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匹马赛克
一、落红时节忆萧红
“你知道吗，我是个女性。女性的天空是低的，羽翼是稀薄的。不错，我要飞。但同时觉得……我会掉下来。”
“那些我将要去的地方，都是我从未谋面的故乡；那些我将要见的人，都会成为我的朋友。以前是以前，现在是现在。我不能选择怎么生，怎么死，但我能决定怎么爱，怎么活。这是我要的自由，我的黄金时代。”
民国的女作家才华横溢者众多：张爱玲，苏青，凌淑华，庐隐，林徽因，冰心，石评梅，白薇，丁玲，可谓是入世才人粲若花，命途多舛者也比比皆是，多有情感挣扎与困顿。但终其一生，与朴素的饥饿与真切的贫穷为伍的，却只有萧红一人。
前几年，网络上集体讨伐绿茶的时候，林徽因被大家一再提起。后来，众多人间四月天的电视剧迷们为其平反，主要一点反驳理由是：林徽因已经够惨了，请大家不要再这样黑她，真要比惨，其实有个叫萧红的，更惨。
事实上，与张爱玲的茶点、苏青的吃食不同，贯穿萧红一生的，的确是最纯粹的饥饿，最真实的列巴面包。
萧红的相貌不算太漂亮，出身也并非如何大富大贵之家。和张爱玲前庭衰败的遗老之家不一样，萧红生得平凡。她有溺爱自己的祖父，严肃而又矛盾的父亲，她的出生本身就包含着简单而通俗的传统意味。
如果硬要说有些不寻常的地方，就是萧红与生俱来的灵敏情思和“爱自由”的无端欲望，这种纯净而出世的洒脱和萧红出生的时代显得那样不相匹配。
事实上，萧红本身也并非具备化热情为面包的能力，所以她一直安慰自己，“面包会有的，爱情会有的”，却一而再再而三，败得很惨。她的灵魂一次又一次被不太协调地依附在男人身上，这不得不说是一种任性而为。
萧红笔下的文字风格有点像她的精神导师鲁迅，虽然鲁迅可能永远也写不出《呼兰河传》这样平淡中带着清新风格的东西，但萧红笔触里那股饱满浓烈的情感却是十分接近鲁迅的。即使是《呼兰河传》这样平淡的小说，你也可以体会到萧红那股浓烈的怀乡之情。她作品中的经验世界，那种疏离的陌生感足以颠覆人们对小说叙事的认知。
法国的普鲁斯特和住在红楼的曹雪芹，他们这类作家是以精巧的文字、繁复的细节构筑其记忆的城堡。但谁能想到，同样是深入记忆之海，这位来自东北雪原的女作家却用最干净和最节省的文字就勾勒出了辽阔深远又生意盎然的故乡。
“有我所不乐意的，在天堂里，我不愿去。有我所不乐意的，在地狱里，我不愿去。我只愿蓬勃生机在此刻，无所谓去哪儿，无所谓见谁。”只有一颗敏感而孤独的个体心灵，才能够驾驭一个自由跳跃的丰富时空。
萧红一生都追求爱与自由。她的经历是她追求爱与自由的绝好注脚，她的创作则是她坎坷而短暂一生的永恒绝唱。萧红说：“也许不是每个人都能拯救世界，也不是每个人都有条件创造未来，但是为苦难的世界担当情感痛苦，却应该是一个作家的情感追求。我写苦难，就是希望苦难的现实能够改变。虽然我还没有找到改变的道路。”
萧红所处的时代，封建王朝留下的陋习不少，虽然皇帝总算是结束了使命，但男尊女卑的社会现象依然存在，这么宏观的社会问题不是简单的一句“娜拉出走”就能解决的，你瞧，连鲁迅都呼吁了，“娜拉出走”的重点是：娜拉出走以后能否养活自己。萧红的文字很深刻，也接地气，她创造了一种倨傲自尊的新文体，她的出现使人们开始更多地被北方贫穷却洋溢着纯真气息的日常生活所打动。
然而，萧红却不像深爱文字那般深爱自己，她的健康一次又一次被疾病和生育所吞没，她的爱情也一次又一次被遗弃在廉价而肮脏的小旅馆里。《伤逝》里的魔咒仿佛一直紧紧包围着她。
“然而娜拉既然醒了，是很不容易回到梦境的，因此只得走；可是走了以后，有时却也免不掉堕落或回来。否则，就得问：她除了觉醒的心以外，还带了什么去？”寒冷的夜，萧红在寒冷的房间，静静读鲁迅的讲演稿，饥饿与寒冷似乎就能停止下去。
此刻，萧军对女人们的情感正如日本芥川奖得主川上弘美的小说《西野幸彦的恋爱与冒险》里所写的：我只是一不小心同时爱着你们所有人而已。
“你对爱的哲学，是怎样解释呢？”“什么哲学，爱便爱，不爱便丢开。”轻描淡写的两句，我却一直觉得，这才是他们之间最严肃的一场对话。
原本书信如飞鸿，和所爱的人见字如面，雕刻时光。如今却是，你在南方的艳阳里大雪纷飞，我在北方的寒夜里四季如春，确实，凡是伟大的爱情，真的都不必去羡慕。一个人自由地笑，自由地哭，此生就这样不朽。
杀死“洛神”的饥饿并不仅仅来自于肉体，这种饥饿的另一个名称叫作寂寞。
时隔半个多世纪，后辈的人们用诗篇、用电影画面来挖掘萧红的精神骸骨，这才恍然发现，原来萧红所代表的反抗精神只是时代开的一剂玩笑。萧红奋不顾身的爱情成为萧军晚年一道最鲜亮的疤痕。
她的灵魂在三十一岁的身体消逝时方才褪色一半，还有一半不是忧伤，而是快乐的影子，飞在《呼兰河传》《生死场》等作品里，让人们久久回望。那是一种伟大的力量，关于命运，无关爱情。
所以，萧红的作品从来不是美景如画，但她的根系深深地扎在泥土中，能从一粒饭中咀嚼、品味出甘甜的人，也必然能体会出心灵空间的开阔博大。的确，人生太短，故事太长，不必回眸。
一九三六年，埃德加？斯诺在上海最后一次拜访了鲁迅。当时斯诺夫人海伦？福斯特正在为斯诺编选的小说集《活的中国》撰写题为《现代中国文学运动》的长篇论文。受夫人的委托，斯诺向鲁迅先生询问了二十三个问题。其中的第三个就是：包括诗人和戏剧作家在内，最优秀的有哪些？
鲁迅在谈过茅盾、丁玲等人后接着说道：“萧军的妻子萧红，是当今中国最有前途的女作家，很有可能成为丁玲的后继者，而且她接替丁玲的时间，应该要比丁玲接替冰心的时间早得多。”
这大约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次有人将冰心、丁玲、萧红作为三代女作家的领军人物并提。这年，冰心三十六岁，自1919年发表第一篇小说开始，已经踏入文坛十八年；丁玲三十二岁，1927年以《梦珂》名扬文坛以来，写作生涯也开始了将近十年；而萧红，这时刚刚满二十五岁，初涉文坛不过三年。这样的一个年轻人如此地受到重视，不能不说，鲁迅先生确实独具慧眼。
朋友们眼里的萧红，总是苍白着脸，一副贫血的样子，而尤为让鲁迅夫人许广平吃惊的，则是年轻的萧红那满头花白的头发。萧红一生的确较常人更为辛酸，然而要说是“尽遭白眼冷遇”，用梅志的话说“那是有点夸大的感伤”，因为在得到鲁迅先生亲自关怀这一点上，萧红就远比丁玲要幸运得多。
一九二五年，丁玲在北京陷于困顿苦闷时，也曾给鲁迅写信，不料有人指认这是沈从文的笔迹，鲁迅很是生气，认为是“孥孥阿文”在戏弄他，加之后来胡也频又极不严肃地拿着“丁玲的弟弟”的名片拜访鲁迅，鲁迅当然不会给这个子虚乌有的“丁玲”回信了。
“鲁迅就是没有回信”对丁玲是个不小的打击，她一度有一种被世界遗弃的感觉。她耿耿于怀的是，为什么鲁迅“对别人都是热情的，伸出援助之手，就认为我是一个讨厌的人，对我就要无情”。
丁玲这种没有得到前辈宠爱的怨气当然是一种误会，因为正如她自己所说，鲁迅对于青年一向是热情帮助、无私关怀，真实的鲁迅，大多时候，慈爱且和蔼可亲。
一九三二年，周氏兄弟闹翻，鲁迅搬离八道湾，暂住砖塔胡同。院子里住着俞家三姐妹，老二俞芳那年才十二岁。刚住进来的那阵子，鲁迅没有笑容。
半个多世纪后，俞芳写了本小册子，回忆胡同里的大先生，和三个小毛丫头快乐地笑：有一次大先生给我们讲绍兴女人吵架时常用的“剪刀阵”和“壶瓶骂”，他连说带比画，引得我们笑弯了腰……
一九三四年十月，当鲁迅接到萧军、萧红的信后，不仅很快地回复，且第一次见面就奉送了二十元钱以解两人的燃眉之急。随后，他们之间就频繁通信，后来二萧干脆成了鲁迅家的常客。有一段时间，萧红心情郁闷烦躁，更是天天待在鲁迅家里。
鲁迅不仅在文学上为二萧看稿、推荐、写序，也在生活上关心他们，为他们介绍朋友，不时请他们吃吃饭、解解馋。萧红至少在鲁迅先生这里得到的不再是冷眼相待，而是导师的无私关怀。
然而，时光苟延残喘却无可奈何，一九四二年一月二十二日，正当太平洋战争激战正酣，香港风雨飘摇之际，年仅三十一岁的一代才女萧红孤独地死在香港。
死前一天，由于误做的喉管手术不能说话，她在纸上留言道：“我将与蓝天碧水永处，留得那半部‘红楼’给别人写了。”又写：“半生尽遭白眼冷遇，……身先死，不甘、不甘。”一段传奇的记忆从此留在城南旧事里。