两个因素共同作用的产物，不可能有一种只来自“人类智慧”的知识和另一种只来自“偶然机会”的知识。那么，培根所做的这两类知识的区分还有什么意义呢？
诚然，知识的获得都得有“人类智慧”和“偶然机会”两种因素的作用，但在很多现代科学家看来，不可否认的是，人类的知识就其性质和获得过程来说，的确可以划分为明显不同的两类：
第一类知识的获得过程和它的内容本身，都带有很大的偶然性。比如19世纪的一位德国化学家曾经指出，氧气是中国古代的炼丹家最早发现的，当时他们称之为“阴气”；又比如前面提到的三大发明中的火药，也是中国古代的炼丹家发明的。然而，炼丹家要炼的是所谓的长生不老药，因此，氧气也好、火药也好，都不是他们设计好的实验结果，而是炼丹过程中“歪打正着”，偶然产生，偶然发现的副产品。而且他们对这些副产品的认识也往往停留在非常感性直观的阶段，比如他们知道，“阴气”是可燃的气体，存在于青石和火硝之中，经过加热就可以得到，但是他们并不知道“阴气”的原子量是16，分子量是32，原子序数为8，化合价为2，也不知道青石其实是一种金属氧化物，而火硝就是硝酸钾；而他们也知道火药可以大致按照“一硝二硫三炭”的原料配方来制取，但是“硝”、“硫”、“炭”在他们看来基本就是一些白色、黄色、黑色的粉末，他们不会知道——也没有想过要去知道——这些物质各自的化学成分和分子结构，也就更不会知道这些物质经过加热反应会生成何许种类、几多数量的新物质，而在这一过程中又会有多少化学能转化为热能释放出来。
第二类知识则不是误打误撞的偶然发现，而是按照一定的方法、步骤进行探索的结果，并且要揭示出各种现象的本质和规律。现代科学就是如此。就以刚才提到的火药而论，现代科学想知道的不仅是这一事实：今天我无意中把一些白色、黄色、黑色的粉末混到一起，再加热，结果爆炸了。现代科学还想对这一现象的原因进行有充分说服力和预见力的解释。这种解释并不是“这些粉末里的阴阳二气相互冲突引起爆炸”之类，而是要说明：究竟是什么微观结构让这些物质能够爆炸？在爆炸前后这些物质究竟发生了什么变化？为什么这个爆炸反应的各种原料之间大致是1∶2∶3的比例？这些爆炸物的物质结构与它们的爆炸威力之间精确的数量关系是怎样的？能不能根据这种数量关系，研制出威力更大的爆炸物？简单点说，研究爆炸物的微观结构，就是在研究爆炸物的“本质”；研究爆炸物的物质结构与爆炸威力之间的数量关系，就是在研究爆炸现象的“规律”。在很多现代科学家看来，面对爆炸现象，如果我们不是停留在对个别现象的随意猜测，也不是停留在“阴阳二气”之类的浮泛说辞，而是运用数学和逻辑工具，遵循科学的实验方法去发现和验证它的本质和规律，那么我们就可以期望得到关于爆炸的“科学真理”，也就是关于爆炸现象的真正具有普遍性和必然性的科学知识。所谓普遍性，就是说这种知识具有普遍的概括能力，能够说明所有类似的爆炸现象；所谓必然性，就是说这种知识能够告诉我们，只要具备了某些已知条件，某种类型、某种强度的爆炸现象就一定会发生。我们在电视上都能看到：现代的定向爆破技术可以非常精确地计算出爆炸某座楼房所需要的炸药类型、装药量和爆破点，从而严格地控制爆炸威力和范围，做到让整个楼房完全倒塌而地面仍然平坦如初，周围建筑也丝毫无损。
上面所说的第一类知识，就可以归入“来自偶然机会”的知识，因为它虽然也不能光凭一瞬间的感觉，需要“人类智慧”的不断努力才能获得，但是这种努力一直带有很大的盲目性和随意性，今天碰一下，明天碰一下，全凭自己的经验去摸索，所获得的认识也往往是零碎、粗糙的，适用范围也很狭隘。这类知识，由于其中主要是我们的感觉经验在起作用，我们大体上可以称之为“感性认识”或“感性知识”。
而第二类知识才是“来自人类智慧”的知识，因为它虽然也不排除偶然的机缘——比如说落在牛顿头上的那个著名的苹果——但是，一旦被这些机缘所触发，“人类的智慧”，就更加积极地活动起来，运用逻辑或数学的工具（这是人类智慧最伟大的两种产物），对那些看似偶然的现象进行详尽透彻的分析，得出一种普遍必然的规律作为结论，并且进一步重新设计更严格的实验来检验自己的这个结论。正是在这第二类知识中，“人类的智慧”——也就是人的理性思维能力——得到了更充分的运用和体现。所以这类知识，我们大体上可以称为“理性认识”或“理性知识”。
在很多专家看来——事实上，很多普通人也是这样看的，只是表述得没有这些专家那么明确——近代以来，西方的科学技术之所以后来居上，超过中国，就是因为在培根以后的百余年时间里，西方人成功地实现了由第一类知识向第二类知识的转型，而中国则由于种种历史原因，还一直停留在千百年来那些妙手偶得、口耳相传的零散经验所构成的第一类知识上。所以当我们还在跌跌撞撞地摸索，很多技术甚至陷于停滞、倒退——据说鸦片战争中清军的火炮还不如明朝末年的时候，西方已经在有条不紊地构造一个严密的科学知识体系，并依托这个越来越庞大和清晰的体系，举一反三地迅猛发展他们的各种技术，形成了让整个世界的面貌都按照人的目的而急剧改变，让人的生活水平极大提高的巨大物质力量，最为辉煌地证明了培根“知识就是力量”的教诲。
三、什么是真理？
不过，学者们的上述看法就一定正确吗？要知道，“知识的力量”本身又正是一件需要加以解释的事情。正如前面说的，很多科学家认为，第二类知识之所以有那样巨大的力量，是因为它是科学真理，它抓住了事物中具有“普遍必然性”的本质和规律。但问题就是，我们怎么知道它一定是真理，一定具有普遍必然性呢？
有人也许会说，我们根据一定的知识，采取行动，达到了我们预期的目的，这就证明了这种知识的力量，也就证明了这种知识是真理。真是这样吗？我们来看一个“狄青掷钱”的故事：
北宋仁宗年间，广西少数民族首领侬智高起兵反宋，夺取了很多州府县份，打败了好几路前去镇压的宋军。宋廷大震，派防御西夏的名将狄青率军赴广西平定侬智高。狄青带领的兵士大多是西北人，不适应南方的气候和地形，又听说侬智高的军队很能打仗，朝廷兵马都不是他对手，担心这次出征凶多吉少，有去无回，因此还没到广西，就已经军心动摇，不想再往南走了。狄青得知后就召集士兵们说：“我知道大家已经不想南进了。这样吧，我抛一百个铜钱出去，如果一百枚都是有字的一面朝上，说明老天保佑我们这次南征旗开得胜；只要有一枚不是有字的一面朝上，那说明天意不容我们取胜，我就立即班师，表奏朝廷，一人承担不战而退之罪！”结果，他掷出的一百枚铜钱都是有字的一面朝上。军士们看了，都认为有上天相助，何难不克，士气大振，人人奋勇，越过昆仑关后，在归仁铺一战击溃侬智高军主力，侬智高兵败自杀，乱事平定。凯旋途中，狄青把当初掷的铜钱拿给大家看：原来铜钱两面都是有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