孝灵皇帝中平元年（甲子，公元184年）
上问计于中常侍吕强，对曰：“党锢久积，人情怨愤，若不赦宥，轻与张角合谋，为变滋大，悔之无救。今请先诛左右贪浊者，大赦党人，料简刺史、二千石能否，则盗无不平矣。”帝惧而从之。壬子，赦天下党人，还诸徙者；唯张角不赦。发天下精兵，遗北中郎将卢植讨张角，左中郎将皇甫嵩、右中郎将朱儁讨颍川黄巾。
张角从“太平道”变成“黄巾军”，只是眨眼间的事。张角三兄弟分别以“天公”、“地公”、“人公”命之，颇有演义小说色彩。《三国演义》说，张角是不第秀才，这是明代人口吻，那时没有科举，也没有什么不第秀才，不过张角倒可能是个读书人，书没有读好，不能优则仕，而自己又超级自信，遂以为世道不公，过人才华不被赏识，于是走上了另一条出头的路线。不第秀才造反后来倒是常事，黄巢算一个，洪秀全算一个，包括《水浒传》里梁山的第一任首领王伦也是。不第秀才书没读透，逆反心理特强，思前但不想后，尽管他们亮出的口号粗鄙不文，但这并不妨碍他们比熟读书本的人更有行动能力。
天地人在汉代是一个稍稍读点书就知道的大概念、大范畴，张角以此命名，有气吞山河之壮志，有包卷宇内之雄心，气概相当不凡，不过也因此透出了草寇的品位。毛宗岗评《三国演义》说：“人谓魏得天时，吴得地利，蜀得人和，乃三国将兴，先有天公、地公、人公三小寇引之。” 呵呵，旧文人还真是有点唯心主义。
黄巾造反，灵帝以大舅哥何进为大将军，守备京师，派三位稍次于大将军的中郎将卢植、皇甫嵩、朱儁出兵讨伐黄巾军。相比之下，灵帝的应急措施还是很到位的，比秦二世胡亥反应得迅速。
军事应急得当，在政治上，灵帝也采取了和解的政策，采纳了中常侍吕强的建议，赦天下党人。吕强也是一位宦官，他给灵帝是这样建议的，如果不赦党人，他们就会和黄巾军联合起来，就像土匪里派进了党代表，那就麻烦大了。
王夫之在《读通鉴论》里为此大骂吕强，说他诬蔑党人，这些忠直的党人怎么会和黄巾同流合污呢？其实吕强这么说没有道理但有效果，灵帝刘宏这样的主，听吓不听劝，可以施之以计，不可以喻之以理。唉，不管什么人，不管多大学问，一旦认死理，也是个麻烦。
党人和黄巾合作的可能性不大，但是他们和割据势力合作的空间却很大。党人被放逐到各地，有一定声望，各地割据势力不论出于哪种目的，都愿意吸收他们进入自己的团队。所以不是“与张角合谋，为变滋大”，而是和割据军阀合作，为变滋大。
纵观剿灭黄巾的过程，先是靠中央控制的直系军队，后来则是依靠地方势力，黄巾民变如大火骤起，顿成燎原之势，中央直属的军队能扑灭的火点有限，这样就为地方势力留下了空间。当时有个现象，凡是被黄巾掠过的地方，一旦被收复，就不是中央的了，谁占着算谁的，想做州牧还是将军，直接打报告表奏朝廷，让朝廷照样下个文件就行了，这是汉末政治格局最深刻的变化。
士大夫也顺应了这个变化，他们把恢复皇帝体制权威的希望寄托在了这些地方势力上，他们想采取曲线救国的办法，但是，传说中的社稷之臣一个都没有出现，出现的只是各式各样的野心家。
汉灵帝刘宏把汉帝国推向了不复的境地，他经常说“张常侍是我公，赵常侍是我母”。他的这种评价如果仅就个人情感而言，也许是对的，我们知道有很多小皇帝在失常的宫廷环境中，渐渐和太监有了深厚的感情。但是这种说法一旦越出后宫私人生活的空间而到达朝廷的公共话语空间，就会让满朝的士大夫包括外戚心里充满酸楚和悲怆。后汉不停地出现小皇帝和坏皇帝，神圣的皇权在官员和知识分子心目中，越来越抽象，因为具象的皇帝一个比一个让他们失望。所以，到了黄巾以后，随着地方势力的膨胀，换皇帝挟持皇帝一直到自己做皇帝，都是在这种心理背景下逐一展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