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国图志》是魏源继《圣武记》之后的又一部发愤之作。
鸦片战争的失败，震惊了部分尚在做“天朝大国”美梦的君臣们，更震醒了许多爱国士人。忧患意识的增强，成为了战后的一股思想洪流。具有忧患意识，本是魏源的理念中的一项重要内容。他认为，不忧民的人，便不能济民：“无情于民物而能才济民物，自古至今未之有也。”他甚至认为，六经皆“圣贤忧患之书”。他生活在由康、乾盛世转入逐渐衰败的嘉、道年间，忧患意识更增强了。他既忧生民之多艰，也忧吏治之腐败、军队之衰弱、人才之匮乏；鸦片战争后，他更忧祖国之被欺凌、朝廷之懦弱无能。魏源深刻地认识到，当时最大之患不在海寇，而在“人心之积患”。他引明臣的话说：“欲平海上之倭患，先平人心之积患。”当今的急迫任务，在如何唤醒沉睡中的国人“违寐而之觉”。
青年时代的魏源，曾有诗句云：
不忧一身饥，所忧一身寒。
婚嫁纵粗毕，向禽难入山。
不忧一家寒，所忧四海饥。
恫瘝苟不瘳，尧禹亦何为！
他这种心忧天下的情感，几乎时常流露。嘉庆十九年（1814），他二十一岁，路过洞庭湖时，想起洞庭湖的变迁，不禁感慨系之：“雄谭空喟贾长沙，忧乐江湖复何用！”
魏源概述历史的变化说：“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乱。治久习安，安生乐，乐生乱；乱之习患，患生忧，忧生治。”治或乱，是各种社会矛盾暂趋缓和或尖锐对立的集中体现。
治乱更迭，是人类几千年的历史事实。当然，它不是简单的循环，历史是不断发展的，新一轮的“治”是上一轮“治”的更高层次的发展，是生产发展水平、文化发展水平更上一层楼的结果。思治畏乱，乃人之常情。乱时思治，忧治世之不速来；治时防乱，忧乱世之不永去。从这样的角度考察，魏源认为，“《六经》其皆圣人忧患之书乎”！忧患意识，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的一项重要内容。只有时怀忧患意识，才可于治中防乱，乱中求治。故古语说：“为世忧乐者，君子之志也；不为世忧乐者，小人之志也。”时怀忧患意识，是一种高尚的情操，是净化了的灵魂。
《礼记》说：“物耻足以振之，国耻足以兴之。”《孟子》说：“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用魏源的话说，“愤与忧，天道所以倾否而之泰也，所以违寐而之觉也”。对于国家民族来说，是如此，对于个人来说，也是如此。因为时怀忧患意识，便有除旧布新的责任感，便有积极进取的驱动力。魏源说：“草木不霜雪，则生意不固；人不忧患，则智慧不成。”这确为至理名言。
他又说：“人有终身之忧，而后能有不改之乐。”忧与乐的这种本末关系，他说得深透极了。把忧乐观作为衡量人的品德的一项标准时，魏源说：“圣人以其势、利、名公天下，身忧天下之忧，而无天下之乐”；“后世以其势、利、名私一身，穷天下之乐，而不知忧天下之忧”。这正是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观念的传承。在魏源看来，有无正确的忧乐观，是“圣人”与“凡人”的重要分水岭。
正当魏源深化他的忧乐观，而鸦片战争的失败又强烈激化他的忧患意识的时候，被遣戍新疆的林则徐，于道光二十一年七月路过江苏，与魏源约会于京口（今镇江）。两人促膝对坐，欷歔终宵，既悲友人之远别，更伤国是之多艰。行前，林则徐将《四洲志》、《澳门新闻纸》、西方地理资料、制造枪炮的图样，以及自己在粤的奏折底稿等，交给魏源，嘱他撰写《海国图志》。魏源感慨良深，赋诗两首：
万感苍茫日，相逢无一语。
风雷憎蠖屈，岁月笑龙屠。
方术三年艾，河山两戒图。
乘槎天上事，商略到鸥凫。
聚散凭今昔，欢愁并一身。
与君宵对榻，三度雨翻。
去国桃千树，忧时突再薪。
不辞京口月，肝胆醉轮囷。
西安玄都观里，唐时曾经桃花千树，“如烁晨霞”。刘禹锡被贬十四年后，于元和十年（815）再到玄都观，只见“百亩中庭半是苔，桃花净尽菜花开”。感世事沧桑变化，刘禹锡高唱：“种桃道士归何处？前度刘郎今又来！”也许，不久后“去国桃千树”，林则徐也会同样吟出“前度刘郎今又来”。——这是魏源从个人、从国家两个角度考虑，都存在着的殷切期望。面对深堪忧虑的时势，魏源和林则徐都认为曲突徙薪，犹未为晚，重要的是须预蓄三年之艾。
魏源的蓄艾三年之计，一是希望当今君臣发扬列祖列宗的“圣武”精神，一振而威多邦；一是希望当今君臣睁眼看世界，知世界之大，知世界之风云变化，不再闭关锁国，不再鼾睡于天朝梦幻之中。于是，他继《圣武记》之后，又伏案折节，将各种书刊“钩稽贯串，创榛辟莽”，积数月之功，辑百馀部书为一部，成其名着《海国图志》。确是“人不忧患，则智慧不成”！
《海国图志》五十卷本，完成于“道光二十有二载，岁在壬寅嘉平月”，“时夷艘出江逋逾三月也”，即距1842年8月29日（农历七月二十四日）签订《南京条约》，英军舰驶出长江，不过三个多月。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完成这么大的着作，可见他忧患之深，爱国之诚，救时之切！随后，他对《海国图志》多有完善，于道光二十七年（1847）增补为六十卷，均刻于扬州。后又录徐继畲于道光二十八年完成的《瀛环志略》及其他资料，于咸丰二年（1852）成一百卷，刊刻于高邮州。
百卷本《海国图志》录有魏源本人的文章《筹海篇》四篇、《西藏记》、《西藏后记》、《大金沙江考》、《天方教考》、《天主教考上》、《恒河考上》、《北印度以外疆域考》两篇、《元代征西域考》两篇、《释五大洲》、《释昆仑》两篇、《国朝俄罗斯盟聘记》及道光二十一年写的《英吉利小记》等，均明标“魏源”或“魏源撰”。
《海国图志》的最末部分录有时人的一些文章，从应付侵略者的对策，到仿造夷船夷炮，到有关地球、历法的知识，无不具备，其中包括两广总督林则徐、靖逆将军奕山、扬威将军奕经、参赞大臣杨芳、两广总督祁、福建提督陈阶平、安徽安庆府监生方熊飞等人的有关奏折，又有江苏清河萧令裕的《粤东市舶论》，浙江馀姚知县汪仲洋的《越南战船说》和《铸炮说》，安徽歙县郑复先的《火轮船图说》和《作远镜法说略》，浙江巡抚刘片的《铸炮铁模图说》，福建监生丁拱展的《铸造洋炮图说》、《铸炮弹法》、《论车架举重等第》、《西洋用炮测量说》、《用象限仪测量放炮高低法》、《西洋炮台图说》和《西洋制药用药法》，江苏候补知府黄冕的《炸弹飞炮轻炮说》、《炮台旁设重险说》和《地雷图说》，户部主事丁守存的《详覆用地雷说》和《西洋自来火统制法》，广东候补道潘仕成的《攻船水雷图说》，武进人李兆洛的《西洋奇器述》等，还有外人的《火轮舟车图说》和《火轮船说》。从这一大串书名，可以看出魏源最看重的是把西洋的“船”和“炮”二器拿来，为我抵抗侵略者所用，编辑意图是很鲜明的。
《海国图志》的主体部分，则是在《四洲志》的基础上，增补大量可能搜集到的中外材料，介绍世界各主要国家的历史、地理、经济和人文情况。
魏源没有机会走出国门，只到过当时尚在侵略者手中的香港和澳门。在这里，他看到了与内地不同的政治经济情况和人文风习，收集了一批资料，增加了对资本主义世界的感性认识。
他编纂《海国图志》，主要依靠第二手、第三手资料，即以往的史地着作及载有地理情况的其他着作。他自述道：“《海国图志》六十卷，何所据？一据前两广总督林尚书所译西夷之《四洲志》，再据历代史志及明以来岛志，及近日夷图夷语。”《四洲志》，是林则徐在广东任上请梁进德等人从厚达一千五百多页的美国版《The Encyclopaedia of Geography》中摘译的，并根据书中地图适当加译了少许解说词，总共九万多字。《海国图志》五十卷本即增加到五十七万字，其后的百卷本增加到近九十万字。凡《四洲志》原文，魏源均放在各卷各节之首，注明“印罗巴人原撰，侯官林则徐译”，魏源增加的，则注明“原无，今补”和“魏源辑”、“魏源重辑”等字样，责权分明。
《海国图志》征引的中文书籍，包括《汉书》、《后汉书》、《晋书》、《宋书》、《南齐书》、《梁书》、《魏书》、《南史》、《隋书》、《旧唐书》、《新唐书》、《宋史》、《元史》、《明史》，以及《水经注》、宋王钦若等的《册府元龟》、宋王溥的《唐会要》、元马端临的《文献通考》、《元秘史》、清小彻辰萨囊台吉的《蒙古源流考》、《大清一统志》、《皇清通考》、《高宗御制文集》和《诗集》、《钦定外藩王公表传》、清阮元主编的《畴人传》、清阿桂刘谨之等的《盛京通志》、明茅元仪辑的《武备志》、清广东巡抚郝玉麟等监修的《广东通志》、清余文仪的《台湾志》、师范的《滇系》、张汝霖的《澳门纪略》、《粤中见闻》，还有北魏杨衒之的《洛阳伽蓝记》、宋范成大的《吴船录》、明文秉的《烈皇小识》、清黄宗羲的《行朝录》、清顾炎武的《天下郡国利病书》、清俞燮的《癸巳类稿》、清礼亲王昭梿的《啸亭杂录》、清刘健的《庭闻录》、清赵翼的《檐曝杂记》、清松筠的《绥服纪略》、清姚莹的《康輶纪行》、《清史列传》等，共四十馀种。
记述域外见闻的，则有晋僧人法显《佛国记》、北魏僧人惠生《使西域记》、唐僧人玄奘《使西域记》、辩机撰玄奘译《大唐西域记》、元刘郁《西使记》、清椿园氏《西域闻见录》、《西域水道记》、清刘统勋《钦定西域图志》、《西北域记》、《契丹国志》、元周达观《真腊风土记》、元汪大渊《岛夷志略》、元李志常《长春道人西游记》、明黄衷《海语》、明张燮《东西洋考》、清图理琮《异域录》、清郁永河《裨海纪游》、清王大海《海岛逸志》、清漳州人黄可垂（字毅轩）《吕宋纪略》、何大庚《英夷说》、王恽《泛海小录》、南海人颜斯琮《海防馀录》和《南洋蠡测》、清河人萧令裕《记英吉利》、阳湖人庄廷旉《海洋外国图编》、总兵达洪阿及兵备道姚莹《台湾进呈英夷图说疏》、歙县人叶钟奇《英吉利夷情纪略》。此外还有《粤商回述》、《乾隆征廓尔额记》、《俄罗斯与印度构兵记》、《澳门月报》、《澳门杂录》、张汝霖《澳门纪略》、林则徐译《华事夷言录要》等，共三十馀种。还引用了宁波海商谢占任（道光六年保奏为巡检）、椿园氏、梅文鼎的话。
为考察景教和天主教在中国的流传情况，《海国图志》征引了《景教流行中国碑》、《未斋金石考略》、《潜研堂金石三跋尾》、《金石萃编》、钱民《景教考》、杭世骏《景教续考》、朱彝尊等《日下旧闻考》、宋敏求《东京记》、《西溪丛语》、清歙县人杨光先《辟邪论》及《四库全书提要》等。而辑录外国史地的着作，主要有三部。
第一部是清人陈伦炯完成于雍正八年（1730）的《海国闻见录》。陈伦炯官至提督，青年时代曾随父陈昂（1649-1718）出海经商。后陈昂奉施琅之命，出海寻找郑成功后人踪迹，陈伦炯随行，周历诸国达五年之久。回国后，袭荫三等侍卫，历官商州（治所在今广东阳江县）、雷州（治所在今广东海康县）、廉州（治所在今广西合浦县）等重镇，因与交趾（今越南）接壤，“日见西洋诸部估客”，常与他们“询其国俗，考其图籍”，最后将这些见闻撰成《海国闻见录》，目的在“使任海疆者知防御搜捕之扼塞，经商者知备风潮，警寇惊，亦所以广我皇上保民恤商之德意也”。此书除记述我国沿海地理形势外，主要记述东半球各国——亚洲及部分欧洲、非洲国家的情况，“凡山川之扼塞，道路之远近，沙礁岛屿之夷险，风云气候之测验，以及外番民风物产，一一备书，虽卷帙无多，然积父子两世之阅历，参稽考验，言必有征，视剿传闻而述新奇，据故籍而谈形势者，其事固区以别矣”。此书“事事得诸阅历，视郑若曾等据图籍而谈海防者，固确有据焉”。
第二部是广东嘉应州（今梅县）金盘堡海员谢清高口述、广东人杨炳南笔录的《海录》。该书完成于嘉庆二十五年（1820）。谢清高（1765-1821）从十八岁起便随商人遍走南洋诸国，达十四年，“凡番舶所至，以及荒陬僻岛，靡不周历，其风俗之异同，道里之远近，与夫物产所出，一一熟识于心”。他三十二岁时，因患眼病而双目失明。为使“平生阅历得藉以传”，1820年在澳门将其见闻以国名为纲，详述给杨炳南。《海录》主要记述南洋诸国和印度洋沿岸诸国，欧洲诸国亦略有记载，共约二万四千字，内容涉及各国的地理物产、人文风俗、宗教信仰、天文历法，间亦涉及政治、军事状况。
第三部是徐继畲的《瀛环志略》。此书完成于道光二十八年（1848），三十年刊出，较《海国图志》晚出六年。但魏源后来增订《海国图志》为百卷本时，将《瀛环志略》的部分材料增加了进去。徐继畲任福建巡抚时，认识了美国传教士雅裨理（David Abeel，1804-1846），借看了他的“绘刻极细”的外国地图集。于是广泛收集西人着述，又钩摹了地图，成《瀛环志略》。该书记述了五大洲近八十个国家和地区的史地沿革、社会变化与风土人情等，其中尤以记述东南亚各国为详。各卷、各篇都附有较粗略的地图。
上述三部着述和《海岛逸志》、《海国图志》，都是鸦片战争前后中国人睁眼看世界的重要资料和思想光芒。
魏源自述，他的《海国图志》与以往的海图书籍的区分在：“彼皆以中土人谭西洋，此则以西洋人谭西洋也。”“斯纯乎以夷人谭夷地也。”故他虽然征引了大量的中国书籍，但主要还是征引外国人写的书籍。国人着作与外人着作的比例，从种数上看，约为七比一；但从实际征引的内容看，则为一比四，体现出他的“西洋人谭西洋”的初衷。
自天主教16世纪逐渐传入中国开始，传教士们也带来了一些西方的科学技术知识，利玛窦、汤若望等是其中的佼佼者。传教士们为了介绍和宣传西方，写了一些有关西方诸国的地理、历史书籍。这些，成了魏源编辑《海国图志》的重要资料来源。魏源记述道：“谭西洋舆地者，始于明万历中泰西人利玛窦之《坤舆图说》，艾儒略之《职方外纪》。初入中国，人多谓邹衍之谈天。及国朝而粤东互市大开，华梵通译，多以汉字刊成图说。其在京师钦天监供职者，则有南怀仁、蒋友仁之《地球全图》；在粤东译出者，则有抄本之《四洲志》、《外国史略》，刊本之《万国图集》、《平安通书》、《每月统纪传》，灿若罗星，了如指掌，始知不披海图海志，不知宇宙之大，南北极上下之浑圆也。”正是这些外国人写的中文书刊，帮助魏源看到了国门外的世界，也帮助魏源辑成了《海国图志》的大部分篇章。
魏源在《后叙》中提到的《地球全图》，一名《世界全图》，是在京城钦天监供职的法国传教士蒋友仁（Michael Benoist，1715-1774）在乾隆三十八年（1773）绘制的。全图长十二尺五寸，宽六尺五寸，是地球东西两半球图，比以往利玛窦、南怀仁所绘更为精当。
魏源在《后叙》中提到的并在《海国图志》征引的其他外人的书刊，分述如后。
出版于明天启三年（1623）的《职方外纪》，系意大利传教士艾儒略（Julius Aleni，1582-1649）根据传教士庞《海国图志后叙》。
迪我、熊三拔在明朝宫中讲述世界地理的底稿增补而成，国人杨廷筠在文字上略加润色，在杭州出版。后收入《天学初函》和《守山阁丛书》，又被收入《四库全书》地理类。职方氏，是《周礼》所述的夏官，掌管地图与四方的朝贡。
《职方外纪》“凡系在职方朝贡附近诸国俱不录，录其绝远、旧未通中国者”，“皆绝域土风，自古为舆图所不载，故曰外纪”。它系统地介绍了全球五大洲的地理，图文兼备，举凡物产、风俗及兵制、赋税、诉讼、宗教、慈善事业等都有涉及，还附有《四海总说》，列举了海岛、海道、海状、海舶及海族、海产等。此书第一次向中国读者介绍了哥伦布发现美洲新大陆及亚墨利加航行美洲的史实。艾儒略还着有《性学粗述》、《两学凡》、《几何要法》、《基督传》等。他病逝于福建延平，葬于福州。
出版于康熙十三年（1674）的《坤舆图说》，系比利时传教士南怀仁（Ferdinand Verbiest，1623-1688）撰，上卷介绍自然地理，下卷介绍五洲各国的人文地理，均相当翔实。末附二十四幅“异物图”，介绍各种珍禽异兽，并有文字说明；还附有介绍世界七大奇迹的“七奇图”。后被收入《四库全书》地理类。南怀仁于顺治十六年（1659）来西安传教。第二年因汤若望推荐，至北京钦天监供职，不久升任钦天监正，累擢加至工部侍郎衔，对中国的天文与历法建设有较大贡献。他在与欧洲友人的通信中，盛赞中国的灿烂文化，这使德国莱布尼茨等很受鼓舞。他还着有《赤道南北星图》、《康熙永年历法》及《熙朝定案》、《不得已辨》、《妄推吉凶辨》、《灵台仪象志》、《西方要记》等。
道光十三年（1833）创刊的杂志《东西洋考每月统纪传》（Eestern Western Monthly Magazine），魏源在《海国图志》中征引二十六处，但未标明杂志全名，只称《每月统纪传》，且未标明作者姓名。此杂志社址原在广州，1834年迁往新加坡，1838年停刊，由德国传教士郭实腊主办，署名“受汉者纂”，内容包括历史、地理、时事、哲学、天文、宗教、商贸、文学等诸多方面，是鸦片战争前影响很大的一种杂志。郭实腊（Karl Friedrich August Gutzlaff，1803-1851），德国人，1926年被派到东方传教，长期在东南亚及中国东西沿海的厦门、福建、宁波、上海一带活动，也到过天津。他会中国官话、广东方言和福建方言，讲中文，着中装，除了传教，还译书、编书、着书，共达七十多种。中文着作除《贸易通志》外，还有《古今万国纲鉴》、《万国史传》、《大英国统志》等。1842年在中英关于《南京条约》的谈判中，充当英方的翻译。死于香港。香港的吉士笠街（Gutzlaff Street），即以他的名字命名。
道光十八年（1838）在新加坡出版的《美理哥合省国志略》（Brief Geographical History of the Unitedof Ameri-ca），《海国图志》简称它为《美理哥国志略》或《美理哥国志》、《合省国志》，共征引二十四处。魏源称此书的作者为“高理文”，实即美国传教士裨治文（Elijah Coleman Bridg-man，1801-1861），高理文是Coleman的译音。此书记述美国的疆域、历史、居民、农业、工业、商业、法律、国防、教育、宗教、语言、文学等多方面的情况，是鸦片战争前介绍美国的主要读物。裨治文是美国公理会于1829年10月派遣来中国的第一批传教士之一。1832-1847年，曾担任他自己创办的英文版《中国丛报》主笔。1844年参加中美关于《望厦条约》的谈判，任翻译。死于上海。
道光十八年（1838）在新加坡出版的《万国地理全集》，《海国图志》征引五十七处，称它为《万国地理全图集》，或《万国图集》，且未注明作者姓名。此书为德国传教士郭实腊着。结集前主要内容已在《东西洋考每月统纪传》上连载。
道光二十年（1840）在新加坡出版的《贸易通志》（Treatiseon Commerce），《海国图志》征引十四处，但未注明作者姓名。此书实亦为郭实腊着，为鸦片战争前介绍西方商贸情况较为详细的一本，共五卷，分别论述商业的重要性、世界各国的商业状况、贸易法则、关税、契约、货币、银行、保险以及运输、港湾等等情况，把资本主义国家“以商立国”的方方面面较为具体地呈现在尚在闭关锁国的“以农立国”的中国读者面前。《海国图志·夷情备采三》辑录了此书的精彩部分，如评述当时尚称先进的蒸汽机、火轮舟说：“一点钟时可行三十馀里……弥利坚与欧罗巴隔海数月程，五印度与欧罗巴绕地数万里，而火轮遄驶，不过四五旬。大则军旅，小则贸易，往返传命，有如咫尺，不疾而速，不行而至，非天下之至神，其孰能与于斯？”此外还介绍了火轮车、火轮机等。可惜这些介绍没有引起清朝当轴者的注意，直到鸦片战争失败后，人们才惊呼侵略者“船坚”。又如《贸易通志》评述道：“西洋各国于此险港，则外筑石塘以护其外，而海船环泊其内，又筑炮台以御贼，中国所无，亦中国所当法。”再如：“尤要者，则曰以兵船保护商船之法。如商船在海遇仇国及海贼来攻，则国之师船迅驶而来，或护其前，或殿其后。待商船各驶去收港，而师船列陈交战以退敌。”这种由政府在各方面保护经商者的制度，亦即政商一体的社会，可惜当时并没有引起清廷颟的官员们的认知，更没有预设应对的方略，以致爆发了英军庇护鸦片走私商贩的鸦片战争。
鸦片战争以后由外籍人撰写的中文书刊，魏源在增补《海国图志》百卷本时，也多有征引。这主要为《地球图说》、《地理备考》等。
出版于道光二十八年（1848）宁波华花圣经书房的《地球图说》，《海国图志》征引三十四处。征引时，注明为“英人祎理哲”作。祎理哲（Richard Quarterman Way，1819-1895），实系美国乔治亚州人。道光二十四年（1844）被派到澳门、宁波等地传教和办学。《地球图说》是他的第一部中文着作，后于咸丰六年（1856）出版了增补本，易名为《地球说略》。《地球图说》介绍世界各主要国家和地区的地理、物产、人口、风俗等，包括地球圆体说、地球轮转说、地球图说、大洲图说、大洋图说、亚细亚洲图说、欧罗巴洲图说、亚墨利加洲图说、澳大利亚图说、亚美利驾洲图说、北亚美利驾洲图说，图文杂陈，要而不烦，是一种较好的世界地理的普及读物。
从道光三十年（1850）起，每年在宁波华花圣经书房出版一册的《平安通书》（共出四册），《海国图志》共摘录了十一处。第七十六卷引录了《平安通书》中的《地球推方图说》；卷末《地球天文合论五》，全部来自《平安通书》。魏源称此书的作者为“弥利坚国人”，或“美理驾国人培端”（Divie Bethune Mc Cartee，1820-1900），培端是Bethune的译音，但人们常称他为麦嘉谛，取Mc Cartee的译音。《平安通书》主要介绍天文、地理知识，如太阳系、日晷、日蚀和月蚀、四时节气、潮汐、西洋历法以及西洋的舟车、屋宇、农圃等等。培端，是美国传教士，又是医生，1843年被派来华，第二年抵宁波，在宁波传教行医达二十八年，后曾担任中国驻日本使馆参赞。有中文着述三十四种。
葡萄牙人玛吉士（Jose Martins-Marquez）的《外国地理备考》，全名为《新释地理备考全书》，《海国图志》录有九十一处，约十二万字。第七十六卷全录了《地理备考叙》、《地球总论》，第九十六卷《地球天文合论一》全录了《七政》，第九十七卷录了《日月蚀论》、《辨彗星论》、《恒星列宿论》、《辨天汉论》，第九十八卷录了《气论》、《风论》、《雷电论》、《日月重见论》、《冰论》、《潮论》、《地震论》、《火山论》，第九十九卷录了《纬经二度论》、《地球时刻道论》、《地球时刻表》和《辨四季寒暑论》。《地理备考》是魏源辑录最多的一本。咸丰二年（1852），魏源作《海国图志后叙》，中说：“近惟得布路国人玛吉士之《地理备考》与美里哥国人高理文之《合省国志》，皆以彼国文人留心丘索，纲举目张。而《地理备考》之《欧罗巴洲总记》上下二篇尤为雄伟，直可扩万古之心胸……既汇成百卷，故提其总要于前，俾观者得其纲而后详其目。”魏源对《地理备考》可谓推崇备至。
《外国史略》一书，《海国图志》辑录达六十处。魏源称此书为马礼逊着。据熊月之先生考证，当为英国传教士马礼逊（Robert Morrison，1782-1834）之子马理生（Martin C。Morrison，1826-1870）所着。马理生曾担任英国驻福州领事馆翻译、英广州领事馆领事、英厦门领事馆领事、英驻华商务监督秘书等职。
此外，《海国图志》还征引了《旧约全书》和《新约全书》（此二书，魏源统称为《圣书》），美医生伯驾翻译的《滑达尔各国律例》、《英国论略》（原注“新加坡人”，但未注明作者姓名）等。一些并非史地着作的书，《海国图志》也有少量征引。其中，有出版于明熹宗天启四年（1624）江苏嘉定的《灵言蠡勺》。此书为意大利传教士华方济（Fran-cisous Sambiasi，1582-1649）口述，徐光启录，专论灵魂问题，颇富哲学理趣。此书也涉及一些外国的地理和历史。后被收入《天学初函》，又被收入《四库全书》杂家类。
《海国图志》征引的，还有意大利传教士高一志（Al-phonsus Vagnoni，1566-1640）着的《空际格致》。此书介绍物理学和医学知识，由山西人韩云校阅，后被王宏翰收入《医学原始》中。高一志于1603年来华，在南京和山西的绛州、蒲州等地传教，着有《西学修身》、《西学齐家》、《西学治平》、《童幼教育》等十多种中文书。
还有，出版于崇祯元年（1628）浙江杭州的《寰有诠》，原是葡萄牙高因勃耳大学的教材，阐述西方哲学思想，主要是解说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的《论天》。后由葡萄牙传教士傅泛际（Franciscus Furtabo，1587-1653）逐章口述，李之藻笔录，成为中文刊本。《海国图志》亦有称引。傅泛际于1618年来华，先后在嘉定、杭州、西安等地传教，曾任中国耶稣省区会长。死于澳门。
根据以上粗略罗列，《海国图志》共征引各类书刊一百几十种，广博繁富。他介绍的重点是“西”，而略于“中”，重点是“今”，而略于“古”。这与他写《海国图志》的目的是一致的。
《海国图志》最具特色的，是破除了“土居大地之中，瀛海四环，其缘边滨海而居者，是谓之裔，海外诸国亦谓之裔，裔之为言边也”这样的错误观念，更新了对“世界”的看法；并且翻印了英国香港公司出版的《大宪图》，这些地图大大铲除了国人的愚昧，开拓了国人的眼界。
《海国图志》在引述各种着作时，都作了大量删节，甚至改写。对西洋人的着作也不是全文照抄。例如玛吉士的《地理备考》，是《海国图志》节录最多的一种，达十二万字。但玛吉士与其他许多西洋人一样，他的着作中带有不少歧华、反华的内容，如他把西藏说成一个“国”，写了一章《西藏国全志》，还在叙述西伯利亚时，说它“南界达尔给斯丹、蒙古、满洲三国”。《海国图志》中便没有“西藏国”、乾隆朝修《皇朝文献通考·四裔考》。
“满洲国”、“蒙古国”[今天的蒙古国成立于1924年]这样的称号，显示了魏源的正确立场。
由于魏源不懂西文，更由于他的阅历有限，《海国图志》中确有不少疏漏舛讹之处。这点，前人（大概是从王韬、郑观应开始）早就指出过。例如，第六十九卷引《地理备考》曰：“巴拉西利国，在亚美里加南区之东，本巴悉之分地也。”其中，“本巴悉之分地也”八字，原着无，为魏源所加。而所加八字恰恰构成错误，因为巴悉、巴拉西利都是Brazil的译音[今通译为巴西]，把后者视为前者的“分地”，便是因为不懂西文。但是，这类舛误，对于魏源其人其时来说，是难以避免的。
《海国图志》在记述世界地理的七十一卷[卷三至卷七十，卷七十四至卷七十六]中，记英吉利地理的，达四卷。
魏源自述道：“今志于英夷特详。”又在各卷中说，“志南洋，实所以志西洋也”，“志西南洋，实所以志西洋也”，“志小西洋，实所以志大西洋也”，“志北洋亦所以志西洋也”，然后说，“详志西洋，正所以志英吉利也”。魏源如此反复声明，便是希望国人勿忘国耻，认识仇雠，“塞其害，师其长”，最后战胜仇雠。
然而，此时东方雄狮依然在沉睡中。一些人不知侵略者199已逼及卧榻，“近连炎徼”，还“止知其本国，以为[夷]在七万里之外也”。故魏源详细阐述了殖民主义者侵略他国的原因，以唤醒国人：“英吉利本国地形褊小，而生齿最繁，可耕之土不足供食指之什一。北亚墨利加分割之前，英民无业者，率西渡谋食。待米利坚创据之后，英所馀北境之土，寒不可耕。虽得五印度广土，而其地本有居人，并无旷土。英人流寓虽多，终不能反客为主，故汲汲于寻新地！”魏源所提出的，虽然是一种“地小人多”的地理决定论，没有接触到殖民主义者的侵略本质，但是，侵略者“汲汲于寻新地”的情势，却足以动国人心弦，启国人惊醒。
在叙述佛兰西时，魏源的按语写道：“其用兵也，仗义执言，不似诸国之专于牟利。”“其航海而东来也，意在于耀声名，不专于权子母。”又在叙述鸦片战争时，言佛兰西、弥利坚皆愿“顺效”，可“联络佛兰西、弥利坚及购买船炮”。战后，甚至希望佛兰西、弥利坚会派夷目夷工为中国造船制炮，帮助中国“制夷”。这些，是因为佛兰西、弥利坚等国在鸦片战争时期尚未充分暴露他们的真面目，魏源还没有看清这些一丘之貉。但，继1842年的中英《南京条约》之后，又有道光二十四年五月（1844年7月）中美《望厦条约》，道光二十四年九月十三日（1844年10月24日）中法《黄埔条约》的签订，这两个条约的基本内容，正如耆英在签订《黄埔条约》后的奏折所说：“该夷[指法国]通商章程，业经议定条款，一切均照英、米[指美国]二夷新例，字句互有异同，情节尚无出入。”这两个条约，都是侵略者强加于我的不平等条约，譬如一面照妖镜，照出了妖魔张牙舞爪的狰狞脸孔。可是，道光二十八年（1847）的《海国图志》六十卷本、咸丰二年（1852）的百卷本，对这两个条约没有半点反映，魏源对这两个国家的论述，也没有删动，这就有些令人费解了。
《海国图志》另一记述较多较详的部分，是亚洲，特别是东南亚诸国，共达二十八卷。这不仅因为这些国家大多与我国毗邻，对它们较为熟悉，资料较为丰富，更因为这些国家当时大都是殖民主义者觊觎的对象，有些已沦为殖民地，如印度。魏源笔端带愤怒，写道：“红夷东驶之舶遇岸争岸，遇洲据洲，立城埠，设兵防，凡南洋之要津，已尽为西洋之都会。”东南亚诸国的这些苦难历程，它们的抗争经验，可为中国借鉴。《海国图志》引余文仪《台湾志》的记载：
“闻夷船由孟迈赴广东，必先经安南边境，初诱安南人食之，安南人觉其阴谋，下令严禁，犯者死无赦。一国卒不受其害。”魏源赞叹道：“雍正初，红夷兵舶由顺化港闯其[代越南]西都，而西都以水攻沉之。嘉庆中，复由富良海口闯其东都，而东都以火攻烬之……越南之禁鸦片，与日本禁耶稣教同功，与《酒诰》禁群饮同律。咄咄岛邦，尚能令止而政行！”这样的历史事实，不正可以为中国当轴者借鉴吗？
魏源辑百馀部书为一书，书中对英国的叙述，对东南亚诸国的叙述，又都颇带针对性。这些，都饱含着他写《海国图志》的用心和苦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