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宗元皇帝大兴元年（公元318年）
先是，帝以离乱之际，欲慰悦人心，州郡秀、孝至者，不试，普皆署吏。尚书陈亦上言：“宜渐循旧制，试以经策。”帝从之，仍诏：“不中科者，刺史、太守免官。”于是秀、孝皆不敢行，其有到者，亦皆托疾，比三年无就试者。帝欲特除孝廉已到者官，尚书郎孔坦奏议，以为：“近郡惧累君父，皆不敢行；远郡冀于不试，冒昧来赴。今若偏加除署，是为谨身奉法者失分，侥幸投射者得官，颓风伤教，恐从此始。不若一切罢归，而为之延期，使得就学，则法均而令信矣。”帝从之，听孝廉申至七年乃试。
南渡之后，东晋司马睿政权疑似积极于国家治理，其中一项重要措施就是恢复选举秀才、孝廉的制度。经明行修者为孝廉，看重的是德行，高才博学者为秀才；后汉为避刘秀的名讳，也叫茂才，看重的是才华。
首先，建康铺开朝廷的摊子，部委编制一下来，必然要大量补充干部；其次，通过这个制度的执行，可以大大增强东晋政权的正统权威；第三，恢复这个制度，应该也有安抚江南精英的考虑。总之，和“文革”后恢复高考的意义差不多。大乱之后，拨乱反正很容易获取人心。
对东晋来说，当时有根据地，有游击区，有敌占区，即在平常，官缺也是有瘠有腴，何况战时，靠近敌占区的某些领导岗位恐怕安全系数很低，所以，从民间选举干部，也有替士族高门贴心考虑的一面。自从有了领导干部必需带班下井的规定，估计就会有一批领导从一般职工中选拔出来。
根据魏国最初的制度，孝廉每年每十万人推举一位，秀才则不按人口比例来，有则举之。选秀举孝是汉代的制度，晋沿汉制，同时也继续实行“九品中正制”，选秀举孝充实公务员队伍，九品中正制推举的上品充实领导层，大概如今天人事部门管一般干部，组织部管领导干部。
可能是干部缺乏，也可能如史书所讲，是司马睿为了慰悦人心。最开始的选举的秀、孝，不用考试，全部安排工作，后来陈上疏说：“皇上啊，这样不行啊，没有质检把关，水货太多啊。”司马睿一听也是，于是决定恢复旧制，选举上考一下，然后根据成绩安排工作。问题是司马睿又画蛇添足加了条规定：如果考试不合格，推举他们的刺史、太守一律撤职。结果导致三年没有人报名考公务员，这个规定让主持基层选举的地方官风险太大了。
古代也搞问责制，甚至有严格的连带责任，但官场向来是你有政策我有对策，下级糊弄上级，地方忽悠中央，各种连带责任往往是落实不了的。
司马睿一看不行，又要掉回头来实行免试政策，主管这项工作的尚书孔坦（孔夫子后人）说：“自丧乱以来，十有余年，于戈载扬，俎豆礼戢（jí），家废讲诵，国阙庠序，率尔责试，窃以为疑。”意思是十多年浩劫，到处武斗，学校都惨遭打砸抢，到处盛行读书无用论，家长也不关心学习，国家也不关心教育，现在突然要严格考试，恐怕有一定难度。
但是不考也不行，会失去公平，所以孔坦建议让他们先回去上补习班，过若干年再考试录用。
《资治通鉴》读到这段，锐圆哥哥查阅了一些资料，才知道从汉代选举秀才、孝廉，其实就一直有考试这个环节，也可以叫“先选后考”，也就是说唐代开始的科举，其实早有滥殇，科举的特别之处是放低了准入的门槛，是“先考后选”。不管怎么说，中国的干部制度都是“先难后易”，就是晋身官僚队伍比较难，混个干部身份比较难，但是一旦进入门槛，以后混起来就比较容易，如果不捅大娄子，不犯严重错误，基本上就是终身制铁饭碗。
过去我们把干部入职的门槛设置在高考这个环节，各级国家机关都是从大学毕业生中选拔补充人员，随着高等教育资源的大跃进式膨胀和人为扩招，大学毕业包不了分配了，这个门槛就后撤到公务员考试了，大学文凭（在官本位还吃香的时代）贬值是必然的。近三十年来，只要民营经济发展迅猛，社会上的机会多，官场的大门就相对冷清，甚至有“下海”的风潮；如果经济发展放缓，大家就会往政府大门里面挤，吃官饭的人就会越来越多。在古代也基本上是这样，国家实力上升的时候，官吏的人数少，效率高；国家实力走下坡路的时候，就像大船要沉，人们自然会往最高层拥挤。是盛世还是衰世，由此可以大致分别。
当然，古今都会对在职官吏进行考核，不过考核制度比考试制度更复杂更难标准化也就更难执行，考核最后都会简化为上级给下级打印象分，做到公平很难，做到腐败很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