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元皇帝咸熙元年（公元264年）
三月，丁丑，以司空王祥为太尉，征北将军何曾为司徒，左仆射荀为司空。
己卯，进晋公爵为王，增封十郡。王祥、何曾、荀共诣晋王，谓祥曰：“相王尊重，何侯与一朝之臣皆已尽敬，今日便当相率而拜，无所疑也。”祥曰：“相国虽尊，要是魏之宰相，吾等魏之三公，王、公相去一阶而已，安有天子三公可辄拜人者！损魏朝之望，亏晋王之德，君子爱人以礼，我不为也。”及入，遂拜，而祥独长揖。王谓祥曰：“今日然后知君见顾之重也！”
平蜀复兼平叛，消灭了外部的敌人，清除了隐藏在内部的敌人，司马昭决定犒赏自己，先前取得汉中已晋爵为公，现在彻底平蜀再晋爵为王。
号称三公的太尉王祥、司徒何曾、司空荀商量着第一次觐见司马王爷怎么行礼。荀抢先说：“相王（司马昭担任魏国丞相，又晋王爵，故称相王）尊贵得很，是新的领导核心，没啥商量的，咱得下跪磕头。”
王祥说：“我们位居三公，王和公只相差一个级别，磕头不符合礼仪。”
见了司马昭，荀、何曾趴下“啪啪”响头一磕，心满意足，通体舒泰。
王祥则面对晋王长揖，颇有傲然独立之气象。
王祥坚定地认为磕头会“损魏朝之望，亏晋王之德”。想必这些话已经为司马昭所知，所以，一看王祥果然不磕头，司马昭对王祥深情地说：“今日然后知君见顾之重也！”
“见顾”在这里怎么翻译成现代汉语，锐圆哥哥一时还不好措辞，反正司马昭认为王祥不磕头用意非常贴心，非常用心，深得朕心。
司马正式立国后，隆重推出了“超级三公”，太宰、太保、太傅，坚定标榜自己是魏之纯臣的老一辈革命家司马孚赠封为太宰，坚决维护魏国体面不磕头的王祥担当太保，当时的学术泰斗郑冲是太傅的合适人选。
“见顾”的意思，大致瞧出来了，就是给咱大晋国装点门面，粉饰合法性。
我们现在可以讲司马氏是篡党夺权，在当时不能这么说，除非你不想活了，亲戚朋友不能因为你一时口腔快感而丧失身家性命。司马昭在加封王爵次年就死去了，儿子司马炎先袭爵，后革命，不是说坐天下要有天命吗？把你家的天命革到我家，这才是原教旨的革命。
坐江山除了天命，也要讲人心或者民心，也要讲“有德者居之”。王祥不磕头，不就衬得司马昭很有德吗？魏晋之间和平演变（个别反叛不足为怪），总体来说，大体来说，比新旧两种势力全面战争要好一些，对社会、百姓的损害要小很多。问题是，旧班子全部改奉新朝，虽然说从司马懿收拾曹爽迄今有十五六年了，但毕竟一直打着的是大魏的旗号，所以，还是有思想转变的工作要做。在转型期，像王祥这样“新恩不忘旧义”的榜样还是有现实意义的。
关键是人家王祥，关键时刻知道“自重身份”，少磕一个头不说，还得了格外的尊重，他知道像司马昭这样有文化的领导，也并不希望自己的面前全是磕头虫。任何朝代都需要有所谓的“直士”，“讪君卖直”尚且需要，何况只是不磕头呢？
王夫之评论王祥的时候，还提到了汉武帝时期的汲黯，不知道大家还记得不？
大将军卫青当时尊宠无比，公卿以下见了皆卑奉之，估计不是磕头也得深鞠躬，只有汲黯一揖而已。有人责怪汲黯：“大将军这么尊贵，君不可以不拜。”汲黯回答：“大将军有一个只作揖的朋友，难道不显得更尊贵吗？”卫青听说了这事，对汲黯也是敬重有加，向他请教国家大事，私人感情也越来越好。
大家都磕头的时候，有一两个作揖的，这感觉挺好的。
本朝有两位，都窃以为自己也是只需长揖的：一位是梁漱溟，一位是陈寅恪。
梁漱溟在一次政协会议上批评政府的农村政策，进而和毛泽东争吵起来，最后急了，梁漱溟公开喊，希望主席有“雅量”，雅量就是允许有人长揖而不必磕头。主席马上说，对资产阶级我们雅量的没有，老梁一时语塞。这正是：多情应笑我，错会了，英雄意。
新中国成立后，官家召陈寅恪任社科院历史研究所所长，陈提出了“长揖”的要约，“不要先存马克思主义的见解，再研究学术”。问题是主席早就明谕：“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除此之外，没有特区。而陈寅恪在之后的历史研究中也自觉不自觉地引入了阶级斗争学说。
聂绀弩的《放牛三首》中有一句：“一鞭在手矜天下，万众归心吻地皮。”我这里续个貂：装点门面有需要，不用磕头可长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