孝灵皇帝建宁二年（公元169年）
初，范滂等非讦朝政，自公卿以下皆折节下之，太学生争慕其风，以为文学将兴，处士复用。申屠蟠独叹曰：“昔战国之世，处士横议，列国之王至为拥篲先驱，卒有坑儒烧书之祸，今之谓矣。”乃绝迹于梁、砀之间，因树为屋，自同佣人。居二年，滂等果罹党锢之祸，唯蟠超然免于评论。
臣光曰：天下有道，君子扬于王庭以正小人之罪，而莫敢不服；天下无道，君子囊括不言以避小人之祸，而犹或不免。党人生昏乱之世，不在其位，四海横流，而欲以口舌救之，臧否人物，激浊扬清，撩虺蛇之头，践虎狼之尾，以至身被淫刑，祸及朋友，士类歼灭而国随以亡，不亦悲乎！夫唯郭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申屠蟠见几而作，不俟终日，卓乎其不可及已！
后汉重视教育，京师太学生云集，当时的大儒，既做官又做教授，他们的学生学成以后，也就成了部下僚属。做官有利益上的势力范围，做教授有学术上的门户之见，于是在内部是表扬与自我表扬，对外则是批评和无情贬低；官场矛盾借学术争鸣而展开，学术争鸣则是标榜和起哄——这是党争的一条线索。另一条线索是，政治昏暗，一个又一个小皇帝让君权置于后宫和外戚大将军手里，皇帝稍长，又和太监厮混在一起，这些“皇权代理人”不珍惜江山社稷，肆意胡作非为，整个朝廷弥漫着灰心丧气的氛围，激昂的情绪于是逐渐发酵，“四海横流，而欲以口舌救之”。表面上看起来，议论风生，舆情鼎沸，朝廷一时并无钳制，于是士大夫不论在朝在野，思想从禁锢到活跃，从活跃到激愤，个别人于是公开对朝政攻讦批评，个别的激浊扬清，与灰心丧气的普遍心理一对碰，喝彩声自然不断——这样，台面上的几位士林领袖更加兴奋，甚至有些自鸣得意。
党人攻讦的对象是宦官集团，当时的宦官，已经超越了宫廷服务生的职务范围，他们已经控制了中央中枢，宦官们虽然不能生育，但是他们的爹妈能生育，他们爹妈生出来的兄弟姊妹也能生育，于是宦官的兄弟子侄也就和功臣、外戚一样，被委派到各地做官。外戚揽权也是一家一姓，占据的职位终究有限，而宦官群加上他们的家属群，基本上可以视作无限庞大，他们这样侵占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种权位，对士大夫阶级的挤出效应更加明显。
士大夫集团自认为有理想，他们掌权是为了天下苍生，宦官及宦官家属掌权是为了一己私利。另外，除了理想上的优势以外，生理优势也放在那里，这些没卵子的家伙管理国家，本身就是对士大夫的一种污辱。于是，他们第一，立党标榜清高，追求万人欢呼的名声，犯了皇帝专制体制下的大忌，皇帝最不顺眼的，就是登高一呼，自以为领袖的精英分子；第二，他们以为生理有缺陷的人在政治上也不堪一击，于是好胜速胜一鼓而天下定的急切心理很强，这让他们对斗争的长期性复杂性艰巨性都估计不足，急躁之下，一败涂地；第三，道德的优越感让他们放弃了合法有节的斗争策略，凡事以“大快人心”为标尺，对宦官集团的个案处理，血腥暴力。
最要命的，他们批评宦官腐败，政治昏暗，方法又是公开鼓噪，实际上把斗争的矛头指向了皇帝本人。这时的皇帝已经是成年皇帝，桓帝刘志并不愚笨，皇帝的基本价值观是国泰民安，就算昏庸无能的皇帝，也不喜欢朝廷天天鼓噪。所以，面对如此局面，基本价值观不重要了，谁对谁错也没耐心追究了，稳定压倒一切，这种乱哄哄的局面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
要说起来，桓帝刘志对党人的处置还不算最残酷，只是抓捕起来，杀杀威风，后来“皆赦归田里，禁锢终身”。也就是解除官职下放劳动，再不解放。也许是因为桓帝太温柔，很多人一看做党人能博大名，于是“海内希风之流，遂共相标榜”，“三君”“八俊”“八顾”“八及”“八厨”一类的名头到处传说，这就颇有组织化的苗头了。皇帝一烦别人代表民意，二怕这些代表民意的人组织起来，一旦有形成反革命集团的趋势，对不起，刀斧手侍候！所以，到了灵帝刘宏时代，迫害致死就成家常便饭了。这里面，当然少不了宦官集团的煽阴风点鬼火，这时，皇帝所能信赖的力量也只有这些人。
历史的逻辑大抵如此，有运动就有迫害，待到皇帝迫害登峰造极之后，士林遭受摧残，左派幼稚病没有了，愤青们不存在了，真正忧国忧民的精神也消解殆尽，政治冷淡成为主流，犬儒精神再一次全面复归，当政治糜烂祸及到底层的普通百姓，他们饥寒交迫揭竿而起的时候，这个王朝再也难以起死回生了。
申屠蟠先生把当时的士林鼓噪和战国时代的处士横议相比，把秦始皇焚书坑儒和桓灵的党锢之祸相比，这种对比未必恰当。不过，知识分子的灾难和知识分子的狂热幼稚是联系在一起的。书生议政，历史地看，是一个高难度的活儿，尤其是脱离了皇帝专制制度规定的若干基本原则和底线，肆无忌惮地批评朝政，总会像司马光大哥说的那样，摸摸毒蛇的头，踩踩猛虎的尾（撩虺蛇之头，践虎狼之尾），最后肯定是没有什么好结果。
“邦有道，危言危行；邦无道，危行言孙。”何为有道之邦？批评者不因批评而遭受逮捕和杀害。
明哲保身也许是知识分子最好的自处之道，当我们面对官场的腐烂，民众的苦难，显然仅仅明哲是不够的，但是一代一代有良心的读书人，都要冒着身家性命去说真话，成本也忒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