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逮捕的那天晚上，公安局就没问我几句话，就叫我签字画押。随即，我便坐上他们的偏三轮摩托车，离开家了。一个多钟头，我被砸上脚镣手铐，投进看守所。他们的目的很简单，很直白，就是叫我承认，人是我杀的。要我承认，因为养不起家小而图财害命。我死活都不承认，不承认的理由是，人根本不是我杀的。我那时虽然穷，但我还没有杀人的胆量。我虽然不能叫我的一双女儿吃上炼乳藕粉，但我可以每隔几天，就给孩子买一包粗饼干。桃叶呢，也可以把咀嚼好的馍浆，一口口喂到孩子嘴里。我们的女儿，脸上没有红扑扑的颜色，却日夜有笑不完的笑声，我再怎么着，也不会去杀人呀。
公安局的逻辑是，不承认不见得没有。不承认是吧？打！挨打算不了什么，你打你的，我坚持我的，我就是咬牙不承认。谁知道，他们也是持久战。到后来，看我一点承认的意思都没有，直往死里打。一嘴牙打掉了，胳膊打断了，耳朵打聋了，他们把我放到号外边，我奄奄一息躺在地上。我终于坚持不住，承认人是我杀的。我也不怪罪我自己，我的确意志不坚强。他们连明彻夜地提审我，打我，我受不住他们的车轮大战。他们个个凶残得很，就跟白公馆渣滓洞的狱警一样，但我的确不是江姐许云峰。我经受住了引诱，却没有经受住苦打。谁说新中国的监狱不打人，没有刑罚？他们欺骗舆论。他们打我，开始是巴掌掴我的脸儿，之后是脚踢脚跺我的腰窝肚子。手脚打累了，就改用木条棍棒，他们都快把我打死了。
深夜里，我躺在潮湿的监号里，身上和心里都在流血。昏天黑地的痛苦中，我想起小说中的英雄人物，不知道他们是用什么样的钢铁意志，才经受住敌人严刑拷打的。甚至，我都怀疑这类英雄人物，中国压根儿就没有。江姐许云峰，毕竟都是小说人物呀！文学作品中的人物，都是胡编乱造的。作家记者犯贱的，出卖良心的太多。他们善写应景文章，粉饰太平，光给当局抬轿子吹喇叭，良心早叫狗吃完了。你可能不相信周总，我的一条腿肿了，后来麻木了，失去了知觉，我连说话的力气都没有了。而两个新闻记者，从始至终问我为什么要杀人？怎么杀的人？杀了人之后，是否有良心发现？作为被党和毛主席从水深火热之中拯救出来的贫农，是否有悔不当初的感觉？我摇摇头表示听不懂。他们竟然也敢打我，骂我，这是啥狗屁记者。
释放我的时候，我耳朵聋，一嘴牙掉的掉，活络的活络，整个牙床都发炎了。你没看到吗？周总，我现在是满口假牙，每当照镜子看到我这口假牙，我就会对自己说：人生在世，一场苦难啊！
好了，我杀了人，枪崩了我中了吧。那种日子，不是人过的日子，真觉得生不如死。可是，承认杀人容易，落实口供更难呀。对口供，找物证，这比挨打还难熬。杀人的动机是什么？杀人的路线怎么走的？杀人的刀藏在哪里？被溅上血的血衣又放在哪里？这一连串的问题，都需要一一落实。即便是在草菅人命的那个年代，公安局办案，也想叫你乖乖地签字画押。即便还处在“文革”之中，我猜他们的本意，也不想制造假案冤案，也想把案情弄个水落石出，把案件办成铁案。可这桩别人做的杀人案，却把我折磨得死去活来，人不如鬼。
看来，他们在坚持，非要找出我杀人的菜刀和我的血衣不中。我胡乱编了几个地方，他们肯定去找了。我知道，他们肯定找不到。结果，几天后我又被提审。他们训斥我：“高富有，你死到临头，还耍花招不是？你老实交代，也许还有一条出路。你难道不知道坦白从宽，抗拒从严？你老实交代了，说不定还留你一条狗命。”这一次，我没有挨打，但他们又对我实施车轮战，日夜连轴转。他们替换班审讯我，却不让我眨一下眼。我说：“你们快些枪毙我吧，我受不了了！”一个审讯我的人说：“死？不能太便宜你了，你不坦白，想死都不叫你死。”我实在坚持不住，一头往墙上碰去。待我刚刚清醒过来的时候，马上就有人问我：“菜刀和血衣放啥地方了？”我没有多犹豫，强忍浑身的疼痛，说：“撂水坑里了，我们村西头那个大水坑。”
菜刀和血衣，都撂大水坑里了，那必须得捞出来。那一天，我又被架到偏三轮摩托上，冒着呼呼北风，赶到我们村西头的大水坑旁边。大水坑的确很大，因为秋天雨大，直到冬天，水还有大半坑。坑大水深，几乎每年都有小孩儿玩水淹死。我看到，在大坑的边上，有一台柴油机，正“突突”地响着。水泵的一头插进水坑里，一头扬在坑上边新挖的排水沟里。白花花的水花，在北风的吹拂中，飞涌着流进排水沟。大坑的四周，站满了警戒的民兵。
我坐在偏三轮摩托车的车斗里，双腿盖着我监号里的破烂被子。他们问我：“刀和血衣扔哪儿了？你要配合好，这是你的态度问题，你不老实我们不怕，我们非把这一坑水抽干不行。”我知道，横竖都是死，就将错就错吧。我吃力地抬起我结满伤痂的双手，看着水面上一层白色的薄冰，不知道往哪儿指才好。想了想，犹豫再三，我发现水坑那边，有几根枯萎的芦苇，在凛冽的寒风中瑟瑟抖动，我就对他们说：“大概离那儿不远，因为是夜里，我把刀和血衣，和一块砖头绑在一起，扔下去的时候，好像有响声，跟砸住柴火样。”一个警察说：“好了，我们马上就可以鉴证你的认罪态度。”
冬天的西北风，吹得我瑟瑟发抖。但我心里很清楚，天气越冷，心里越清楚。别说把大水坑里的水抽干，就是再向下深挖三尺，把大坑弄个底儿朝天，也不会找出刀和血衣。我还清楚，他们虽然找不到刀和血衣，但他们一定会恼羞成怒，会加倍惩罚我的肉体，折磨我的精神。那个年代，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冤就冤了，死就死了，世上游荡的冤魂多了。我一介草民，想改变大气候，天真妄想。
我真盼望能早一天去死，我坐在偏三轮摩托里，不安地环顾一下四周，都是我十分熟悉的景物。冬天里，麦苗紧贴着冰冷的地皮，等待开春生长。不远处，几棵光秃秃的大柳树下，有不少村里人，正朝我这边张望。我撕心裂肺地想起桃叶，想起我那一双宝贝女儿。是否会有人，把我的消息告诉给她们呢？我的女儿，把爸爸忘了吗？此时此刻，我深深地体会到，对一个人来说，精神上的折磨，要重于肉体的折磨。我不想再经受这双重的折磨，我想趁他们不太注意我的时候，我猛地一跳，一头撞死算了。但眼前，尽是灰不溜秋的麦苗地，没有石头或墙壁。所以，我打好主意，在我被押回看守所的路上，在摩托车经过那座大桥的时候，我跳车，最好一下能跳到河里去。桥面离水面很高，这样一头扎下去，肯定能死。要是用力猛一些，说不定还能把摩托车也带进去。死一个带死两个，够本还捞一个，划算。
天阴，又起了雾，天色渐渐灰暗下来。看来，大坑里的水今天是抽不完了，明天还要继续抽。一台柴油机，从上午就开始“突突”，“突突”了大半下午了，还不见大坑里的水落多少。可见，水坑真大，水真深。天就要黑了，他们要把我带回看守所去。明天是否再押我过来？我不知道。但我知道，今天是个寻死的好机会，我是不能放过的。可是，当摩托车启动的时候，他们却用手铐，把我的一只手死死铐在偏三斗的铁环上。他们好像看出来我想死，所以提前把我固定好，让我插翅难逃，想死也难。
好在他们还是有些粗心大意，他们只铐住我的一只手，而不是把我的两只手都铐住。给求死的我，留下了一点希望。我一路都在积蓄力量，暗暗下定决心，死，一定抓住这次好机会。我想，我虽然不能直接跳到河里，但我可以巧借摩托车上桥的冲力，一起栽到河里去。死，是最好的解脱，不然的话，等大水坑里的水抽干了，找不到刀和血衣，我马上就得上刑挨打。
当偏三斗“突突突”驶上那座大桥中间的时候，我使尽全身力气，就势往外边一翻，翻出偏三斗。在那一瞬间，我听到我的身体，在摩托车的拖拉下，和石子儿沙沙的摩擦声。随后，我就失去了知觉，啥都不知道了。感觉不到痛苦，这就是死亡，死亡真不错。
当我再一次清醒过来的时候，首先发现脚镣手铐还在，就是站立不起来，屙尿都由其他犯人伺候。就这样，我的大脑有时清醒有时糊涂。过没多久，忽然有一天，我被宣布为死刑。我知道，留给我的时间不会太多了，我焦急地等待着死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