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世祖武皇帝泰始四年（公元268年）
又诏河南尹杜预为黜陟（chù zhì）之课……
杜预在《晋书》里和羊祜同传。按照古往今来的阅读惯例，羊祜是时代楷模，那杜预起码是先进工作者。另外，在平吴事业上，羊祜和杜预也是承先启后。和开国皇帝同时代的，定有被后人推崇的名臣，但在晋武帝司马炎时代，被公认为名臣的，大体也就他们二位。
像一个新公司成立，老板安排人作规划定制度，忙得不亦乐乎。贾充是完善法律，而杜预则“为黜陟之课”，“黜陟”就是人才的进退和官员的升降，也就是今天常说的干部考核办法。
杜预，字元凯，杜预的祖父杜畿为荀彧所荐，任河东太守，有治名，是曹操时代的名臣。父亲杜恕父和司马懿同朝为官，但关系却处得不好，所以杜预一开始不是混得很好。到了司马昭时期，杜预娶了司马昭的妹妹高陆公主，仕途从此就无限宽阔了。杜预算来是司马炎的姑父。
洛阳亲友如相问，原来都是亲套亲。
司马炎让姑父杜预制定考核办法，杜预专门写文章阐述了自己的管理思想。
杜预说：“古者黜陟，拟议于心，不泥于法。”在用人和考核方面，杜预主张“议于心”而不能“泥于法”，也就是干脆人治，不要法治，靠领导者的直觉判断，而不要指望所谓详尽的考核办法。杜预说，领导者的普遍心理是“疑心而信耳目，疑耳目而信简书”。简书也就是条文，其实条文越繁复，大家就越容易弄虚作假。
杜预直接点名批评了曹魏的管理思想，那就条文至密，结果是“失于苛细以违本体”。杜预建议晋朝恢复“唐尧旧制”：“取大舍小，去密就简，神而明之，存乎其人。”所以他强调“用人”，而反对“任法”。
在传统的语境下，杜预所说的仍然是儒家之道与法家之规的差别，这种讨论自古而然，不过在魏晋转嬗之际，这种讨论有更多的政治意义。对于司马晋来说，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士族门阀，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儒家学说。他们强调这一点，是为了和曹魏切割。切割得好，关于“篡党夺权”的闲言碎语就会不着力，自己的正当性就会大大加强——我们不是要抢班夺权，而是要拨乱反正，恢复唐尧旧制，先王之法。
其实曹操提倡和执行的法家路线到曹丕、曹叡手上，早就修正主义了。但是司马氏和他们的支持者都故意忽略这一点，只强调曹操的路线。曹操数下《求贤令》，讲话极端，有违世道人心，他光强调任人唯能，只要有本事，吃喝嫖赌贪污腐败都可以商量。其实司马家也是这样，司马炎对石苞不就如此吗？好多事能做不能说。曹操磊落，丑话也敢公开讲，司马氏就揪曹操的小辫子用来证明自己的政治正确。
至于今天的领导者，是靠自己的感觉来管理，还是靠规章制度来管理，我看没有必要对立起来讨论，简而言之，对身边的高管甚至中层，要倾向于直觉判定，对于广大普通员工，要更多地依靠制度来管理。人治和法治在讨论基本框架时有严格区别的意义，在日常具体的管理中，必须杂而用之。完全靠手册制度管理容易犯教条主义错误，完全靠个人直觉判断容易犯经验主义错误。对于中国人来说，制定制度时莫不郑重其事，但实际工作中，违反制度的全部是领导高层。
杜预后来在外边做地方官，逢年过节都要给洛都的权贵送钱送礼，杜预说：“吾但恐为害，不求益也。”一个制定干部考核制度的人，日常行事依足官场陋习，这些制度还顶个屁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