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元皇帝景元元年（公元260年）
太后下令，罪状高贵乡公，废为庶人，葬以民礼。收王经及其家属付廷尉。经谢其母，母颜色不变，笑而应曰：“人谁不死，正恐不得其所；以此并命，何恨之有！”及就诛，故吏向雄哭之，哀动一市。王沈以功封安平侯。庚寅，太傅孚等上言，请以王礼葬高贵乡公，太后许之。
使中护军司马炎迎燕王宇之子常道乡公璜于邺，以为明帝嗣。炎，昭之子也。
贾充、成济把皇帝当街杀死，司马昭内心是深为不安的，尽管他是这件事的受益者。如果曹髦不上街，相信司马昭也不会动刀，姓曹的怎么让姓刘的下课，我姓司马的就怎么让姓曹的也下课。榜样不远，学起来不难，不必要搞得这么敌我对立、血腥暴力。
也许司马昭认为准备得再充分一点，就可以让曹髦禅让了。现在把曹髦杀在当街，司马昭不能踩着曹髦的尸体直接上位，这样也太不够意思了，太有碍国际观瞻了，当然更重要的是有碍历史观瞻。所以，还得再立一个曹家的子弟。政权是姓曹的主动地、和平地交接给我们司马家的，这是必需的。
于是司马昭授意赶紧再立一个曹姓的皇帝，让公众赶紧忘了这件事。新立的皇帝叫曹璜，是燕王曹宇的儿子。曹璜被改名叫曹奂，继明帝嗣。奂者换也，他必须按照汉献帝刘协用过的老剧本，在合适的时间诚恳地来一次告别演出，什么时间合适？司马昭来决定，司马氏要用政绩业绩以及丰功伟绩来证明自己的合法性。
曹操子孙的鲜血洒在洛阳的街道上，震撼一样是巨大的，对司马昭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政治危机。但是从“淮南三叛”到“洛阳一叛”，反对司马氏的力量显然没有得到有效的整合，就这样零敲碎打地耗散完了。单从技术层面来讲，这些反对者都不是司马父子的对手，王凌、毌丘俭、文钦、诸葛诞的武力反抗，要么准备仓促，要么是被动应对，而且他们最后都涉嫌“里通外国”，不得不借助吴国的力量，这样会让他们的正当性大打折扣。而曹髦的孤注一掷，估计他也是宁为玉碎的一种宣示，求仁得仁，我们也不好意思再作更多的求全之责。从效果来讲，只是给司马昭制造了不小的麻烦，而并没有让自己胜出的可能。
从政治层面来说，曹魏下台有其必然性。如果我们把曹氏和司马氏定义为现代的政党，让他们进行大选，从魏明帝以来，特别是曹爽当政以后的近十年时间，荒芜政事，成天高乐，遂使政风颓废，最高层如此，老百姓的日子肯定好过不了。而司马懿父子勤于政事，对国家事务管理有效，单凭这一条，就可以赢得选举。
后来做到吴国丞相的张悌，对曹氏、司马氏作了对比分析：“曹操虽功盖中夏，民畏其威而不怀其德也。丕、叡承之，刑繁役重，东西驱驰，无有宁岁。司马懿父子累有大功，除其烦苛而布其平惠，为之谋主而救其疾苦，民心归之亦已久矣。故淮南三叛，而腹心不扰；曹髦之死，四方不动。任贤使能，各尽其心，其本根固矣，奸计立矣。”张悌是当时代人，他的看法值得注意。
当代很多史家都认为，曹氏代表寒族，司马氏代表士族，当时是以士族马首是瞻，所以司马氏代表士族胜出，等于恢复了东汉后期的“皇权＋门阀”体制。
其实这种说法我以为似是而非。曹操代表寒族没错，他一生一直想改变门阀体制或者是门阀文化，但是收效甚微。到曹丕称帝，实际上已经修改了曹操的路线，推行九品中正制，主动向士族妥协。俗话说三代养成贵族，曹氏坐了江山，经过两三代也就自然成士族了，而且是第一士族，难道不能代表士族吗？非得司马氏才行吗？
根本的原因还是曹氏在政治上没有成绩，没有人才，又不像汉帝国国祚绵长深入人心，结果使自己变得可有可无，给了司马氏机会。司马氏父子两代乃至祖孙三代，个个都精明能干，而且父带子、兄带弟，后来者每人都有很长的政治实习期，掌权以前已经积累了丰富的政治经验。包括像迎接新皇到洛阳的事情，都让第三代司马炎亲自去办，司马家人才济济，这是成功的核心要件。
中国的政治文化是这样的，只有在打一场大规模的对决战争，流了很多血夺取了政权，这才叫“得国最正”。如果是从内部夺取，不管前朝怎么浑蛋，不管手段和平与否，都叫“篡夺”，都好像理亏不够体面。在一个强调忠君是第一品格的国度，忠是硬道理大家已经奉为天条。所以，不论篡夺者，还是前朝的拥护者，都有一个心理调整过程。改朝换代的时候，不少人会有心理障碍，这也是司马氏碰到的最棘手的问题，军事上、政治上，司马氏都赢得很轻松，在文化上或许会感觉困难一些。
很多曹魏的重臣和他们的子弟，都毫无保留地支持司马氏。后世的文本，多对他们有嘲讽和揶揄，如荀彧的儿子荀、贾逵的儿子贾充、钟繇的儿子钟会，起码宋代的司马光对他们没有好脸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